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国家力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宗教、“信仰中国”、“信仰板块”、国家利益、中国外交
〔提要)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巫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的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逐渐浮现的、与“文化中国”和“中华经济圈”并存的“信仰中国”。它包含了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中国国家力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产生积极意义。
诚如国际关系学者杰克·斯奈德(JaekSnyder)所言，自“9·11”事件以来，“宗教已然成为国际政治讨论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实际上，宗教从所谓“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与其说是长期作为“宗教无用论之重灾区”的国际关系学界的重新发现，毋宁说是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及其深远影响的迟到确认。兼具跨国与文化特性的宗教，不仅在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地区冲突同中扮演着或隐或显的重要角色，亦与同属跨国性力量的互联网、跨界民族、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运动等紧密结合而更具全球影响力。全球宗教复兴以及宗教政治化的趋势，是宗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种国内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并且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各种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竞相争夺的资源。某种结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并且兼具广泛参与性、主体多元性和软硬实力的地缘宗教(geo-religion)，正在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其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与潜在意义。
与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无神论中国”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中国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新兴“宗教大国”，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成为全球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广泛而频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格局。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商品提供者。仅以《圣经》出版为例，2010年11月8日，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举行“八千万圣经印刷庆典”。该“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圣经印刷企业”从1985年下线第一本圣经到目前已形成年产1500万至2000万册圣经的产能，目前不仅已经印刷了8种民族语言、50多种不同规格版本的5500万册圣经以满足国内2300万信徒和其他民众的需要，而且为世界上70多个国家印刷了70多种语言的2600多万册圣经。与之相比，中国传统宗教在价值观层面的国际影响力就更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道德经》的外文译本几近500种，涉及30多种文字，“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的宗教大国地位及其国际效应。
然而，与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准超级大国”地位相比，我国在文化和观念领域却仍属“发展中国家”序列，在实际国际影响力上呈现出明显的“软硬失衡”态势。国际上对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兴趣，亦大多基于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及其背后强大的政府执行力，而非中国的文化和观念软实力。事实上，中国国内宗教信仰的复兴与国际上根深蒂固的“无神论中国”印象之间的认知差距，恰恰反衬出了中国宗教在海外投射力上的限度，以及中国在建构与展示较“无神论中国”更为真实的“信仰中国”以及宗教自由政策方面的能力不足。与此种“内外有别”一体两面的情况是，佛教、道教以及各种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在港台、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所拥有的较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却并未实质性地增进作为发源地和根据地的中国之国家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着断裂与脱节。基于种种原因，尽管“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成果显著，部分国家尤其是海外华人社会及其广大宗教信众仍然对中国的宗教生态与政教格局存在疑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这些地区和社区对中国的好感度与向心力。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及其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上的隔阂，已然成为制约中国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现实瓶颈。国际社会在对于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解读中，宗教信仰状况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参数，而国内以物质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主导的发展或崛起战略讨论对这一点也未给予充分的认识与估计。实际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以“富强”(分别对应了经济与军事实力)为依归的国家发展目标，由于缺乏在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观照，无论就对内还是对外而言，都已呈现出其明显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为世界所提供的主要还是宗教商品，虽有宗教经济的繁荣景况，却尚不具备文化和神学附加值。可以说，中国在国际宗教经济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正好对应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低端处境，而这与中国博大精深的宗教传统也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在为全球宗教复兴提供充足物质条件的同时，却并未得到与此种贡献相称的国际认可。而国际社会在广泛消费中国制造的信仰商品的同时，也并未真正意识到信仰商品背后一个正在逐渐显现的“信仰中国”。
