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的时候苗族人尊他为苗王；他死了，这些人也尊他为苗族救星。最后把他安葬时，苗族的同胞三天三夜为他守墓，三天三夜地唱着赞美诗不忍离去，以悼念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导师。”这是一位苗族人在《用生命爱中国》对来华传教士伯格理牧师的见证。即便至今忆他时，老人们亦不禁感动落泪。 观看视频请按此
1887年，伯格理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公务员的工作，也放下了自己的家人，接受上帝的呼召来到中国传教，然而传教的过程却是历经千辛万苦。
一次出行去昆明的途中，在长江一个叫“撑天滩”的险滩上，船被撞成了碎片，他侥幸得救。随后，在乘马前往昭通的陡峭山路上，又因不善骑马被抛落山涧几乎摔死。在这种身陷异国他乡的危难中，他几乎陷入到绝望之中。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神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安慰：“你感到孤独，但是，‘我将与你同在’。”辗转中，他来到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任牧师。
一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曾为逃避杀戮，逃到了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司地主的土 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1905年，四个形容枯槁的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
这个23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传道的李文斯顿那样引领一个民族归信。尽管他在昭通做了很多传教的工作，还曾冒着 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他一直在默默祷告。神让他看到了大花苗民族伸过来的犹豫的手，他就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年冬天，伯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
当年的苗族生活极其艰苦，他们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让人很难接近。但伯格理从不因艰苦而退缩。伯格理进到苗寨去的时候，身着苗族服装，说苗语，住苗家，和苗家人同吃洋芋、包 谷、荞麦饭，同宿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
他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让；遇到小孩，又像父亲般的关爱。“无论到哪里去，遇到小孩时，他都要把孩子抱来放在自己的膝上。可以看到他对我们苗族人的爱的程度就像是兄弟姊妹一般。”在视频中一位长者回想时似乎依然倍感温暖。
伯格理的所作所为给当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让他们感受到这位传教士实实在在的爱心，也体察到了基督之爱的深厚与真诚。一位苗族人提起他的爱时说到：“大家没有见过天国，并不知道天国是怎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伯格理的周围就是天国。”
“基督教的爱是超越的，超越民族、阶级，超越自然的环境。爱超越了一切，在不到二十年很短的时间中，他把那个地狱一般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天国。”越来越多的苗族人开始悔改归主，在伯格理的日记中记载到，有时在一个地方的礼拜聚会人数能达到四千人以上，所以只能在野外礼拜。
而对于那边的教育和卫生的工作，他也创造出多个第一：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建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创办中国西部最早的麻风病院……
但在1915年，蔓延在石门坎的伤寒，成为苗族人心中永远的痛。当伯格理和夫人忙于救助患病学生的时候，过度的紧张和疲劳使他也染上了伤寒。然而有限而宝贵的青霉素，没有注射到伯格理的体内，而是患病学生的体内。伯格理在这一场伤寒中永远的歇了地上的劳苦。
伯格理生前曾多次向人表示，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民族的归信”。凭着他对神的信靠，神终于满足了他这个心愿。他日记的编辑者甘铎理说：“当初伯格理并没有选择中国西南为自己的传教领域，倒是它选择了伯格理，然而他立即就将它当成自己的选择，并向云南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心。”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约12: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