1、我在去年的文章《从土地所有权看三千年中国》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0cdo.html ）一文中提出一个概念：党产官僚制，这是一个专用于描述共惨党治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学概念，起源于马克斯.韦伯描述2000年中国的社会学概念：家产官僚制。
2、与家产官僚制相比，党产官僚制的特点，第一，它摒弃血缘关系的组合（也部分地隐性保留着，但不以此为主导，更不会以此招摇，甚至要千方百计地隐瞒），代之以宗奉某种观念的群体，该群体的领袖在实质意义上扮演了原来的皇帝角色，因此它创造了一种拟制性的宗法制，原有宗法制的那种纵向血缘关系被修改为横向类似于教权制的关系；第二，这种制度也奉行一种官僚制，该官僚制的选拔机制不以平等为特征，不需要考试，但是它的官员几乎全部从上述群体中选拔；第三，党产官僚制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家产制都反对商业。
3、从制度的稳定性角度看，这种党产官僚制避免了原有家产官僚制的一些缺陷，但也新增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4、第一，建立在土地王有和科举制基础上的家产官僚制，在遇到人口迅速膨胀的情况下，无法满足社会对仕途的需求，因此而引发的怨恨难以消除，但党产官僚制不需要考试，只需要加入某个群体即可能走上仕途，并且从中获益；
5、第二，党产官僚制的官僚数量可以无限增加，只要有人愿意加入这个群体，或者通过其群体内的同志推荐、鼓动，总会有新人加入，同时由于它结合了现代技术，可以避免古代社会中央的弱权力状态，而将权力贯彻到它希望到达的任何一个地方，真正做到无远弗届；
6、第三，由于党产官僚制的群（党）产制部分，缺乏强有力的凝聚力，当其所宗奉的观念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原来许诺的成果时，其最初的卡里斯玛将迅速递减甚至完全丧失。党产官僚制与家产官僚制相比，其卡里斯玛的递减速度远高于后者，当该群体的观念衰弱之际，也就是党产官僚制即将转型之际；
7、第四，由于党产官僚制与家产官僚制具有卡里斯玛统治的共性，但是它的卡里斯玛不但容易耗损，而且本身即不足，因此它比家产官僚制更加彻底地反对商业尤其是自由贸易就是必然的，但是反对商业只能带给它一时的稳定，长期实行必然导致经济上难以为继，于是，它最终必须接受商业；
8、第五，当党产官僚制无奈地接受商业之后，理性化的官僚制就会逐渐兴起，因为商业尤其是自由贸易的市场不能没有理性化的规则保护，于是在法律与群（党）产制之间就形成新的矛盾，商业处于不稳定和扭曲状态；
9、第六，党产官僚制在接受商业上，具有不可逆性，即它不可能在无法忍受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再次拒绝商业，因此商业尤其自由贸易将冲破党产官僚制的束缚；
10、第七，党产官僚制在遇到上述两难困境时，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实行全面理性化的官僚制改革，结束党产制，但是在它徘徊期间，官僚群体将蜕变为寡头分赃制。这种寡头制如果都仅仅是为了急功近利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产生，则其最后结果只能是混乱；而如果寡头中存在某一股或者多股力量，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向全面的理性化官僚制转型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最后的结果就要看力量对比以及全社会的配合程度而定。（第2—10条也见拙作《从土地所有权看三千年中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0cdo.html ）
11、在忧思录之九里，我已经阐述过党产官僚制下的高官在经济上不可能如西方理性官僚制下的官员那么清白无辜、基本干净——支持寡头分赃以及被迫参与分赃是他们保持高位的前提条件，因此在从后极权中国转向宪政中国的路途上，我们无法要求在他们内部出现冰清玉洁的政治家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道路，同时体制外的力量也无法成为领袖群伦的改革力量（关于这点详见《从土地所有权看三千年中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0cdo.html ），只能作为推进改革的辅助性、刺激性的在野力量。
12、在这种两难困境中，只有允许并且呼唤“污点国父”的出现，才是对中国未来最理性的改革支持，用我一位朋友的说法是建议他们“立地成佛”。民间的改革推动，不妨奉行两条原则，一方面要不遗余力地传播民主宪政意识，点滴、具体且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宪政行动，另一方面要尽力团结体制内高官加盟，保证他们合理的利益，要求收回他们的不当获益归还国库，但要永久性地保证其自身及其家族的自由与人身安全，打消他们对秋后算账的顾虑与恐惧。