在国际政治领域，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手法(如所谓“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政治(主权)问题的“宗教化”和“国际化”运作(如西藏问题)，不仅形成对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挑战，也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度偏见”。面对此种局面，我们与其在宗教问题上不断面临外交的被动卷人，不如正视和顺应全球宗教复兴与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大趋势，积极寻回我国外交中的宗教因素。如何把宗教从中国国际战略中的“负资产”转变为“软权力”，在国际宗教舞台上化被动为主动，已日益成为我国需面对的一项迫切的战略选择。
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亦是全面“走出去”以及国家利益全球化的展开过程。就前者而言，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传统文化支撑的可持续的经济走出去战略，同样也很难设想缺乏宗教背景和价值观基础的传统文化。同时，现代政治的大众参与特性决定了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全方位外交的顺利开展，在注重目标国家和地区政治上层和社会精英的同时，亦无法忽视基层群众或草根的巨大力量。宗教作为超越阶层、种族、性别、文化的精神力量，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能为中国开展公共以及民间外交提供有力的依托，从而克服中国外交工作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上下脱节”(重精英轻草根，重官方轻民间)状况。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中，宗教交流比经贸等交往更为深刻、更具基础性和长期性。我们需要并且有可能在传统民族国家与领土疆域的范畴之外，以诸如“伊斯兰世界”、“藏传佛教世界”、“天主教世界”等跨国性信仰单位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2010年以来新疆“向西开放”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即已包含着对未来拓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长远思考。中国若掌握藏传佛教的话语权，将不仅有助于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世界上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地区的影响力。随着拉丁美洲在中国国家对外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在看到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左翼拉美之余，也确实应充分认识到还存在着一个天主教和五旬节派的拉丁美洲。要正确了解目前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或“金砖国家”如巴西、俄国和印度，我们就不能不了解作为这些国家价值观基础且发展十分迅速的天主教、东正教和印度教。
以上这些都表明，如何实现宗教与外交之间的良性互动，将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相协调，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巫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若要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弥合前述的“软硬失衡”、“内外有别”、“上下脱节”等多重差距，其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长期不为人注意、但已逐渐显现的“信仰中国”。而综合国力和民族自信力的迅速提升则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得以主动叙述、建构以及展示一个真实的“信仰中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近代以来，在西潮的冲击与涤荡下，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与价值体系遭遇了全盘性的危机与崩解。在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领土的快速“内收”与人口的大量“外移”是两股相逆而并行的趋势。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尽管现代中国的国土面积已今非昔比，但海外华人的分布之广却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可以说，中国的国境线在地理意义上的收缩过程，恰恰是其在人口意义上的扩张过程。伴随着海外华人的足迹遍布东南亚、欧美及世界各地，中国的各种传统宗教信仰亦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从这个角度看，由华人的跨国迁移所推动的中国人的国际化，也带动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国际化。在这一双重的国际化进程中，逐渐在中国本土以外形成了至少三类信仰群体，包括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海外华人信众、东西方各种宗教信仰的海外华人信众，以及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可以说，他们构成了“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
与此同时，为了因应现代民族国家竞争的严峻挑战，国家建设与社会革命成为近代中国面临的基本课题。在此历史进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国共两党的激烈竞逐，不仅导致了国共内战和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全面对峙，更为重要的是，它也造成了两岸以及全世界华人心灵上的长期分裂。围绕着“谁是正统，谁更正当”的问题上所产生的“红色中国”与“自由中国”之间的对立，即是这种心灵分裂在政治叙事上的鲜明表征。东亚冷战的全面展开，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分裂态势，从而使两岸以及全世界华人长久地陷于内战与冷战的思维框架中。尽管今天这一关于中国的二元政治叙事已完全失去了现实基础，却依然有着或显或隐的后续效应，这在广大的海外华人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实际上，将“红色中国”等同于“无神论中国”，从而造成广大海外信众与当下大陆中国国家认同之间的某种程度的断裂，既与1949年后的某些阶段里中国大陆在宗教领域的特定实践有关，却也正是该政治叙事的题中应有之意。
