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是思想者的改革，也是殉道者的改革。但它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回归圣经的运动。
威克里夫是宗教改革的晨星，而胡司则以他的血印证了新教的教义。
宗教改革涉及三大主题：教义、教会治理（圣礼）和圣经。本文所探讨的是涉及教义的突破。
1、救恩论——因信称义：关系到人的价值，个体的终极意义，赋予个体的人终极意义，这是人文主义运动从来不曾达到的。
关于称义的辩论，其时源于5世纪早期的伯拉纠争辩，就是发生于奥古斯丁和伯拉纠（Pelagian）之间的辩论。
奥古斯丁认为人深陷罪中不能自拔，所以救恩只能来自人以外，“上帝介入了人类的困境……籍此施行拯救。”因此，奥古斯丁将恩典置以核心的位置，因此被称为“恩典博士”。
“伯拉纠认为救恩的源头是在人类之内。个别的人有能力拯救自己。他们不是被罪所困，而是有能力来成就一切藉此得救的事情。救恩是可以藉着好行为来赚取的事情，由此使上帝对人类负起义务。”人类通过尊行十诫来成就救恩。
“赖功得救”还是“赖恩得救”是这两者的根本区别。
由阿奎那的神学可见，中世纪的神学已经远远地偏离了保罗和奥古斯丁，滑向了皮拉纠。
“在宗教改革时代，路德深信大部分西方教会都失却了‘上帝恩典’的观念，进而依赖人为的自给自足。他因此视自己的任务为重新呼召教会，回到奥古斯丁的观点。”（58页）
惟名论（新路派），奥卡姆的威廉是代表人物，他通过剃除自然与恩典的一切关系的方式，对院主义发动了致命的一击，但是，他的救恩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新路派坚持类似于皮拉纠主义的立场。
而在中世纪的晚期，在欧洲神学界，有一种新奥古斯丁主义的思想在传播，就是认识人得救的原因不在人本身之中，而在人之外。这种新奥古斯丁主义是路德改教的先声。
中世纪晚期，称义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一个人，我该怎样行方能得救？”
路德早期的称义观是人本的，他承认恩典的需要，但是他“讲授说上帝施恩给谦卑人，所以凡是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就自然可以被称为义。”（72）如果个人满足称义的基本先决条件，上帝就有责任称他们为义。
但是路德很快因为“上帝的义”这个观念遇见了关键性的障碍，这个观念指向上帝不偏私的神圣属性，特别与他的神圣审判相连。
路德越来越发现自己无法满足称义的先决条件。“（路德似乎）渐渐采纳奥古斯丁的锐见，主张人在其罪性中如此受困，以致除非有神的介入，人是无法自拔的。”（74）
路德尽一切所能，作成一切要成就救恩的事。（参见P74）
上帝是公义的，因此上帝无法赐给他救恩，这样，上帝的义就转向与人为敌！由此人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我个人认为，先认识上帝的审判之义的人，才能认识上帝救赎中的义。否则当代的神学过分地强调了人的慈爱，强调上帝愿意做罪人的朋友，而不认识上帝的公义。认识上帝救赎的义，需要以认识上帝的审判之义为起点。这样，基督的救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而信也就显出它的伟大。
对于路德来说，他对于救恩陷入了绝望，由于陷入焦虑。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高塔经验，（75-76），人借上帝所赐予的信而得生命，此积极审判罪人的义，变成了上帝饶恕罪人的义。“最后，正当我夜以继日地默想这些字的关系时：‘上帝的义正显明出来，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就是义人藉此靠着上帝的赐予（信心）而存活的基础；而此句‘上帝的义正显明出来’指的就是这种消极的义，乃恩慈的上帝藉信称我们为义……这马上使我感动好像再生一般，好像我穿过了打开的门进入了真正的乐园里……”
路德的发现只是归回了奥古斯丁的教导，但是他却是独立地完成了这个突破。日后他为此突破兴奋不已，并以得自由后的欢喜，对抗天主教会。（加1：11-12）。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新启示”，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对于真理有生命的崭新体会。
