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余杰 （北京）
没有信仰，就没有对明天的盼望；没有信仰，就没有言说真理的勇气；没有信仰，就没有用爱来改变世界的信念。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七节
一、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者探求自由的源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主流知识界倾向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知识界对民主持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推崇，将民主当作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最佳药方。以方励之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四大导师”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的社会批判意识，以《河殇》为代表的历史及传统文化批判，以《山坳上的中国》为代表的民族忧患情绪，以刘晓波“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最决绝的表达，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破裂了。应对着此后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知识界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分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态势，即“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新儒家拥抱皇权”和“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这三种不同的信仰皈依、价值立场、政治策略及人生路向，形成了互相对立和冲突的局面。此三者的消长和兴衰，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第一个趋势是“新左派走向法西斯主义”。新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校园，是一股以积极的革命为方向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左派政治势力。其理论代表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的伦敦学派。西方的新左派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激烈批判，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制造出波及欧美各国的“反叛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层面的努力失败之后，不得不退回校园、退回象牙塔之中。这一思潮虽然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但在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新左派思潮诞生并存在于西方社会，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也成为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但是，当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想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则完全变味，成为中国的御用学者用以向官方献媚的、官方也乐于利用的学说。
中国与西方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面对的是“前现代社会”一党独裁的政体。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汪晖、胡鞍钢、何新、杨帆、王绍光、韩德强、崔之元等，并没有西方新左派那种基本的真诚和勇气，不敢面对一党专制这一要害，而巧妙地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主义”。他们声称，亚洲有亚洲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他们对基督教价值亦持否定态度。这种“盲点”和“看见”，是其精心算计的结果。新左派的“中国特色”还在于与民粹主义结合，迅速走向法西斯化。他们呼吁中国出现“铁血领袖”式的政治强人，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实现帝国梦想。在国际事务的表达中，某些新左派频频鼓吹先发制人地发动对台、对日的战争，甚至公开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以及北韩金氏家族，称这些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捍卫了“穷人的正义”。这些言论已经丧失了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
第二个趋势是“新新儒家拥抱皇权”。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价值，是为“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方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他们与权力保持距离，试图摆脱儒学附属于权力的命运，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真诚。而“新新儒家”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共当局鼓励下出现的新式官学，又将儒学拉回昔日“帝王术”的位置，其代表人物有季羡林、杜维明、蒋庆、甘阳等。二零零六年被称为“儒家文化复兴年”，但此种复兴仅仅是“表演性”的复兴，如各大学建立国学院、与西方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地方政府主导祭孔及祭黄帝和炎帝陵的大典、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等。背后可以看到政府支持和商业运作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有提倡儒家学说的人士建议重新恢复儒学的官学地位，甚至试图让统治者将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儒家只是一种伦理学和权谋术，并非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征收“儒教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还设想收罗明清两代皇室后裔和孔子后裔成立所谓的“元老院”。某些以“当代诸葛亮”、“当代王阳明”、“当代曾国藩”自居的“儒学大师”，争先恐后向官方献计献策，希望官方实施“王道政治”，呼唤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权的“明君”的统治。这倒恰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当局之下怀。还有一名以“戏说论语”创造中国出版界奇迹的女教授，将为人师表的孔子改造成忠诚的国家主义者。当她的女研究生在学业的压力下自杀时，她却冷漠处之，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党代会。此类传统主义者对皇权的臣服和拥抱，以及人格的卑劣和虚伪，在此细节中暴露无遗。