同样是面对被国共内战与东亚冷战所割裂的“中国”和海外华人世界，与这种强调对立的政治叙事相反，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意在将“中国”和海外华人世界重新想象为一个整体的努力。在各种以“大中华”(Greater China)为名的论述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中华经济圈”为代表的经济叙事，和以杜维明先生的“文化中国”为代表的文化叙事。可以说，两者都试图弥合意识形态的分歧，用经济和文化的流动性、开放性来消解政治的边界性、封闭性。同时，通过一种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界定方式，使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成为非疆域性的扩大版“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上看，两者的兴起几乎是同步的，其共同的背景正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东亚尤其是港台、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经济奇迹。这一时间上的重合并非偶然，而是恰恰点出了两种叙事之间内在的隐秘联系。事实上，“文化中国”与“中华经济圈”正好对应了韦伯式命题的两端，表达了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念兹在兹的核心关切，即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正因此，当时经济上正蓬勃发展的港台以及新加坡等海外华人社会，就被杜维明先生寄予了从“边缘”跃升为“文化中国”之“中心”的期望。“中华经济圈”的叙事亦采取了这种以港台为“中心”、以中国大陆为“边缘”的“差序式”论述结构，其实质就是将国际经济的分工格局由高到低地复制于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可以说，中国大陆与港台之间经济力量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心与边缘的地位归属。港台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优势，构成了这两种中国叙事的现实基础。
然而，自世纪之交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大陆不仅成为港台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正是基于如此显而易见的“权势转移”，“中华经济圈”与“文化中国”这两种主要由港台及海外华人学者所倡导、以港台为“中心”的中国叙事，丧失了社会现实的支撑，已不再具备初始期的解释力和吸引力。尽管如此，它们试图弥合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对立，将“中国”和海外华人世界重新塑造为一个整体的努力，却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与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崛起的宏观背景下，这两种叙事尤其是杜维明先生的“文化中国”论，恰恰为我们理解和叙述一个正在逐渐显现的、与“中华经济圈”和“文化中国”并存的“信仰中国”提供了极佳的参照。
在杜维明先生所建构的中国叙事中，“文化中国”由三个意义世界(syrnbolicuniverses)构成：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新加坡；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群；各国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群体(学者、媒体人、企业家、政府官员等)。与这种超越民族国家地理边界的定义方式类似，“信仰中国”亦呈现为差序包容式的同心圆结构，而此一结构恰恰又是分辨“中国、诸夏和夷狄”的传统中华世界政治秩序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对“信仰中国”的反现代国家式的叙述，反而是对传统中国政治文明的回归。
具体而言，“信仰中国”包含了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第一个“信仰板块”正好涵盖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版图，而第二、三个“信仰板块”则反映了“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是中国“信仰国境线”的海外延伸。
就第一个“信仰板块”而言，中国大陆与港、澳、台拥有着“信仰中国”大部分的人口，是“信仰中国”的主体部分。与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以港台为潜在中心的论述相反，中国大陆不仅是第一个“信仰板块”的中心，亦是整个“信仰中国”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不仅表现为庞大的信众人口、繁荣的宗教经济和全面的宗教复兴，还体现在中国大陆是各种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发源地和中心。无论是经过本土化后的佛教，还是直接发源于中国的道教以及妈祖等信仰，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朝觑圣地都位于中国大陆。这不仅成为维系港澳台民众对大陆向心力的重要依托，也成为中国海外文化辐射力的潜在资源。如果说传统中国是东亚各国政治上“朝贡”的中心，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完全有可能成为海内外信众宗教上“朝勤”的中心。同时，中国大陆对于各种外来宗教的接纳，亦使这些宗教及其信众成为联系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中介。在中国全面“走出去”以及全方位外交的背景下，这种联系的意义正在逐渐凸显。相较于经历革命“洗礼”的中国大陆而言，中国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港澳台地区的存在更为普遍，影响更为深远，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两岸民间宗教同源同宗。台湾各界均认可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缘自大陆，根植民间社会，与台湾移民史、开发史同步发展，直至今天仍然拥有占台湾人口三分之二左右的信众。
就第二个“信仰板块”的两个信仰群体而言，出于历史、民族、血缘、语言等原因，海外华人与中国有着天然的特殊联系。中国国内的宗教状况、中国的宗教政策，以及他们与中国的宗教互动经验，往往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向心力与归属感。同时，宗教信仰与宗教建制又往往能超越地缘、血缘、阶层、性别等界限，赋予海外华人信仰群体以很强的凝聚力，从而使有信仰的少数人常常具有远较无信仰的多数人更高效的社会组织、动员与参与能力。这就为他们对所在国民众的中国认识与所在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广大的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中，各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谈到中国基督教的增长时，著名宣教学者安德鲁·沃尔斯 便提醒人们不能忘记“中国基督教并不限于中国；遍布亚洲及亚洲以外的海外中国人口中的基督徒目前已为数庞大”。事实上，各种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往往能较西方民众更加真实地把握中国国内的宗教状况。同时，相较于中国自身而言，他们更加懂得亦更有能力将中国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西方社会。这种双向的优势，使海外华人中的西方宗教信众完全有可能充当在宗教领域中外互相理解的传译者。
就第三个“信仰板块”的信仰群体而言，尽管这些外国信众与中国本身并无直接的历史、民族、血缘与语言的联系，但是通过中国传统宗教或民间信仰这一纽带，亦成为“信仰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化中国”第三个“意义世界”的知识取向与精英取向不同，由于宗教信仰并不以一定的知识水平为前提，“信仰中国”第三个“信仰板块”无疑更加贴近于国外民众与草根(尽管精英的作用亦十分重要)。对于绝大多数对中国本身缺乏了解的外国民众而言，中国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大量场所、仪式、活动和出版物就成为他们认识中国时最直观、最感性及最直接的渠道。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在全世界吸引力与影响力的提升，这些外国信众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具有一定的潜在影响力。