13、从周武王时代开始，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待被鼎革的前朝，都遵循了一种被钱穆先生称为“存祀主义”的态度，“祀”就是祭祀，存祀就是保存祭祀。以古代的天命论，就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是因为其天命已尽，于是后来者应当尊重其原有的领袖之死后尊严。清代统治者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好，多尔衮入关之后，派兵把守明十三陵，以防破坏，相比之下，李自成进北京城之前放火烧陵，显然缺乏一个新王朝的气度。清朝立国之后，康熙皇帝曾经专程到南京祭拜明太祖陵，这都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
14、周武王所开启的“存祀主义”到民国之后被破坏，始作俑者是冯玉祥，他将溥仪轰出紫禁城，便是对“存祀主义”传统的一大破坏。而到共惨党时代，清洗国民党时代的人、事在历次大众运动中已是家常便饭。
15、共惨党的这种治理方式最大的受害者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如果一旦他们被推翻，人民会在他们长期推行的仇恨哲学、斗争哲学以及暴力文化熏染与教唆下，对他们反攻倒算、掘墓鞭尸。
16、一旦出现上述景象，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其所引发的内斗极有可能恶化为流血漂橹的内战——便是王力雄先生在其名著《黄祸》中所描写的恐怖景象，为此，当下之际，必须要放弃斗争哲学、仇恨教育、暴力文化的共惨党传统，为了保证最广大的共惨党员成为改革的同盟者而不是反对者，对待共惨党犯下的历史罪行以及现实罪恶，不能用上述方式来对待。
17、如果斗争哲学、仇恨教育、暴力文化的60年恶果不消除，共惨党内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改革家，不但不可能，甚至还会出现变本加厉、反对根本性改革的高层官僚群体。
18、当代国人心之堕落与败坏，远较晚清为甚，虽然国际环境显然比那时候要好一些，但涉及国内变革，本国的状况无疑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转型的社会整合力远不如晚清，钱穆先生所谓晚清政府垮了，但社会没垮，所以政府倒台并没有引发全面动荡，倒是袁世凯、孙中山之类不成熟的政治家以及军阀们给民国带来一系列灾难。当前中国是与晚清相反的状态，共惨党花了30年时间彻底摧垮社会，使得社会处于完全不能自由联合与自治的状态，虽然政府还在，但社会在本质上不存在，一旦政府垮掉，就会天下大乱。因此，为了和平，共惨党政府暂时不能垮，然而如果它继续如此腐败，民不聊生以及无处不在的不公正会导致它被暴力强行推翻，那时候，缺乏自我整合力的社会就容易陷入万劫不复之长期动乱恶境。
19、如果共惨党高层不能带领中国进行真正的民主宪政改革，单纯依靠民间力量不可能完成这场重大的制度革命。官方恐惧于自身被秋后算账，民间不肯原谅统治者过往以及现实的罪恶，一旦这种囚徒困境被逼到最后犄角，改革也好、稳定也罢，都将香消玉殒，代之而来的必是大动乱，而它的后果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悲惨的一场长期浩劫，其生命损失极有可能会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历代内乱损失的总和。
20、民间不能对改革失去信心，要不遗余力地温和而坚定地去推动宪政改革，其所引发的效果不仅仅是民间意义上的改革推动，同时也会逼迫共惨党内有识之士在同归于尽与改革之间选择，同时应该给他们以制度化宽恕的承诺。
21、与家产官僚制的帝制时代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党产官僚制性质，决定了体制内的高级官员在权力和财富地位上，类似于晚清的王室成员和重臣，缺乏血缘联系的这个党产核心群体，只有被视为类似王室及其重臣看待的时候，他们所处的囚徒困境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才能被清晰地烛照和理解——既然袁世凯可以全票当选大总统，中共党内高官（无论是一人还是多人）如果愿意成为改革的旗手，只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下权力受到合理的正当制约，再度手握重权又有何不可？在民国政府，袁世凯就是一位“污点国父”，宪政中国也可以甚至必须有“污点国父”——如果我们不想跟现有官僚集团在兵荒马乱的大浩劫中同归于尽的话。
2008年11月15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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