与前面两个取向截然相反的第三个趋势，是“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自由主义者归信基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传播和蜕变的崭新格局，也是上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美好祝福。（这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必须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审视，与西方学术界的定义迥异，特指批判一党独裁，呼吁个人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众多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呢？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却丧失信任与契约、谎言肆虐、仇恨孳生。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再对人性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乐观想像，对包括自我在内的人性的败坏有了深切的体认。
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主义的洗涤以及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后，以“人本主义”为新的偶像崇拜，忘记了人类作为上帝被造之物的身份，刻意回避自由价值中的基督教信仰之维，甚至将“上帝”视为“自由”的对立面；那么，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恰好没有此种“政治不正确”的压力，他们生活在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氛围的环境中，反倒更能接受超验的真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并在信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在诸多自由当中，原先最不受重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他自由（如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游行、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的基础和前提。他们进而体认到，圣经是自由的源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探讨人类“自由”的著作，不是洛克、柏克、阿克顿和哈耶克们的著作，乃是圣经。
“自由”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自由让人迈向完美，将理想转化为实践，使成圣的意义落实。使徒保罗说过：“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整个人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由是贯穿所有观念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自由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人类最基本的特质和权利便是自由，其次才是理性——因为人类有自由去选择非理性的生活。 圣经的自由观，极大地变了中国当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必然积极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正如德国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全面性的自由的体验——上帝是我们无尽的自由！所有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拥有盼望的人，必须互相接纳并且为百姓的得释放努力。自由是一种释放，要得释放必须先听来自深处的呐喊。来自深处的呐喊从那些饥饿的、被囚的、遭破坏的、残障的人的口中传到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我们的自由之钥在他们那边，只要他们不得自由，我们也无法真正自由。今天许多人着力于“保障自身的自由”，然而，自身自由的最佳保障乃是释放那些在我们的宰制和冷漠下受苦的人。
我们目前在历史中所享有的自由，只是从为奴的光景“出埃及”，并且经过漫长的旷野，但是尚未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的灵性生活与自由紧密相连，一个患得患失、忧心忡忡的基督徒，便生活在不自由当中。基督徒的自由是个人的生命体验，每个人都独自面对上帝的审判与恩典，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是个体性的；基督徒又是处于社会的人，必然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其自由又体现为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共事务。换言之，自由既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确保“群己权界”的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持久的自由形式一定有它所属的处境，自由也必须在这种处境中方可彻底实现。用神学家马哈比的话来说，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透过其他人的存在，为自由的体现赋予具体的内涵；这不但是为了自由的体现，也是为了我们人格的完成。我们惟有在别人身上，藉着与别人建立关系，并透过别人的生命得着最大的满足。
二、如何从“逍遥”走向“拯救”
保罗曾经对那些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中的人们发出呼吁：“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当我读到保罗的呼吁时，不禁想起了燕京大学的校训来。揭露萨斯真相、并就“六·四”屠杀发表公开信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燕京大学的一名毕业生。蒋医生告诉我，他之所以决定不顾后果地说出真相来，跟青年时代在燕京大学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燕大的校训影响了他一生。燕京大学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教会的支持下，在北京创办的一所大学。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十几所教会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短短几年间，所有教会大学都被关闭，燕京大学也被合并到北京大学。当年燕大的校址，即“燕园”，成为北京大学新校园的一部分。燕京大学虽然隐入历史深处，但其精神却传承下来。那么，燕大的校训是什么呢？是朴实无华的九个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蒋彦永医生虽然不是基督徒，却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教导，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九个字呢？
