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小议之四十八
7月19日，在多灾多难的阿富汗，为非作歹的塔利班武装人员绑架了23名韩国的志愿服务人员，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经过阿富汗和韩国两国政府的努力，塔利班在残杀了两名韩国人质后，于本月14日同意释放两名有病的女人质。就在确定了即将释放的名单后，一位已确定将被释放的女士说：“我的身体在逐渐好转，先释放其他人吧。”结果，另一名女人质得到释放，她却继续留在塔利班的手中。
患难之中见真情。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却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是什么精神？我想，这应该就是新教精神。
这些被绑架的韩国人是基督教福音派泉水教会的教徒。这个教会热心于为世俗社会服务，他们曾利用暑假时间到我国广西，为孤儿院的儿童和敬老院的老人们洗衣烧饭，还曾去南美洲最肮脏的城市植树检废电池。他们以自己的奉献和牺牲的榜样，吸引新的信徒。他们在三年前在阿富汗坎大哈省的偏远山区设立了幼儿园。这次又派人到阿富汗，就是为了开展新的服务。他们并非不知道此行的危险。有一位服务队员在出发前向她母亲说是要去阿曼的迪拜，而不敢说是要去阿富汗，就是怕她母亲担心。
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放弃安定舒适的生活，冒险犯难，以致落入塔利班的魔掌？是新教精神。
新教，通常指的是西欧16世纪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里分裂出来的基督教。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承接者。在黑暗的中世纪大放异彩的人文主义思潮，反对神学，提倡人学；反对神道，提倡人道；反对神权，提倡人权。他们抨击教皇和教会的独断专横的专制统治，批判经院哲学，为反封建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宗教改革的领军人物马丁*路德还提出了自己的神学观点和教义。他主张信仰免罪的理论，人们只要信仰基督，就可以免罪得救；有罪的人一旦信仰基督，便会逐渐开始了灵魂的净化过程，人性个性可因信仰而趋于完善。路德赞成这样的观点，每个基督徒都同时生活在两个王国之中，即基督的王国和世俗的王国。由基督统治的精神王国的权力是精神上的，在这个王国里，每个信徒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教皇或教会无权行使管辖权。这样，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就在宗教改革的框架里，确立了人性人权和自由平等的理念，把信徒从教皇和教会的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路德神学的教义里，突出地宣扬基督献身的意义：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甘于接受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免罪得救。路德的因信得救的新教义，就像佛教禅宗的“顿悟”，因其简便易行，很快便在西欧各国传播开来。但由于这些教义不但有利于王权对宗教神权的打击，同时也危及世俗王权本身，所以，基督教往往遭遇到被世俗王权利用或被他们打击的不同命运。四百多年来，尽管基督教内部常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教派，但它的基本精神却为各教派所恪守：1、因信仰而得救，完善自身；2、在精神王国里，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3、以耶稣基督的献身精神为榜样，为帮助人们信仰基督、免罪得救，而奉献自己、牺牲自己。虔诚的基督徒把人性人权、平等博爱、奉献牺牲，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正是本着这种新教精神，几百年来，许多传教士和志愿服务者在全世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基督教几乎传遍了全球的每个角落。虽然有很多信徒因此而遭杀害，但仍有很多志愿者前仆后继。为了在世俗王国里也能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想，他们在许多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除了传道以外，办学校，开医院，设立各种慈善机构，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文明素质，在全世界传播文明之光。
塔利班屠杀韩国人质后，网上有的人认为，泉水教会的做法是否有点过份，明明知道那里很危险，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呢？这样提出问题的人，大概对新教精神缺乏了解。新教精神的核心是奉献，是献身。最危险的处境，最困难的局面，也是最需要新教精神的地方。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在战地为了救死扶伤，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在虔诚的基督徒的眼中，到落后的地方去传教，是精神王国的救死扶伤，冒险是值得的。更何况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还从事大量慈善事业，进行世俗王国的扶贫济困。这次韩国志愿人员到阿富汗，就带去了许多医疗用品和其它物资，还有数目不菲的慈善基金。对于这种充满新教精神的义举，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道义感和责任感，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指摘。泉水教会大概也没有料到塔利班会残暴到这种程度，居然对满怀爱心前去帮助他们同胞的外国人也要绑架、杀害。现在泉水教会决定撤出全部派往阿富汗的志愿人员，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从清朝中期到1949年，有许多欧美的传教士来到我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开办学校，成立医院，设置济贫所，对我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都是来华传教士创办的（辅仁、震旦是天主教办的）。我们过去片面强调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抹杀他们的牺牲和贡献，是很不应该的。这是长期反帝教育的结果。记得我在1953年调到马列学院不久，有一次给副院长杨献珍送一份文稿（大概是另一位副院长侯维煜让我起草的一个文件草稿），他问我以前在哪个学校上学。