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大使馆的办公室内
1946年，司徒雷登离开他任教近27年的燕京大学，重返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开始了让他刻骨铭心的第二次南京之旅。
●是谁，推动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究竟什么原因，促使他在70岁高龄作出如此重大的选择？
●大使司徒雷登与教授司徒雷登有什么不同？
●渡江战役是夜，司徒雷登在干什么？
●司徒雷登在南京留下哪些踪迹?南京又给司徒雷登留下什么遗憾？
共产党改变了司徒雷登的人生轨迹？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葛腾飞教授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要从他的秘书傅泾波的一个建议说起。
1946年4月底，司徒雷登从美国返回上海，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处理完教会和其他事务后，本想立即返回北平，但傅泾波却建议他，何不去南京看望一下老朋友蒋介石？
于是在5月下旬，司徒雷登同蒋介石夫妇会面了。蒋介石和司徒雷登一见面就用浙江话讲个不停，有说有笑，气氛融洽，宋美龄不免有点失落，因为趁着外国人到来说上几句英语，这本是她的乐事之一，如今竟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幸好，善解人意的傅泾波马上用英语向她问长问短。
后来宋美龄终于有机会和司徒雷登交谈了，她问司徒雷登：“你和马歇尔熟不熟？”司徒雷登笑答：“久闻大名，但还没有见过面。”蒋介石立即建议他见见马歇尔，并派车把他送到马歇尔处。
司徒雷登同马歇尔接触了几次之后，突然被告知，经马歇尔的推荐，他已被美国国务院选中，想让他担任驻华大使，顶替赫尔利辞职归国后留下的空缺。司徒雷登乍听之后惊慌失措，连忙婉拒，他认为，对于教育和传播福音，他是内行，而搞政治是外行。但经过思量，他又答应了。
那么，马歇尔为什么要选择毫无政治经验的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呢？
葛腾飞教授告诉记者，马歇尔最初选择的并不是司徒雷登，而是魏德迈，但周恩来登门造访马歇尔，表示希望能推举一位没有政治偏见、理解中国和平统一的人来担任大使。周恩来认为，魏德迈和蒋介石关系密切，是使中国内战激化的人，随后他推荐了司徒雷登。马歇尔经仔细推敲，决定改打司徒雷登这张牌。
于是，1946年7月，已70岁高龄的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因而被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中国政治。他在南京的生活，也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
重返南京后发现一切生活都变了
30年前，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时，这个能说一口流利南京话的外教，得空时喜欢和友人一起流连于南京的明城垣、紫金山、秦淮河、乌衣巷，青山绿水，海阔天空，过着惬意而充实的日子。30年后，成为大使的他又会有怎样的生活呢？
可以想象，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的政治生活是多么的忙碌，每天有开不完的会议，斡旋于各党派之间，又要很好地贯彻美国当局的意图，作为一位70岁高龄的老人，他心力交瘁。由于时局风云变幻，他特殊的身份，使他的一举一动俨然成为美国的意志，并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生病了，“委员长派来了他的私人医生。医生含糊其辞的话为聚集在四周的新闻记者提供了可以任意发挥的材料……新闻记者采访不到什么政治消息，便对我的病情以及蒋夫人或马歇尔夫人送给我的精美食品等，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
在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中，还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通常是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去拜访马歇尔将军。他总是一吃完晚饭就在自己家里放映一场电影，以消除接连不断的会谈给他带来的疲劳。我一般也留下来看电影……中国报纸报道说，一定在讨论某些重大事情，因为有人看见我下午五点五十分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家，直到十一时方才离开！”
可见，司徒雷登再也无法像当年那样，在南京随意地出行游历。他的公众以及个人生活都必须谨慎细微地进行着，否则事态就会被臆测扩大。
那么，司徒雷登作为大使，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生活，那些地方今天又做何用呢？
文革时在地下室发现司徒雷登留下的奶粉？
1946年7月，司徒雷登刚刚赴任时，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在原上海路82号，也就是现在上海路南东瓜市1号。每天上午8点，他都准时经过门口的廊柱，进入办公室开始一天的繁忙工作。对于在此处的工作生活经历，司徒雷登是没有多少留恋的。一来，这处原来是1936年9月，美国政府首任驻华大使詹森建造的大使馆，司徒雷登所用的办公室、办公桌椅，甚至包括他居住的屋子都是詹森所使用过的；二来，司徒雷登在此居住的时间实在是短暂，一个月不到，他就搬走了。因此在他日后的回忆录里，对此处只字未提。