“信仰中国”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多元一体、内外一体、和合共生。多元一体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宗教的整体态势。各种传统与新兴、本土与外来的宗教，尽管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均在中国互相尊重、包容乃至彼此启发。事实上，中国五大宗教领导人目前已共同发起倡议，开展“和谐中国宗教，和谐寺观教堂”活动。中国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还致力于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世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开展高层对话，为从深层次上解决国际社会的危机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若将这种视角推及到“信仰中国”的各个板块可以发现，无论是其自身内部还是彼此之间，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与张力。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之间是如此，国内信众与海外信众之间也是如此。这些差异既可能导致彼此间的隔阂，也可能促成彼此间的交流，“信仰中国”正是维系和连接各个“信仰板块”的共同象征。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国内宗教实践已具有明显的海外效应，海外的华人信众与外国信众亦具有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利益的潜能，这种内外交融的情势决定了我们必须超越民族国家、内政外交的界限，在更广阔的视域中来理解宗教对中国的独特意义。“信仰中国”的论述，正是要消除这种内外有别的思维定势和现实限制。
实际上，“信仰中国”不仅是一种当下的现实论述，更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大发展的盛况。一方面，它意味着中国积极接纳、包容各种本土与外来的宗教信仰，使之在中国和合共生；另一方面，它表现为中国真诚地向域外(海外)学习或传播优秀的宗教文化，玄奖西游与鉴真东渡即是最好的例证。这种频繁而良睦的中外宗教互动不仅塑造了中国自身，也同时塑造了中国的周边世界。
进一步而言，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各个历史时期，宗教都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传统东亚世界不仅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朝贡圈”、“贸易圈”，亦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信仰圈”。无论是儒、释、道三教，还是妈祖等民间信仰，皆直接参与了传统东亚世界的形成与运作，都是联系中国与东亚各国及其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早在隋唐时期，“佛教外交”即已是东亚国家开展对华外交的常用手段，这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宗教在传统中国外交与东亚国际政治中的独特地位。与官方外交层面对宗教资源的倚重相对应，滨下武志甚至认为，源于中国的妈祖曾是东亚海域民间秩序的守护者和统治者。同时，历史上每当中国试图在东西、海陆两个方向的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东海”方向自不待言，沟通中国与“西域”的“丝绸之路”，就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
可以说，对于“信仰中国”的长时段追溯，所展现的是历史上中国开放而自信的大国心态，以及气势恢宏的涣涣大国气象。这种心态与气象，正是“信仰中国”得以存在和持续的重要基础。对于物质实力不断提升、民族自信逐渐增强，且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而言，这无疑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进行与国际参与的全面拓展，中国对自身核心国家利益的界定已渐趋清晰。在此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也越发明显和深人。“信仰中国”的提出，将至少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形象、国家统一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产生潜在的积极意义。
(一)中国国家安全的隐性防线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指出，我国当前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难题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其中宗教对国家安全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不容忽视。正是通过无形的意识形态维度和有形的组织及运动维度，宗教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形成了认同安全、利益安全和合法性的只重范式。从负面影响来看，近年来，正如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所表明的，“三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正是通过国内动员和跨国联系的交互方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形形色色的国际宗教人权运动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尽管不具暴力性，但其广泛的影响力和群众性却有助推“颜色革命”的能量，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更为经常而深刻的挑战。然而，从正面影响来看，如果处理得当，作为“信仰中国”第二、三板块的庞大海外华人信众群体以及中国宗教的外国信众群体完全有可能构成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隐性防线。这种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不仅表现为塑造所在国民众和政府更为积极的中国认识与中国政策，还体现为抵消、平衡各种海外反华宗教势力的影响力与破坏力。在中国自身的国家力量尚不足以充分应对国际各种政治议题操作与跨国宗教挑战的情况下，“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无疑有可能成为一股重要的牵制力量。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保障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已越发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中国也逐渐形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双向并行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规模巨大的宗教经济及其广阔的国际贸易网络，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更具有十足的增长潜力。