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近来国内大事频发，既有天灾又有人祸。这些事件都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几乎无人对此有所预期和准备，也没有现成的法律、习俗、惯例或者制度能够用来指导人们的行为。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的挑战，很多地方都陷入混乱。老一辈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默顿等都对这类情况非常忧虑，称之为“失范”。失范者，无范可依也，人们茫然不知所措，很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病态扭曲。 可是就在没有明确的、针对的规范的情况下，人们自发组织了一系列社会活动，有效填补“失范”留下的真空，继续推动社会机器有力运转。以这次地震救灾为例，在很多权力机关没来得及投入和注意的地方，个人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经济社会学对这类行为称之为“集体行动”，直到晚近才有对此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 过去，经济学主要关注个人行动。经济学家相信，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人总是理性的，按照自己的偏好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即使存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人们也会在制度中发挥自己的才智，为自己谋求最多的福利。 反过来，社会学则关注明确、统一规范下的人类行动。社会学家注意到人是社会的人，必须在符号作用下有机地团结在一些社群周围，诸如家庭、社区、宗教团体等等。社群中的人有可能集体行动，但只有明确规范、明确价值、明确目标下的集体行动才有意义，否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能保证行动的一致性和持续性。 服饰的时尚也有可能是一种集体行动。比如某种颜色、某种款式的衣服一夜之间风靡全城，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但是时尚往往缺乏意义，这就使得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无法被长期固定。若是给它赋予一点符号意义，比如穿非动物毛皮衣物以支持野生动物保护，比如穿唐装以支持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行动就有更大可能保持延续。 地震发生二十多天，最痛苦的时期已经过去，它对我们心灵的震撼逐渐从最直接的伤害转变成为符号。我们终于可能从一种压抑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将地震作为一种外在于自身生命的客观事件来看待。这时总结地震之后集体行动的模式和绩效就很重要。柏拉图曾说，人的大脑如同一架马车，由“情感”和“理智”两匹烈马拖曳前行。现在到了让“理智”把我们拖回正规的时候，这样才能揭示这个社会在危机过程中的动员和组织机制，也有助于理清下一步灾区重建的思路。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缺乏自我动员、集体组织的经验和经历。有学者指出，中国人的政治冷漠水平在世界上也居于前列，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公共问题毫无兴趣。这也是社会上普遍存在对年轻人精神状况表示担忧的原因。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也都普遍缺乏吸引民众参与的公共空间。 2001年9月在北京、上海、黑龙江、新疆、四川及广东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公民对社会现状的综合满意度只有2.9（很不满意为1，不满意为2，中性为3，满意为4，很满意为5），即低于中性，总体状况满意度不容乐观。中国公民对“腐败官僚主义”、“失业下岗人数增加”、“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农民负担过重”和“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一直表示严重担忧，这种心态加重了他们内心的无力感和无奈感，继而对公共生活产生心理距离。 但是缺乏日常性的集体参与的实践，并不意味着不能突发产生有组织、有秩序的集体行动。在经济学的理性人和社会学的社会人之间，总是有一块盲区。人们有时在缺乏目标和清晰意义的情况下，也会不顾理性地集体行动。这一点绝非偶然，而且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并非意义引导下集体行动，而是集体行动地寻找意义。早就有很多学者批评说，在当下的中国，打着“爱国”旗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空洞无物的思潮，它并没有具体的制度层面的诉求。但是这种空洞的民族主义思潮却并未因此而减弱消失，反倒一浪高过一浪，这种思潮正是在具体的行动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且，一旦这种民族主义找到有效的目标，就会发挥出巨大的力量。