2008年11月20日，记者寻到上海路南东瓜市1号，发现这里现在已是南京市第二幼儿园的所在地。幼儿园门卫胡师傅把记者领到一块南京市文物局放置的地碑前，只见上面刻有这样一段文字：“……1945年后为美国驻华使馆公寓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胡师傅还告诉记者一个小故事，由于人们对这栋建筑的好奇，文革时有人不断前去“探秘”，结果除了在地下室发现一些美国人留下的奶粉外，什么都没找到。
第二个工作之地已成宾馆
从上海路迁出之后，司徒雷登就来到了西康路18号（现西康路33号）的大使馆办公。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离开中国，毫无疑问，对于这栋建筑，他是充满感情的。
南京民国建筑专家苏克勤告诉记者，西康路美国大使馆馆舍建于1946年，由三幢造型相同、规模相等的西式楼房和三幢西式平房构成，依山坡地势而建。
如今的西康路上，两旁的梧桐树整齐排列，在秋风中盘旋而下的落叶轻盈诗意。33号的门廊上红色烫金大字写着“西康宾馆”。不过置身美国旧使馆，却了无司徒雷登的印迹，只有一座当年留下的西式基督教祭台。
那么，司徒雷登是否和在上海路大使馆时期一样，就居住在办公地点呢？
司徒雷登在南京的最后一个家在哪里
苏克勤告诉记者，大使馆搬迁至西康路之后，司徒雷登就住进了青岛路35号的公馆（现为青岛路33号）内，每天由大使馆的专车接送上下班。该建筑坐西向东，为西式带阁楼三层风格建筑，有别墅式洋房一栋和西式平房2栋。据说，南京解放时，陈毅等解放军高级将领一度也在此居住。
就是在这里，作为鳏夫的司徒雷登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体贴相助，他在回忆录中说，“巴特沃斯夫人、克拉克夫人和使馆其他工作人员及其夫人们对我这个孤身的没有经验的鳏夫也体贴相助。事实上，我不久就感到他们好像是我的新的家庭成员似的。”
如今的青岛路33号为华达宾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走进宾馆，向右拐弯有一处军管区，可能会和记者找寻的目标有关。
记者按照他的指引，看到了一处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地方。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立在那里，门已锁上。记者叩门，无人响应。据知情人介绍，这里就是司徒雷登旧居，现在是一位已故首长家属的住宅楼，没人近距离地看过这栋房子。记者只好走到扎满了铁丝的围墙边，透过铁丝网的空隙艰难地看向这栋建筑，依稀中，只觉得一段段历史扑面而来。
司徒雷登留给梅园新村的三件遗物
司徒雷登在任大使之前，就和中共领导人有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周恩来，尽管在原则上，他与司徒雷登针锋相对，但是谈判之余，他与司徒雷登却以朋友相待。
1946年11月，蒋介石执意在南京召开由国民党一党支持的所谓“国民大会”，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离开南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让负责外事的王炳南将一些礼物赠送给司徒雷登，其中就有一尊精美的仿明五彩瓷花瓶，瓶上绘有“八仙过海”图。司徒雷登离开南京之时，有许多物品无法带走，但这尊花瓶被他带回美国，并且数十年珍藏着，视为珍宝。他生前多次嘱咐陪伴在身边的傅泾波：“余过世后，此物应当归还原主。”
1988年，时年89岁且卧病在床的傅泾波，委托女儿傅海澜将花瓶护送回国。行前他还分别给邓颖超和梅园新村纪念馆写了信，托女儿带来。
据梅园新村陈列保管部曾主任介绍，司徒雷登的“物归原主”应该是将花瓶归还给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但邓颖超决定将花瓶赠送给梅园新村纪念馆。1988年5月26日，在梅园新村30号庭院里，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花瓶交接仪式。由于此花瓶维系了很多的历史名人和事件，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曾主任还介绍说，2001年8月，傅海澜女士二次回国，再次向梅园新村纪念馆捐出一件物品，是1946年7月中旬司徒雷登到任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前往祝贺并签名纪念的签名册。
2003年，傅海澜第三次回国，又向梅园新村纪念馆捐出了一件镶有红木边框的延安石雕，这是1946年中方同花瓶一同赠给司徒雷登的。
苏联大使为何在司徒雷登之前就走了？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南下请求，坚持留在南京。司徒雷登这么做究竟为何？
