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Enter" to skip to content

吴宓日记:陈寅恪在哈佛谈中西文化

  1919吴宓日记,保存了他和陈寅恪的一些谈话,在某日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午,陈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一、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管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急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二、   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      汉晋以降,佛教输入,而以唐惟盛。唐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与性理之学(Metaphysic),独有深造,史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 )。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      (此条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页12,引吴宓1919年12月14日日记所载陈寅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