因此，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因真理、得自由”之后，还应当“以服务”。也就是说，“以服务”是基督徒作见证的方式。在这个“逍遥”成为知识精英们的标榜的时代里，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以服务”？以文学而论，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已经跌入了历史上的最低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勇于揭露时弊而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成了如同恐龙一般绝迹的文体。写作“报告文学”是要冒风险的，为艾滋病村落、为被欠薪的民工、为失学的孩子写作，不会获得任何的利益，反倒可能失去已有的利益。而在那些掌握话语权力的精英人士的内心，个人的利益早已压倒了普遍的公义。面对百姓的指责的时候，他们通常自我辩解说：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专业人士”，我们是“逍遥派”，并不是社会的“良心”，请不要对我们寄托过高的期望。这是他们少有的真话之一。
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以及由此衍生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满城尽戴黄金甲”，帝王高唱大风歌。经过重重包装和涂抹，屠夫的屠刀变成父母的爱抚，贪官酷吏变成人民公仆，文化奴才们就是具有某种化腐朽为神奇、化悲剧为喜剧的“天才”。一般的老百姓对官家的宣传早已反胃，也失去了追求正义和真相的勇气，便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下半身”之上。“下半身写作”遂应运而生，色情和暴力四处泛滥。近期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的“读书频道”，点击率最高的几本书是：《三个人的纠缠》、《富家公子的报复之爱》、《兄妹情乱》、《英俊男人的天使》、《禁忌爱的迷失》。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些什么货色了。作者与读者一起沉沦，文学已然走向穷途末路。
作为知识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作家和学者早已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大笔的研究经费和丰厚的版税收入，以及更多的“灰色收入”，使得那些愿意与当局合作的知识分子跃居“先富起来的人”这个群体的末端。尽管他们所分得的利益与权力寡头和经济寡头相比只是“残羹冷炙”而已，但对于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前期一直“穷怕了”的知识阶层来说，简直就是一块意想不到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各种官方设置的奖项，从自然科学领域延伸到文学艺术界，一直覆盖体育和演艺界，更是满足了各界人士的虚荣心和名利欲。中国的精英群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世故、功利和无耻。
一方面是启蒙者放弃了启蒙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启蒙者自身也需要启蒙。在整个民族精神更新之先，知识阶层的精神亦需要全面更新。于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如今，基督徒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他们当如何写作、研究与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如何在写作、研究与公开表达中得以彰显？面对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面对提着孩子的人头上访的农村老太太，面对为被官员奸杀的女儿伸冤却被判刑入狱的老父亲，究竟是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斥责和批判当权者？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实践上帝赋予的文化召命？
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选择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论述道，中西文化之间根本性的区别是，审美之路与救赎之路的不同选择，即“逍遥”与“拯救”之间的不同选择。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和文人仍然在“逍遥”的不归路上“鬼打墙”，仍然未能承担起“拯救”的使命来。他们陷入到了一个极度自恋、自怜的狭小天地之中，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处境。先知以赛亚谴责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三节）今天中国的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先知以赛亚的谴责，有几个人可以无愧于心呢？
山重水复遗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上帝在中国拣选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这是上帝对中国这片不配的“神州”特殊的怜悯与祝福。在今天的中国，既需要一批忠心耿耿、满有智慧和能力的神学家、宣道士和牧者，更需要一批承担文化使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再也不能继续对身边正在发生的罪恶保持沉默，就像鲁迅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再也不能充当对肆虐的邪恶一言不发的旁观者，罪压得每一个人都弯了腰，每一个人都在痛苦地呻吟着。在这罪恶的时代和国度里，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言说那从神而来的话语，让百姓摆脱撒旦的捆绑，因真理而得自由。
此时此刻，真理理应重于策略，勇气理应战胜恐惧。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主内全然的自由与平安；让我们尊奉上帝的启示，在这个世界上承担光和盐的功能。基督徒知识分子不能推卸和拒绝上帝赋予的天职，这一职分便是：改变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心灵，树立起一套全新的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体系。中国古代的文人早已习惯了“逍遥游”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被上帝所拣选之后，终于有了仰望苍穹的渴望，终于主动参与到上帝的拯救计划之中。
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在中国教会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对中国教会固有的格局亦构成了莫大的冲击。在反智主义盛行的中国教会内部，知识分子一直受到排斥，文化使命一直遭到漠视。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一些沿海富裕地区的独立教会，在争取到部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决策者们宁愿筹集巨资修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教堂，也不愿拿出一点点的财力来用于传道人的文化教育和神学训练。读书在许多教会中并不受鼓励，即便是读神学书籍和属灵书籍，也经常被看成是“骄傲”或者“属世”的表现。有人引用圣经说，知识使人骄傲，追求知识难道不是企图获得骄傲的条件吗？这是对圣经错误的、片面的理解，长期以来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家庭教会对文化使命的关切和投入。
