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 一、晚清的革命契机 ??中国在整个十九世纪原不具备革命的条件，现实的条件只能发生叛乱及改良性质的改革而已，然而，因着基督教这个因素，使爱国基督徒抱着基督教赋予他们的理想和勇气，与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相碰撞，产生了革命，并突破中国几千年传统帝王政治的格局，进行最彻底的政治改革。而这些信奉基督教的爱国主义者，就成为中国革命史的肇始人。且这样的革命，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 二、边缘人物——革命的基督徒 ??在革命活动早期，所参与的人物并不全然是基督徒，还包括小商人、工人、受过西法训练的军官、新式知识分子、华侨、会党等，这些人和基督徒一样，在意识上都是没有太多受传统中国的羁绊，也都属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而在基督徒革命者的开导和鼓励下，革命意识开始凝聚和结集。 ??革命行为起初是被士大夫和主流新式知识分子所不屑的，甚至被当时的一些人指为大逆不道。兴中会以及以兴中会基督徒为主要份子的大明顺天国，就在此孤独、不利的情势下发动了革命，突破了中国数千年朝代递嬗的规律，以及当时政治社会改革的局限。从兴中会到庚子后两三年的大明顺天国的革命，革命起义都全由基督徒发起和领导，每一次都得到教会和教会人士的支持，事败后都有传教士出面营救基督徒志士，每次也都有基督徒殉难。大明顺天国之后，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革命事业也不再由基督徒所独占，这样一来，基督徒革命者也不再被国人鄙视和排拒。而两湖基督徒在日知会的活动，依然在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力量的来源。 ??基于这段早期革命历史的基督教因素，基督徒革命者，在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中的起源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 三、民族责任感的催化剂——基督精神 ??由历史证明，成为基督徒并不会失去中国人身分的意识和对祖国的责任感，反而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更进一步的加强了他们对民族的责任感。基督徒信教后不但仍保持爱国的民族本位主义，又因信仰基督的缘故，在思想上加上了新的价值观和理想，使得他们在面对中国现实处境时，形成了批判思维，特别是信仰中的上帝比一切超越的观念，使他们比一般国人更清晰的发现君主的非绝对性和平凡性。 ??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基督教的价值和理想是拯救祖国的良药，同时也抱着将基督教理想和价值在中国实现的愿望，希望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人民得以脱离黑暗和愚昧，从而过着幸福的日子。 ??基督教福音拯救的观念，也强化了基督徒革命者面对祖国危机时所揭发的救国冲动，福音的拯救观念把他们推向实践，因为福音的拯救不只是一个观念，亦兼具有催促观念持有者去行动的动力。对他们而言，这种行动一如耶稣救人，是本于无私博爱和牺牲精神的，这种精神成为他们革命道德和勇气的支柱。且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在革命中暴力是实现无私的爱的拯救的必要手段，爱和暴力两者并不冲突。 ??基督徒革命者虽出自教会，但革命本身并不是教会运动，而是教会中信徒的救国运动，早期革命者在社会上仅能得到教会人士的帮助和掩护，而教会也确实是基督徒革命者可以得到支持地方。其中一些基督徒在革命中传道，又在传道中革命，他们总念念不忘福音会带给同胞的好处。 ??总而言之，无论是否受到国人的疏离或排拒，这群基督徒永不放弃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责任，甚至将鄙视他们的士大夫当作是拯救的对象。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去拯救祖国的革命，是基督徒革命者自愿的抉择，毕竟他们的革命事业是内在价值决定外在的发动，内在基督教价值造成了革命救国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