而这次，民族主义无疑找到了这种目标。 斯梅尔瑟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些集体行为看作社会科学的“例外”、“噪音”、“泡沫”。主旋率和噪音只是相对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噪音”之中，就足以把主旋律边缘化为噪音。在这次救灾过程中，自发的集体行为变得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支配传统的理性行为，比如直接扭转了大众媒体的传播策略。所以我们不仅应该研究这些噪音，还应该详细分类，探讨不同形式集体行动的机制和成效。 按照斯梅尔瑟的看法，集体行动至少可以分为四类：群众性，公众性，大众性和运动。 第一种群众性集体行动，指得是不同个人在共同情感的驱动下进行的行动。法国学者勒庞就很鄙视这类行动，称所有行动人为一群动物情感驱使下的乌合之众，他们用集体行动来掩饰自己的愤怒和恐惧。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动物情感驱使固然没错，可动物情感未必只有愤怒、恐惧，还可能包括同情和爱。这些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一样能在人群之中弥散开来。 第二种形式是公众性集体行动。公众性行动的特点是情感无涉，只讨论单一问题。公众并非指向所有个人，只是对那些有兴趣讨论公共话题的人才有意义。下至社区物业管理，上至国家选举，公众对公共事物进行参与讨论，这样就构成了公众性集体运动。这种形式的集体运动有助于得出经过反思批判的社会目标，也能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是最有建设意义的一种集体运动。 第三种则被称为大众性集体行动。它与前两种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种都是以个人方式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而这第三种则要更多求助于大众媒体，诸如报纸、电视和网络。这样一来，个人的声音透过大众媒体被放大很多倍，产生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个人声音透过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取得的效果也未必如同事先所设想那样。在传递观念的同时，一个人的其他细节也被大众媒体放大后一同传播，很有可能宣传不成、反为闹剧。 最后一种集体行动又被称为社会运动，比前三者的规模都要大很多。社会运动一般都需要有明确口号和目标，如支持女权主义、支持同性恋等等运动，慢慢煽动起来，最终可能席卷整个国家，持续很长时间。 地震发生以后，理智支配的“政治冷漠”马上被情感支配的“政治热情”所取代。人们短期之内经历第一波情感是“悲痛”和“恐惧”。亲身经历地震的人，都会牢牢记住来自地底深处的嘶吼和震后的满目疮痍。而那些没有经历地震的人，也会感到心有余悸。有人说，地震不但夺去数万人的生命，同时也造就了十三亿的幸存者，心理创伤同时附加在十三亿人的心上。 哀恸情感之后即是“拯救生命”。已有太多案例表明，地震之后，震区附近的人们就开始搜救工作，大批志愿者从附近的成都、重庆等地赶往灾区。无数人停下工作，不顾危险、不计成本地赶往灾区，成都的救灾物资马上被抢购一空，而灾区附近的交通拥堵反而成为当时最大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首善”陈光标，在获知地震情况以后，带领60台工程机械，千里迢迢直奔灾区，几乎与军队同时到达。与此同时，红十字会以及其他慈善组织在短期内筹集到巨额捐款和大量物资。在此期间一直有专家学者对红十字会的财务运营状况提出批评，但是绝大多数民众仍然向红十字会捐款。一个普遍共识是，虽然知道红十字会不可靠，但如果不捐钱捐物，良心上就过不去。 媒体在这次救灾过程中的表现颇值得玩味。事实上，在大量民众自发投入救灾的同时，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反应。震后的一两天，灾区以外的很多媒体只是简单地刊发了地震消息，并不认为这次地震足够重要，也不准备打乱原有节目安排。后来发现情况不对，所有读者都在通过网络了解情况，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传统纸媒纷纷失语，这才及时调整策略，把全副精力都投入救灾报道。 按照斯梅尔瑟的集体行动理论，较大规模的大众性集体行动必然要更多求助于大众媒体，诸如报纸、杂志和电视，需要大众媒体将一些信息放大，然后才有集体行动。事实上，在这次地震发生一周以后，我们确实逐渐看到大众媒体和集体行动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推究起点，大众媒体反倒是被集体行动强迫着转变了自己原先的计划。 这次地震改变了很多人对政府职能不力的印象，迅速自发的集体行动也缓解了政治冷漠，这些无疑都是社会的进步。然而灾后重建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依靠短期内自发的热情来解决所有问题。如何从应激性的集体行动转换到日常性的集体参与，这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值得学者思考研究的问题。 每一次集体行动都是一次社会进步的契机。集体行动总是在寻求突破方向，摆脱不合理的制度约束，指向权力机器力所不及的地方，能够帮助社会朝向更有效、更公平、更多关爱的位置运动，达到更好的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