基督教书籍的出版、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也是长期被忽略的领域。在此背景下，基督徒的作家、记者和学者，面对着双重的困境：首先，他们在教会系统中很少得到足够的肯定和支持。他们在文学、艺术和学术方面的努力，却被若干教会领袖和会友看作是“不属灵”的工作。教会常常将圣经话语当作教条，来束缚他们的想象力，限制他们在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方面作新的尝试。大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及教会系统的文化出版机构，亦只是着眼于使用一套约定俗成的“属灵话语”对内部宣教，而很少鼓励和支持新一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以及与世俗文化的对话。
其次，公共领域也排斥和拒绝与基督信仰相关的表达。即便在号称多元和宽容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一旦出现有基督徒身份知识分子公开谈论其信仰问题，以及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剖析各种社会问题，其他人便立即将其看作不能接受的异类——你可以高调地谈论民主、自由、人权等话题，但你就是不能谈论基督信仰和圣经话语，因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事务”，必须“政教分离”；当然，你可以谈论无神论、佛教、禅宗、道教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但你就是不能谈论基督信仰及生命见证，因为基督信仰是一种已经被洋人抛弃的“洋教”！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不宽容！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新教进入中国两百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化和学术系统中，信仰话语始终处于某种隐形和缺失的状态；更为严峻的是，这种缺失进而使得教会和基督徒不知道如何回应世界的挑战，如何将基督信仰运用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之中。于是，一堵高墙渐渐越筑越高，正像苏东坡的一首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需要将高墙改造成桥梁。思想家斯托得（Stott）指出，基督徒需要“两重倾听”。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倾听现代世界，要尽力了解实况。接下来的使命，是倾听传统基督教不变的信仰，好寻求真诚的观点。最后的任务，是在现代世界和依据圣经的可靠信仰之间，搭起桥梁，建起这两个基础。恪守圣经的基督徒的使命，是靠着圣经的亮光看清除现代世界，并由现世的启示洞察圣经。我们的桥梁必须牢牢打稳这两个根基，否则它承受不住要负的重担。
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
我们要成为桥梁，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我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写作和生命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清楚地意识到了基督徒作家在今日中国必须承担的文化召命。从“逍遥”走向“拯救”，不仅我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蜕变，也是我写作方式的转变。在十多年以前，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开始写作生涯的时候，我将自己与黑暗的关系放在最为显著的位置上。我认为、许多读者也认为：我是以黑暗的对立面、以抵抗黑暗的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我不是罪人，我是义人，我什么坏人也没有干过，因此我便拥有了批评一切的权利。
但是，在并不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是出于人的虚妄和傲慢，将自己看作与黑暗对等、不相容的存在，那么在这场与黑暗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之中，便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变成黑暗的一部分。因为黑暗具有一种超乎人类想象的同化力和吸引力，它在你还没有从母亲的腹中诞生的时候，便与你同在了。就像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那个黑武士，他本来是一名属于正义一方的、战功卓著的战士，后来不知不觉地受到黑暗的引诱，逐渐蜕变为黑暗王国的先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值得每个观众深思和反省。
在二十世纪的前辈作家中，我曾经无比推崇鲁迅。我把鲁迅看作是精神界之战士，看作是医治民族精神疾病的医生。我与许多老师辈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一无所有的文化荒漠中，将鲁迅当作惟一的绿洲、当作救命的稻草、当作精神的支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言必称鲁迅。在写作风格上，也竭力模仿鲁迅杂文的写法，力求将文字像刀锋一样磨得非常锋利，让每一个字都体现出“疾恶如仇”的情感来，并认为这就是最有力量的文章。
后来，我逐渐发现，鲁迅并没有为他自己和为我们找到一条出路。当年，作为学生的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她希望鲁迅“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鲁迅在回信中说，人生是苦痛的，人生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他会不哭也不返，在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其二便是“穷途”，他的法子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就像是他的散文诗《过客》中的主人公一样，走啊，走啊，却不知道前方是何方。鲁迅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说不相信未来有光明的世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而已。
我不得不承认，鲁迅不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找不到希望和光明的、被黑暗和邪恶深深伤害的普通人。鲁迅曾经用“魏晋文章，托尼思想”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文学和思想。所谓“魏晋文章”，指的是魏晋时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们浸透了老庄精神的诗歌和散文；所谓“托尼思想”，指的是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思想。其实，托尔斯泰和尼采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极端状态：托尔斯泰是一名遵循爱与和平原则的基督徒，尼采则是一个反对基督教、推崇人的强力意志的狂人。鲁迅虽然平等地列出这两名他欣赏的大思想家，其实在他的文字风格和思想意识当中，接近托尔斯泰的成分相对较少，接近尼采的成分相对较多。他在散文诗集《野草》中说：“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以“摩罗”自诩，而“摩罗”正是撒旦的意思。于是，此种写作便成为一柄双刃剑，虽然能杀伤那些黑暗势力，但对作家本人的心灵也造成莫大的伤害。所以，与其说鲁迅是因为肺病而死，不如说他死于心灵的虚无和绝望。他一生走过的，与其说是正道，不如说是末路与歧途。他那悲剧性的一生并不值得后人效仿。