葛腾飞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已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开始后悔当初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政权，而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美国政界要人的心态。所以，当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时，立即得到响应。对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试图同中共接触的意图，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回电“不要表示拒绝”。
司徒雷登留下来了，但苏联竟让其大使馆随南京政府迁到广州。苏联的行为耐人寻味，斯大林究竟打着什么算盘？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孔钢老师告诉记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使得苏联做出了如此举动：第一，1945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于苏联从已签条约中获益匪浅，因此它担心一旦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破裂，势必会影响自己苦心经营的国家战略利益。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苏联无论如何不会给国民党政府以借口来撕毁这些协定；第二，苏联在此期间是和国共双方都打交道的，因为斯大林也没有把握，到底谁最终能控制大局。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苏联甚至还派特使劝告中共，不要渡江，可以划江而治。
1949年4月23日深夜，解放军渡过长江，直入南京。在这南京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刻，司徒雷登在干什么呢？那一夜，他睡得着吗？
司徒雷登在解放军进城那一夜
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写到那一晚他具体做了什么、心情又是如何，但是从他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那晚他睡着了，因为他已经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在第二天早上，却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中说：“第二天早晨刚过六点半，我从卧室的开门声中惊醒过来。只见几名武装士兵走了进来。我大声呵斥他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退了出去，有一两个士兵还气呼呼地嘀咕了几句。我跳下床，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那群大约十到十二名士兵走了回来，他们的发言人十分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好奇地四处瞧瞧，没有加害于人的意思。他问我懂不懂他的话，我说懂。他又重复了他的保证。由于看出我不太友好，所以他就领着其他人出去了。”
4月25日晚上，美国之音加以渲染地播出了“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消息。毛泽东敏锐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亲自起草了电报，批评“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不好”，“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
南京给他留下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那么，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最终目的达到了吗？面对他的，将是怎样的境遇？葛腾飞教授告诉记者，因为美国政界决定放弃中国，将战略重点放在日本，因此美国国务院要求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前离开中国。
晚年的司徒雷登常常念叨着，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平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
但司徒雷登骨子里还是个牧师，害怕说谎遭上帝惩罚。所以，1949年的司徒雷登听从了美国政府的安排，做好撤离准备。中方同意傅泾波随司徒雷登赴美，并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为傅泾波特制了一本蓝布面烫银字的普通护照，同时通知上海警备部队、华东军区“嘱沿线部队知照，勿予射击”。
1949年8月2日早晨，南京市军管会派三人到明故宫机场监督放行。人和行李都上完后，飞机向机库方向开过来。我方三人当即站到机库前的跑道中间，伸手示意飞机立即停下，旁边的解放军战士端枪戒备。机舱门打开，我方一人登机查验护照后下机，挥手放行。
司徒雷登送到机舱门口，向我方三人招手表示道别，我方人员背手叉立，直视司徒雷登，不予理睬。司徒雷登讨了个没趣，这多少让他有些尴尬，讪讪地回身进舱，
就这样，司徒雷登带着无限遗憾的心情，“乘使馆的两架飞机中一架小而旧的飞机”，飞离了南京，离开他生活了55年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