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邪教西部乡村“邪教”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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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彦辉
贫穷、落后和缺少归属感，使中国西部农村成为地下宗教孳生的肥沃土壤。
二英和闰娃（化名）的家安在陕西榆林市南部的一个深山沟中挖出的三孔破窑洞里。窑洞门顶上还有斑驳褪色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大字标语。二英和闰娃夫妇不赞美毛主席、不去庙里烧香很多年了，每天早晚，他们都跪在炕上，头顶着白毛巾，虔诚地对着墙壁上的红“十”字架顶礼膜拜。没有繁文缛节，也没有手捧《圣经》。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寄托于“神”，并希望得到“神”的恩赐。
他们是“三赎基督”（门徒会）的信徒。
“神能使人复活，能医病赶鬼。”闰娃说，信了教，不吃药，不打针，祷告就能治病，无病能保平安。入了会，种地不用化肥，不施农药也有好收成，六畜兴旺，缸中的粮食会自动增加，一天吃二两粮就够。
闰娃相信，信了“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接受“福音”就能保全家平安。信“神”后能躲避灾难，否则就不会得到“神”的保佑，难逃世界末日的劫难。
夫妻俩告诉周围邻居，世界末日很快会来到，饥荒、瘟疫、地震等各种灾难降临，天上要下硫磺火，地球要爆炸，到时候三分之一的人要死于非命，只有信“神”才能保平安，信“神”可以进天国，可以永生。不信的人将受惩罚，下地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只要你说有病，他们就拉着你入会，相信他们的‘神’就好。”方圆几里的村民都知道，不懂医术的二英和闰娃热心帮人看病是为了传教。他们还唱“灵歌”，曲调儿听起来像当地的民歌，村民似懂非懂。
邻村有村民相信了他们的话。虽然偏僻的深山沟里不通车，但总有信徒三五成群，趟过沟河，翻山越岭，到他们的窑洞聚会。平常空寂安谧的院子，这时会突然热闹起来。
深夜他们的时喊时唱，时常会让住在隔壁窑洞的嫂子恐惧。这个习惯了夜里狼叫狐哭的农村妇女，害怕与这些她称作“群魔”的人毗邻。
与二英的嫂子一样，邻居们开始对红十字架恐慌，他们搞不清村里村外这些年怎么出了那么多新“神”。信“神”的人都还偷偷摸摸的。
“他们散布的都是歪理邪说。”村里人说，这些新“神”都邪透了。
他们只知道信 “ 神 ”
二英和闰娃说，“三赎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的儿子”，“活的耶稣”，是“基督成了肉身的再次显现”。
村民们感觉到迷惑，在榆林市中心的芝圃中巷的基督教堂，也高挂着十字架，可上面还钉着一个人。村民的印象里，教堂的信徒都手捧《圣经》，唱的都是“西洋调”，不是民歌小调。
“那是耶稣。”83岁的牧师杨振华告诉村民，基督教信徒信奉的是耶稣，但他们并不能帮人治病。而二英和闰娃信奉的教主“三赎基督”是季三保，不是耶稣，任何人不能封为“活的耶稣”。
季三保是陕西省耀县的农民，他在1989年建立了“门徒会”，季给自己起了一个“三赎”神名，自称对人类“第三次救赎”要靠他来完成。有的地方因其设立“十二门徒”而称“门徒会”，有的因信奉“三赎”而称“三赎基督”或“三赎教”，有的地方因主张走“窄门”，不进教堂，在野外聚会而称为“旷野窄门”或“旷野教”。
令杨牧师气愤的是，这部分人正冒用基督教名义，在陕北农村地区打着“传福音”的旗号，走村串户，为农民医病赶鬼，秘密传教。其中还有“实际神”（又称“东方闪电”），他们也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宣扬河南一个女神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要在中国“做王掌权”。
“他们都不是基督教，是邪教。”杨牧师说，基督教奉《圣经》为唯一经典，是信徒在信仰上的根本依据和行事为人的重要准则。而“门徒会”歪曲盗用《圣经》，偷梁换柱，凡《圣经》中的“耶稣”全部用“三赎”来代替。“实际神”也从根本上否定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信仰。