“信仰中国”的提出，亦有助于增强海外华人与外国信众对中国的向心力和投资效应。相应地，在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依托下，中国的经济“走出去”战略也更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外部认同，消除“经济殖民”与“资源掠夺”等负面指责，从而更具有可持续性。在新疆的“向西开放”这一国家战略中，除了地缘上的优势以外，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亦有助于中国藉由新疆实现与中亚、巴基斯坦乃至中东、北非等伊斯兰地区的经济整合和优势互补。与此同时，正是基于信仰以及语言的共通性，众多的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不断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在中东、北非等伊斯兰地区的经济利益的重要实现者与维护者，并且成为“沟通中国对伊斯兰各国关系的兼具象征性和实践性的管道”。事实上，这种日益显现的、以宗教信仰为依托的中国公民海外经济参与，正是中国政治与外交中从未经历过的新情势，急剧扩大的海外利益及其保护已然成为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在此过程中，如何积极凭借中国丰富的宗教信仰资源切实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就成为一种可供探讨的全新思路。这恰恰需要我们在“信仰中国”的视野中，进一步思考中国各种宗教的内外联系所具有的丰富意涵。
(三)中国国际形象的正面塑造
国家利益是由双向建构而成的，在内部生存和经济发展得到保障后，国家利益的追求自然会加人更多的外部建构因素如国际影响和国际形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道教、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作为连接“信仰中国”内部三个“信仰板块”的纽带，“历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这些传统宗教信仰的复兴，不仅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价值基础，也有助于塑造中国更为正面的国际形象。国际形象是一国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而宗教形象又是分量极重的国际形象要素，处理好国内外宗教问题因此也成为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环节之一。四“信仰中国”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消除西方世界对“无神论中国”的刻板印象和种种疑虑，也有助于避免国际社会将当代中国人视作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在中国国内宗教问题日益具有国际效应的当下，“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正是“信仰中国”论述的意义所在。
(四)中国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
冷战的结束并未宣告国共内战和东亚冷战格局的彻底终结，两岸以及全世界华人因长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造成的心灵分裂，正是阻碍国家统一的深层原因。海峡两岸在经济上的热络并未能掩盖彼此在心灵上的隔阂，“台独”势力的政治操作又强化了两岸民众的相互疑虑。然而在台湾，发源于中国大陆的各种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堪称除了棒球运动以外为数极少的可以同时被蓝绿阵营所接受的共识。实际上，佛教、道教、妈祖等宗教与信仰在两岸交往中，始终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无论是佛指舍利赴台瞻礼这一两岸佛教界的世纪盛事，还是先于两岸正式直航的“宗教直航”，都充分表明了宗教在凝聚两岸人心、推动国家统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大陆所拥有的众多宗教圣地和圣物，正为强化台湾信众尤其是草根阶层的中国认同提供了条件。对于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而言，信仰上的归属感亦能使其更加心系国家统一。
然而，以上所述只是“信仰中国”论述的四个潜在意义。若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利益，便更需要中国国家力量的积极塑造和展示，而中国物质力量的急速提升恰恰为此提供了条件。从“信仰中国”的视野出发，这些积极塑造和展示的努力至少可以包括：
1.在海峡两岸率先实现“宗教直航”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和加强两岸包括各种民间信仰和建制宗教在内的交流，尤其注重基层草根信众之间的往来，从而“增加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建设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充分依托中国所拥有的宗教圣地、圣物等宝贵财富，积极将港澳台、海外华人以及外国信众“请进来”，通过他们的亲身观察向国际社会展示更为真实的中国宗教状况。同时，凭借中国拥有的多元宗教与信仰资源，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鼓励熟悉中国宗教国情的宗教人士及各界人士“走出去”，提升中国在国际宗教舞台的对话和论述能力。
3.充分发掘宗教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资源，化被动为主动，通过中央、地方与民间社团相结合，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向海外投射中国的宗教影响力。实际上，官民并行、多层互动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正是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理论在国际层面的灵活运用。无论是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等高级别会议，还是更富草根性的各种民间性宗教信仰往来都旨在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假以时日，我国宗教的国际吸引力完全有可能从目前的“圣物”(如“圣经事工展”、“宗教文化展”、“佛牙/佛指舍利赴外供奉”)和实践层次(如“少林武功”、“家庭教会”、“圣经出口”、“各教和谐”)逐渐提升到制度、范式和思想层次。
4.充分认识到海外华人与外国信众团体的组织、动员和参与能力。除了中国宗教信仰的“走出去”与各种公共外交举措以外，“信仰中国”的第二、三板块是中国宗教信仰在海外最具经常性、建制性、广泛性和草根性的存在，也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宗教信仰的一个窗口。因此，通过强化与这部分人群的精神纽带和人员往来，从而塑造所在国民众和政府对中国宗教现状的正确和正面认知，切实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个体现数量广大的部分中国民众的精神诉求的“信仰中国”正在逐渐浮现而变得清晰。“信仰中国”的论述和塑造，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有助于实现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的良哇互动，加强因宗教信仰关系而结成了各种海内外“神缘”，弥合中国外交中“软硬失衡”、“内外有别”、“上下脱节”等多重差距，从而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 《国际问题研究》 | 来源日期：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