我告诉他，我在北京大学读过两年，中学是在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办的学校里读的。杨献珍说，对外国传教士，不能光说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的传教士也做了许多好事，甚至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伯达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应当学习传教士的那种乐于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注）我当时听了觉得很奇怪。要共产党员向传教士学习，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但同时心里也暗暗高兴：连党的高级干部都赞赏传教士的奉献牺牲精神，基督教毕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我自幼生活在基督教家庭，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参加共产党以来，几乎每次思想汇报、思想总结都要检查自己受到宗教的毒害。这次谈话以后，我才意识到，对于基督教对我的影响，也应该有所分析，不能一概抹杀。同时，从杨献珍转述陈伯达的话里，我也感觉到，自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许多党员的地位变了，有了权了，就丧失了原有的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这使我隐隐觉察到了党的危机，但还理不清它的来龙去脉。现在回过头来看，陈伯达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学习的，大概就是这种新教精神。
当然，陈伯达这样说的意思，我想绝不是要共产党员去信基督教，而是说共产党员应该像传教士那样，为信仰和理想勇于献身，敢于牺牲。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仍然有必要提倡这种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必定要有一定的理念为前提。树立了一定的理念，才能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才能焕发出为理念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的精神。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共产主义虽然还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但社会主义还是可以预测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看到人类世界的社会主义前景。而要确立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首先就应当扎扎实实地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自由化。完成了民主革命，才能为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是我们值得寄托的崇高理念，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事业。有了这样的理念，才能产生为它奉献牺牲的精神。这是彻底的民主主义的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同新教精神有着内在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更加美好的未来。正是有了这个共同点，我们今天有必要在提倡民主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的同时，发扬新教精神。
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各种文化形式、思想观点和社会理念的多元化。既然它们都有着产生它的物质基础，当然也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宗教是这样，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理念也是这样。在当前这个人欲横流、罪恶遍地的社会里，多少人以卑琐为崇高，以贪婪为光荣；在欣欣向荣的经济现象的掩盖下，隐藏着深刻的严重的危机。为了治疗中华民族的这些社会痼疾，宗教不失为抑制社会病菌、调养社会机体的良药。由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平等、博爱、自由、宽容等等宗教精神，可以成为驱除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的社会污垢的去污剂，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黏合剂。
在人类现存的各种宗教中，基督教是与现代社会最合拍的宗教形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曾形容它是在西方文明中出现的“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在任何场合，那种清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尚处于逐步拓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阶段，新教和新教精神的存在，是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的。我们应该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等规定，消除对宗教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歧视。
注：1948年马列学院成立时，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杨献珍为教育长。建国前后，陈伯达一度曾住在马列学院，杨献珍和他来往较多。“三反”以后，陈伯达已不再过问马列学院的工作，但杨献珍对他仍很尊敬，曾多次在会议上或谈话时说起伯达同志如何如何说。后来两人关系逐渐冷淡，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同他们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分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