“门徒会”散布“现在是黑暗当道，魔鬼掌权”，“实际神”则在自编教义中称“中国人最卑贱”、“中国将逐渐大乱”、“信‘女神’得拯救”、“中国将分裂”、“所有信徒必须破除亲情、友情、爱情，必须打破家庭”等内容。
1999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而对于这些，二英和闰娃似乎一无所知。当地一名基督徒说：“农民不懂什么是邪教，他们只知道信‘神’。”
“ 邪教 ” 盛行的 “ 重灾区 ”
榆林市地接甘、宁、蒙、晋四省区，是陕北老少边穷地区，但黄土高原上远近大村小寨、落后偏僻的穷山沟，都有村民信邪教。
“门徒会”发源陕西，创立者和主要的上层骨干是陕西人。近年在陕西活动频繁，并迅速蔓延全国。据官方资料显示，“门徒会”至1995年已在15个省120个地（市）的681个县（市），发展信徒达35万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际神”也从河南开始向外传播，1998年传到延安等陕北城市。
目前，榆林市区县以“门徒会”、“实际神”、“安息日”、“因信成义”、“化血河”等邪教性质的组织盛行，其中“门徒会”人数最多，“实际神”次之。
“他们依托农村城镇地区，逐步进入大中城市，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设立相应领导机构，控制下层教会组织。”一名榆林市“实际神”信徒透露，他们2002年开始在榆林市榆阳区传教。
他们称整个榆林与延安为陕北片区，称南部县域为“老区”，称神木、府谷等县为“新开发区”，信徒数量尚不及“老区”。
这名信徒说，目前沿黄河地区各县教派势力更强大，他们可随时与山西呼应。省三边地区则初具规模，并与宁夏呼应。“实际神”在整个陕西由南向北蔓延，并突破陕西北边的省境，到达甘肃、内蒙古，向新疆渗透。
“整个陕西已成为邪教的‘重灾区’。”杨牧师说。据官方统计资料显示，陕西省目前除杨凌区未发现冒用宗教名义的邪教活动外，其他10个市均有邪教活动，分别是“门徒会”、“实际神”、“全范围教会”、“三班仆人派”、“被立王”、“旷野教”、“三宝门”、“观音法门”、“主神教”、“呼喊派”、“灵灵教”、“哭喊派”等，邪教派别林立，多达30余种。
榆林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一位局长说，该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五教信徒近20万人，教职人员120人，经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有106处，但远远不及邪教发展迅猛。
“他们还把我们的信徒拉走了很多。”杨牧师说，榆林信仰基督教者近7000人，主要分布在榆阳、神木、府谷、佳县和绥德等县区。目前，基督教、天主教会在陕西普遍受到邪教活动的干扰，以县区级地域最为严重。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的力量、人数根本无法与邪教相比。“我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非法传教。”
佛教、道教思想尽管在农村根深蒂固，但传统宗教是很松散的，村民一旦信了邪教，他们就连庙会都不赶。
传教如同传销
与二英和闰娃一样，余兴庄的来旺和翠英（化名）也信仰“三赎基督”。48岁的翠英说，“三赎基督”是来拯救她脱离苦海。
翠英患有小儿麻痹症，长年劳累落下腿痛的病根。“那时候根本没钱看病，现在日子还是苦透了。”她说，有一阵子，腿痛得整个膝盖肿了起来，穿不进裤子，有时痛得饭都吃不下，在炕上直打滚。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上门告诉她，信教可以治好腿病，有病只要祷告就好，没病也能身体强壮。“我想反正信了也没害处，就信了。”她好像感觉到“神”已赐福于她，腿没有先前那么痛了，能走路。她更坚信祷告就能平安，丈夫来旺患有心膜炎，也一并随她信了教。
二英和闰娃也因病而信教，信徒入会后一般要求每月至少带10人入会。“现在要多传福音，传得越多，级别越高，对神的贡献越大，所得的福分就越多，今后得到的生命粮也就越多。到时候别人没吃的，我们饿不死。”二英说。
于是，信徒们“亲串亲”、“友联友”、“邻传邻”、“一传十”、“十传百”、千方百计拉人入会。不少信徒还离家出走，有的甚至荒废学业，他们组成了专业的“福音队”，一心“传福音”。
