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母亲与婴孩同床合拍的照片近日在网上流传，引起社会极大震撼。和一般幸福家庭照不同的是，那位母亲身旁的胎儿，是一个七个月大的死胎 。
当事人是23岁的陕西省安康市妇女冯建梅，她称自己被镇政府干部强制要求，打掉已经怀了七个月大的女胎，镇政府却称，“她是自愿的”。新闻在网上热传几天后，陕西省人口计生委经调查后证实：“孕妇遭强制引产的事件属实。”
死胎的身躯和头部都已成型，就那样血淋淋地躺在母亲身旁，看了令人毛骨悚然，也引发舆论对计划生育和强行堕胎的争议。 从政策上而言，怀孕6个月以上属于禁止引产的“大月份妊娠”，地方干部的做法等于违反政策。从法律上而言，官员没有权力强迫妇女堕胎。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言，强迫怀孕7个月的妇女堕胎，危险性何其高，等于严重蔑视母子双人的生命和人权。中国右派学者赵楚重批：“这实际上给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是执行法规问题，还是公然杀人？”
据中国媒体报道，冯建梅第一胎生的是女儿，今年已经5岁半，按照国家政策，间隔5年可生二胎。不过，她的家人称，在补办准生手续的过程中，镇上就来了一帮人说，“要么交4万块钱（人民币，约8000新元），要么得强行引产”，家里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他们就将冯建梅拉走。
这4万块钱估计是所谓“超生罚款”。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超生罚款”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群征收的一笔款项，在1980年代初期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规定下来。
中国自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过农村家庭如果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孩则可以生第二胎，同时一些少数民族也享有政策豁免权。
按规定，超生就得挨罚。不过，该篇报道也引述河南省新乡市一位基层计生人员说，“生孩子前跟村里的计生干部搞好关系，等到孩子生了，再送点礼，罚款数额就‘好商量’，“没有二胎指标的生二胎要交一万元，有熟人的或者钉子户只交7000”。报道还称，超生罚款被指是国家秘密，每年200亿去向成谜。
从媒体揭露的上述各种内情和案情来评估，执行计生政策的手法已明显出问题。而且，政策本身不只造成富人超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抛弃女婴等社会问题，还可能因人口格局变化而出现人口老化、廉价劳动力消失等经济问题。
计划生育是否应调整，又或如何调整，一直备受争议。反对计生的人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人太多，而是人口密度分散不均，青壮年全都涌到大城市去，农村人口凋零。但中国国家计生委坚持，实施30多年的计划生育使中国少了4亿多人，拆除了中国人口爆炸的引信，如果这4亿多人生出来，中国总体小康水平的实现就要推迟很多年。
所以，即使《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批评陕西安康市强行对冯建梅引产的做法野蛮，他也坚持“计生对中国远远功大于过”。 胡锡进说，”莫用日本、香港人口密度大来证明中国没必要计生，它们小，发展早，全世界资源在帮它们养活人口。但世界养不起几十亿人口的中国”。
当世界上好些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还在工业化中前进、城市化中摸索；当世界开始重视环保并鼓吹绿色经济，中国还不能为环保而大量牺牲经济增长；当世界进入简约主义、把两轮自行车视为时尚玩意儿时，中国还在热衷于追求四轮轿车和豪华跑车。
因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很多议题的讨论就无法从同个基点上出发，世界看中国与中国看中国，基本各说各话，但谁也不比谁高尚。 中国因应本身“特殊国情”而制定一些外界不完全认同的“特殊政策“或许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地方基层人员在执行法规时必须依法守法，要有最基本的良心，若手法粗暴、滥权又有自肥之嫌，那只会伤了中国国民、坏了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