我不能再重复这歧途与穷途了。如果我们生命的价值仅仅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那么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的话，我们的生命岂不太可悲了？我们的生命还应当有更高的盼望。二零零一年，在我走向信仰的转折点上，曾经写了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香草山》，这本书里也记载了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心灵挣扎。在这本书的封底，我写下这样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生命需要基督信仰来照亮。我不是义人，而是罪人；我不是拯救者，而是那深陷在罪中的需要被拯救的那个人。任何人都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战胜黑暗，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具有那颗坚韧的心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才会有永远的安慰与温暖。
二零零三年圣诞节，我受洗基督徒。此后，我重新审视我与黑暗之间的关系：作为光明的儿女，必有圣灵的同在，必时刻与神保持亲密联系，那么我就不是一种与黑暗平行的存在，我的生命的价值当然要远远高于黑暗本身。因此，我的思想和写作，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揭露和批判黑暗，乃是让光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时候，也存有谦卑之心，不再高高在上地、以外在于黑暗的方式言说。我就在黑暗中，但我有光明的盼望。我是堕落的罪人，但我没有失落，仍然享有上帝的恩典。此种写作便是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带有“第二种视力”的写作。在此意义上，我很喜欢我的一位朋友、日本文学研究者刘燕子的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我的上帝手中的一支笔》。是的，我最大的光荣，不就是成为上帝手上的一支笔吗？
真理和光明应当充满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有领域里，都有神的计划、安排、赏赐与怜悯。那么，中国文化界极度缺少对信仰的表达的现状，必定是神所不喜悦的。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文学艺术，乃是将十字架精神渗透于文字、音符和色彩中的文学艺术。如果说此前我是凭着血气，以文字为武器独自作战；那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便是耶稣的精兵，便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写作。我的这一转向，许多读者并不能理解。有人批评说，你不再锋芒毕露了；也有人批评说，你现在的作品没有以往的那样痛快淋漓了。他们未能理解，爱与怜悯的价值，远远高于愤怒和仇恨；单单咒骂黑暗是不够的，还要呼唤光明的来临，否则一切皆是枉然。
今天中国信仰的复兴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和转折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两百年来，虽然福音东传，但基督信仰和基督价值仍然未能成为中国社会多元信仰和多元价值中的重要的一元，更遑论成为一种主流信仰和主流价值了。其中重要原因便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传道人和教会严重地忽视文字事功，在创作基督文学、基督音乐、基督绘画以及学术研究方面长期停滞不前。除了那些简陋的福音单张之外，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像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样的文学巨著，没有像莫扎特的《安魂曲》、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样的辉煌乐章，没有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菲尔的《圣母像》那样的不朽画作，没有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这样在神学上继往开来的大师，没有像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那样在国家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力挽狂澜的历史伟人。”我相信，有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与我有着同样的看见。当渗透了基督信仰的文学、学术、绘画、音乐等彻底变更中国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都阅读着这样的作品、倾听着这样的音乐、观赏着这样的绘画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土地自然就变成了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
因此，文化拓荒乃是基督信仰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的前奏，文化重建乃是在圣经真理与当下生活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来。基督徒作家、以文字来表达和彰显基督信仰的作家，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记得美国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说过：“我成为一个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察到文字在我生命中的能力；它们能够跨越时间与海洋，安静地、温柔地以医治与盼望转化生命。”如果信仰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用这已经更新的生命去改变世界。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若要用生命来改变世界，其文学、艺术、科学及各种形态的精神和物质的作品，便是改变世界的途径。而且，生命的改变与作品的改变是同步的，是互相影响和促进的。当生命发生变化的时候，作品也会发生变化；在创作一部优秀作品的时候，也就带动了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创作，不是等待生命发展到了某一个境界才开始，而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第一天便开始了。
我们是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走向自由的彼岸。我们能够承担这伟大的使命吗？上帝给我们的负担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范畴。如果我们退却了，那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求上帝赐予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以挺身而出指证黑暗的勇气，求上帝赐予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以领受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智慧。让我们靠着从上帝而来的勇气和智慧，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狱，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稿，香港中文大学 二零零八年一月定稿，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