“传福音”的人说，传教如同传销，发展信众人数多，“门徒会”给他们钱就多，有人一年获利上万元人民币。“传福音”的路费开支都可以报销，“传福音”有收入保障，生活不成问题。
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头脑敏捷、能言善辩、信念坚定、经得起各种考验，抛妻弃子都不当回事。而他们瞄准的对象是一些忠厚老实、生活困难、疾病缠身、失意落魄、生意赔本或对社会不满的人。
他们总会选择适当时机接触，揣摩对方心态，观察对方反应。然后选择时间，亮明意向，竭力指出依从该信仰的好处，进入“神”安排的至高福境。
“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过程。”一名传福音者说，他们都会对被发展对象关怀备至，使之感到温暖又不好意思拒绝，同时产生共鸣。有的传教人员则以诚动人，为对方花费钱物，出人力帮助家务劳动和农忙种收，有的无偿帮助干农活达半年以上。
“他们不厌其烦，问寒问暖，你说叫人咋不信？”一名“实际神”信徒说，政府也不可能做到这样。
谁家有人生病、住院，谁家出了事故，他们就会闻讯而至，劝人入会，有的还在医院门口拉人入会。他们总是列举大量祷告治病、消灾免难的案例。
一些传教人员手段上比较创新：在人家门楣上抹鳝鱼血或院子投放癞蛤蟆，随后出来告诉主人这是凶兆，信教才能逢凶化吉；有的用珠光笔在鸡蛋、鸽子蛋上写字，然后放到菜地里，等农民刨地挖出来，骗他说是天意让他信教；有的用姜黄在白纸上写上字或图案，然后放到偷偷加了碱的水盆里，待显出字或图案，说是“神”显灵。还有的看相算命、装神弄鬼。
据官方资料显示，目前，“门徒会”和“实际神”信众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其中妇女占95%左右。过去，大部分信众来自农村，现在不少城镇居民包括政府机关人员也参加。成员有下岗职工、在职教师、离退休干部、复员军人、村干部、学生和个体户，他们年龄多在中年以上，但青少年也不在少数。
“各教派还时常为争夺信众和地盘打架。”一名“实际神”信徒说，他们在教义方面互相攻击诋毁，一旦发现别的教派威胁到本派，抢走了自己这边的“羊”（信徒），或将有地位的骨干争取过去，他们就会恼羞成怒，报复对方。
分工严密的 “ 地下王国 ”
每到夜晚，榆林市榆阳区大街小巷，聚会的信徒特别多。市南门的城庄梁附近，常有“实际神”信徒出没。一名“实际神”分号教会骨干称，他们聚会一般不超过5人，风声紧，不超过3人；环境松，可达7个。
“门徒会”信徒每周也在“圣安息日”聚会，二英和闰娃的窑洞地处偏僻，成了天然的聚会点，附近村庄的信徒都会兴冲冲地赶来。闰娃盛情款待他们，年初还杀了5头猪和8只羊。
他们聚会的内容主要是“作见证”，“见证”这个人的病自愈了，那个人得了多少“粮”，以此来“坚固”信者，吸引不信者。
据称，“门徒会”有名为“七七建制”的组织体系，组织分总会、大会、分会、小分会、点会、教会、聚会点7级，每级下设7个单位。
其内部实行单线联系，组织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他们只许“上会”与“下会”人员联系，不许“下会”人员主动与“上会”人员联系。上下“会”之间设“联络员”。
各级组织都在所辖区域内挑选最可靠的成员设立“三点家庭”，即“接待点”、“保守点”、“联络点”，以方便活动联络。信徒之间不允许使用真实姓名，彼此用化名相称。他们通常昼伏夜出，接头通话使用暗语。
“实际神”的内部组织体系最严密，层次分明。其最高者为女神，下设祭司，教会分“大区”、“小区”和“分会”，通常省设“大区”，市设“小区”，县设“分会”。一个分号教会要求不超过50人，人增多后再分成新的分号教会，比如一号教会、二号教会等，依次类推。最基层的组织形式是聚会点、接待家庭。
一名“实际神”分号教会骨干介绍说，聚会点负责培养信仰观念和素质、沟通必要信息。每周活动若干次，每次人员有严格限制；接待家庭负责收留、招待、保护前来活动的人员，提供骨干及领导成员开会、部署、决策等需要的场所。
各级机构成员分工明晰，有“带领”、“监察”、“财务”、“后勤”、“配搭”、“执事”等，还有机动传教人员，固定的“福音队”，书籍、资料等保管分发的专职人员，传递信件实物的“交通员”及特别行动组。
他们都有月季工作安排、年度计划和5年规划。他们实行严格的人事制度，有明确的考核考勤。新年伊始，他们的工作已全部安排，上面传达下来的工作、学习内容贯彻效率极高。
“我们还有自己的‘银行’和‘邮局’。”这名骨干说，当下面的分会需要钱，上面很快拨款，有的电话都不用打一个，对方即可收到。如果往外地寄送实物，他们只要通知当地的分会，写好地址，一天内送达。