“路德的突破却包含了承认上帝提供一切称义的所需，以致罪人所需要作的就是去接受。”（78）
“路德视好行为乃称义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称义的原因。路德非但没有摧毁道德……信徒表现出好行为，乃是对上帝饶恕他而作出的感谢行动，而不是原先要使上帝宽恕他的企图。”（79）
1215年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宣布：“不论男女信徒，凡达责任之龄的，均应忠实地亲自向其神父告罪，并致力作出所定的补赎。”麦格夫评价说：“故此神父与补赎礼二者均被坚定地确立为中世纪程序的一部分，而上帝便被理解为通过在地上所委派的代表人与途径来赦免罪恶。”“因着教会对悔罪者与神父二者在补赎礼中具体贡献的含糊态度……救恩被广泛地视为一些可以透过德行而赚取或换取的东西。”（81）这特别与赎罪券相连。“教会建制与其庇护者的许多权力与收入，实际上与这些观念的实践与信念的持续均有关连。”
由此，教皇、神父，整个中世纪的教会制度和神职人员的功能受到怀疑。继而路德产生了信徒皆祭司的观念。
2、改革宗对于上帝主权与预定的观念
1519年至1520年瘟疫中，有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死于瘟疫。茨温利需要安慰临终者，他很难顾及自己的安危。“当死亡临近时，茨温利似乎醒觉到他生存与否全是由上帝作主，他只不过是全能者手中一件无助的玩物。”（88）
在《瘟疫诗》中茨温利“怀着粗朴的决心来接受上帝为他所预备的一切”：
凭你意行
因我无缺
我乃器皿
或修或毁
由此诗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上帝旨意的完全降服。
“路德的神学至少在开首时是极受其对上帝称（一个罪人）为义的经验所影响，那茨温利的神学则几乎是完全由他对上帝绝对主权以及人类完全对其的依靠观念所塑造的。”“不论人得救或灭亡，全皆是上帝自由地在永恒中做出他的决定。”（8 9）
路德神学的高峰经难“为藉信心称罪人为义的应许”；“对于茨温利来说，圣经基本上是关于上帝的律法、行为戒律以及管治的上帝对其子民的要求。”
宗教改革的核心是“人的无能与上帝的全能”，加尔文所叙述归正经验也证实了此点。
预定论在加尔文的继承者中被强调，并且被发展。“可是恰恰相反，后期的路德宗主义却将路德1525年对神圣预定论的理解置于边缘地位，宁愿以人对上帝的自由回应，而不愿选择神圣主权对个别人的拣选为架构。”
改革宗教会的拣选教义，使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群体，拥有特别的使命。带来了全世界改革宗教会的惊人发展，而路德宗只限于北欧。这就是不同的观念所结出的不同的果子。
路德惟独因信称义和茨温利、加尔文的预定论强调了奥古斯丁反皮拉纠著作的不同侧面！神本与人本之争，这是教会历史上最根本性的问题。
3、众民当重新得力
其实路德的经验正是人文主义运动所追求的。它们追求通过阅读古典的著作，重新经历古典时代的生命经验。而在基督教中，这种体验的获得不在乎人智慧，而在乎上帝的怜悯，因为他是一位永活的真神，他能随已意更新我们对他的经验，使我们重新得力。在我个人的阅读范围内，我发现，那些历代基督教信仰革新的巨人，都常常经历过这样的灵性荒野，经历过艰难的挣扎，也在孤独中靠着上帝的恩典完成了信仰上的关键突破，他们的突破的结果，更新了一个时代的信仰的灵性活力，它带来思想范式的更新，也进而带来巨大的属灵革新和社会革新。这样的人除了路德和加尔文，还有司布真、爱德华滋、班扬等人（见新出版的相关传记）。
因此，我们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理解，需要亲自去经历，在经历中认识圣经的话语，并且带出鲜活而深刻的属灵经验。当人与上帝的关系中陷入困境中时，也常常是实现信仰突破的时刻。
宗教改革强调人的全然败坏，与救恩荣耀全然归于上帝的重要性，它使文化能够从根基上被更新，任何文化更新，如果不是导向直接或者间接地有益于救恩的传扬，那个更新都是值得重估的；同时在一个文化里将荣耀单单归于上帝，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个归荣耀于上帝的文化必是蒙祝福的文化，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