平时，他们将物品分散保管，将现金递交上级（市区以上）进行统一安排，由几个专职人员分开保管。各县若需要，资金可以快速流动。他称，各级组织一般有较充足的钱物，一个小区的“带领”，手头起码有数万元资金调动的权力，这些资金主要支付平常的活动经费、路费、伙食费、补贴等。一些分会的粮油、鸡蛋都吃不完，衣物配给充足，还给零花钱。
各组织均有数十万至数百万不等的信众，他们均有数量惊人的经费在运行，支撑这个“地下王国”运转。
这些钱大多数来自信众的捐献，他们称为“尽本分”，通常以“为神奉献”、“慈惠”、“同济”等名目向信徒聚敛钱财。
暴力下的 “ 福音 ”
陕北农村很多信徒生活贫困，但为表示虔诚，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甚或变卖房子、家具、毛驴、果园来奉献。部分富裕的信徒奉献巨资，布施数万元，甚至舍尽家财以求“神”赐福永生。
许多信徒的生活日益陷入窘境，家庭不和睦，子女和父母闹意见，互视对方为“魔鬼”。据官方调查，榆林市某县有21名邪教信徒抛下家庭，外出传教，下落不明。
“门徒会”信徒整天呆在家中祷告，不种地、不锄草、不养牲畜。一些地方曾有30%的信徒因此荒废责任田，有的地方发生水灾，一些信徒不抗洪救灾，认为“信主的人可得救”，造成630亩农田颗粒无收。
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有些信徒因有病不治相继死亡。2003年，拒医拒药死亡的信众达1400多人。
据榆林市有关部门调查，一些信徒“赶鬼治病”用火钳夹手指、折手指、抓头发、用“经书”、巴掌击打面部，并多次限制病人喝水，后因外伤和缺水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死亡。有的地方信徒以“传福音”为名替村民祷告治病，让其看着他们写的祷告词祷告，被拒绝后，他们即将一壶开水浇到这位病人的头上，并用燃烧的蜂窝煤烤其脸，又将玉米秸放在煤炉上熏烤他的身体，将其折磨致死。
一些信徒走火入魔，屡屡发生精神失常、自残、杀人、自杀等事件。有人甚至宣扬“不仅要灵魂崇拜，还要肉体崇拜，只有肉体再合为一体，才能除去身心的污秽而得救。”并称之为“蒙召”。还有的邪教规定，必须与邪教成员淫乱才能成为正式信徒，甚至要求男女信徒信仰到一定程度后，抱在一起“修炼”，强令男女成员集体淫乱。
一邪教头目以“传教”和“救人”为名玩弄妇女，其下属的13名年轻女信徒，除了他的外甥女外，全部被奸污。另一邪教头目则先后奸污女性27名，其中有6人为他生了孩子。
邪教组织往往还鼓动信徒发泄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门徒会”称要“打倒君王，推翻黑党，砸烂黑政府，打倒黑社会”，提出要“先争人心，后夺政权”。“实际神”则宣称“所有子民要在神的率领下，与恶魔大红龙展开决战，将大红龙消灭。”
2004年以来，“门徒会”提出“早立锦旗早自由”的口号，并统一制作旗帜，称为“旗得胜”，下发至每一教会，聚会点，要求在聚会活动中悬挂。“门徒会”总会负责人在活动中化名“王得胜”，以此展示其政治意图。
2006年以来，一些地方“门徒会”信徒有组织地聚集，阻挠警察执法、甚至与警察发生冲突。某县3000多名邪教信徒曾经围攻乡政府、殴打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抢夺枪支。
一名基层干部说，近年接连发生“门徒会”到当地乡镇党委政府、派出所进行“见证、送平安”活动，他们散发宣传资料，有的甚至发展到挨家挨户上门“传福音”。
一些邪教在乡村设立组织、任命骨干，他们有目的地发展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向基层组织渗透。在一些邪教活动突出的地方，村干部召集群众开会，要事先经过邪教头目的同意。
反邪是迫切政治需要
据了解，邪教“被立王”的教主吴扬明，以欺骗、胁迫等手段奸污妇女多名，以强奸罪被判处死刑。而另一邪教“主神教”教主刘家国也因诈骗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很多“门徒会”信徒蒙在鼓里，他们信仰的“神”季三保早在1997年12月在西安市附近因车祸死亡。第二任总会负责人蔚世强也在2001年5月死于肝癌。第三任总会负责人陈世荣现已被依法处理。
榆林市公安局有关人士称，上世纪90年代初，“门徒会”被公安机关依法取缔，几乎受到毁灭性打击，但又死灰复燃。
“他们反侦察能力很强。”基层派出所的民警说，邪教组织频繁调动专业人员，且使用假名、化名，记账用暗号，谈话用“黑话”，即内部使用的语言。比如拿几本书，他们说是“玉米”，比如“出环境”了，就是被抓了。
即便被公安部门抓到，他们要么不说，要么胡说。而且，他们地下活动频繁，公安部门难以打击和控制。平时，村民又因害怕打击、报复不举报。客观上，公安部门警力有限，业务重，三、四个乡才有一个派出所，一个派出所才有三个民警，仅乡里的治安、刑事案件就多的让他们腾不出时间和精力。
公安部门目前没有形成一个专门机构，尽管由“国保大队”负责国家安全保卫工作，但他们针对邪教，重心仍放在打击“法轮功”上。“他们花很少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他们只是在打击。”基层一名宗教局干部指出，公安机关对农村广泛的邪教信众没有办法。
“洗脑是很可怕的。” 这名宗教局干部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邪教组织把群众网罗到他们那一边，与政府对抗。“他们已经站到了对立面。”一部分邪教信徒被洗脑后很难进行思想转化，他们接受了邪教理念，“这个时候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
1999年，国务院成立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610办），该系统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专门机构。榆林市各县区委目前把“610办”设为党委、政府的常设机构，而不是定性为事业单位，并给予足够的人员编制。今年初，榆林市成立反邪教协会，更是国内首个市级反邪教协会。
榆林市610办主任沈明志称，他们准备在农村、学校、社区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覆盖面达到90%以上，让基层群众自觉抵制邪教。
半梦半醒之间
陕北玉家沟的马驹子最近做出了决定，退教。他先前以为“信了教，娃娃就会说话了。”但前不久，他把女娃送到榆林市的聋哑学校，又把墙壁上的红“十”字摘下来烧了。外出打工前，他再三交待自己的妻子不准信教，因为晚上聚会接待信徒，村里人早已对他的妻子风言风语。
马驹子说，一次他被羊身上的一种“布病”传染，发高烧、出汗、浑身痛，全家人都跪在地上祷告，一个多月下来，一点也不顶事。他后来去了县防疫站，花60块钱，两三天病就治好了。
从此，他不再信教，但一些信徒常上门来劝说，说他今后七灾八难不断。他听说“门徒会”对信徒的控制十分严格，对退出的成员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心里害怕退教，又担心被公安抓，犹豫不决。
据官方资料记载，湖南汉寿县一个“门徒会”小分会骨干，因其父“祷告治病”无效死亡退教，“门徒会”遂派人冒充司法人员将其兄弟二人劫持至一窝点，进行非法审讯和摧残长达50小时，这名骨干被迫重新加入，并被勒索5000元“抓人费用”。
2005年8月，四川绵阳一个信徒脱离“门徒会”后，在买菜途中被当地“门徒会”骨干劫持，连续遭到“审问”并被泼冷水、毒打、侮辱，8天后才脱身。
一名“实际神”信徒退教后东躲西藏，他亲眼见过组织对叛徒的惩罚，吊打、浇开水等，还有的装进麻袋扔河沟。
这名信徒说，组织还以绑架等手段威胁其成员不得背叛，否则给予断手脚、割耳朵、坐地牢、毒死等报复。有的对想退出的信徒暴力胁迫，甚至将其杀害，对不驯服的成员，用棍子将他们的胳膊、双腿打断，或用硫酸毁容。
二英和闰娃仍坚持信教。年初，当地政府在榆林市北划拨一块土地，他们将移民迁出深山沟，三个娃外出打工，家里经济有了起色。二英和闰娃认为，这是“神”的恩赐，他们准备到新的居住地继续“传福音”。
“神”宣扬吃“赐福粮”、“生命粮”，“主张不搞农业生产”。但他们还是舍不得深山沟里村民抛荒的几百亩山地，开春又播下种子。他们想多种地多打粮。
体弱多病的来旺和翠英也未放弃在自家田地上耕种，信了教，“光吃二两是不够的。”他们说，三餐吃饱，这样才有力气干活。
翠英听说“政府不让信这种教”，她死活不让两个娃与他们一起祷告，怕出事。但“我命苦，只有‘神’能拯救我脱离苦海。”翠英说，“人家有钱看病，都信科学，政府给我钱看病，我才不会信它。”
来旺夫妇素日在村里和睦处世。至于“神”说的彼岸世界究竟是啥模样，灵魂救赎究竟为哪般，他们并不太关心，也不像邪教组织领导和骨干对权力与金钱充满欲望。像他们一样，普通信徒更关心的是庄稼收成好坏与身体健康与否。
来源：《凤凰周刊》 2007年13期(总2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