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将会成为福音大国”，这是很多海内外华人教牧同工、以及西方很多关注中国基督教的人士的共识与盼望。通过本报之前的系列报导，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刘同苏牧师亦介绍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是过去十年来中国福音运动的的一个显着特点、以及福音会藉着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农村传统的家庭教会以及民工家庭教会三个进路互相配搭，使福音普传神州。
然而，刘牧师亦在随后的分享中坦率表示，虽然前景远大，但整体来看，现在的家庭教会在发展中面临这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三大挑战，这些都是家庭教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些关键问题？其实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处理问题、回应挑战，一个教会也是如此，要处理这些关键问题。”
他也指出：“教会的主导也是谁能够处理这些问题，谁就能主导教会。”他说到，目前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这几大关键问题，其实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都是解决的主导力量，虽然他们人数少，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处理好了，那么这些所探索的处理方式就可以作为“先导”，就可以引导整个家庭教会。
说到内部的关键问题，意在是信仰生命的内部问题，其一是生命的内容，二是生命形式的转换，三是生命的理念。三大外部的关键问题则是和外界环境相关的，分别是社会参与问题、政教关系问题和与三自教会的关系问题。
内部问题之一：生命的内容——时代已经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
刘牧师介绍说，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生命的内容，就是目前的生命的内容和以前的传统家庭教会有变化了，从以前的“红色殉道”已经到了“白色殉道”一个新挑战的时代。
他说，现在能够有中国福音运动的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文革以及文革之前那些时代的农村家庭教会的坚持。“当时的环境就是‘红色殉道’的时期，是一个在外面的逼迫下我们可以凭借耶稣的十字架、以一个比较惨烈的形式坚守了真道，‘红色’说的是‘流血’，但是‘红色殉道’这只是一种十字架的特定的表现形式，因为当时直接的背景是来自世界的直接的冲突和惨烈的坚守。”
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和以前发生很多变化。“现在虽然还有逼迫，但是已经是逼迫的衰竭期，现在红色殉道已经不是教会的主要挑战，也不是十字架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在是‘白色殉道’，‘白色’就是圣洁的象征。”刘牧师解释说，“现在的教会和社会基本处在同样的环境中。过去不一样，过去是一信主就把你监禁了、就把你流放了，现在不是，教会和社会是同样的环境。”因此，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不像以前是坚忍，“而是如何在一个相对平和的、跟世界没有直接明显冲突的环境中，如何保守自己的基督生命。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最近几年里面，教会里面基本的跌倒或者衰落不是由于当局的逼迫，而是权力、金钱、女色的诱惑，或者世界的引诱，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主要的挑战。”刘牧师进一步解释说：“今天魔鬼不是用惨烈的方式；来逼迫你，而是用这些。逼迫的内在没有变，唯一改变的是形式。很多教会没有正确的认清这点，还是强调‘为主受苦、为主坐监’，但是教会却在没落，为什么？因为魔鬼进攻的方向改变了，但是我们应对的方面没有改变。”
面对这一挑战，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已经在做出回应。刘牧师介绍说：“目前城市家庭教会在这方面比较先行，就是如何处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基督徒不同的生命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在城市家庭教会里面开始出现很多亲子教育，家庭婚恋、职场等等这样的培训呢？以前不用管这些事情，以前只要爱主就可以了。以前是只要你信主，就把你从那个社会轰出来了，你就是社会的另类，你想在里面升官发财也不可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信徒在社会上有升职有发财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完全一样的社会环境中。亲子、家庭、职业等等这些培训是教导你怎么在这些日常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也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提出的观念。以前传统的家庭教会都不承认，你一做这个就说你走到世界了。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这个概念也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提出的”
对时代背景的转换的认识，以及培训和教导基督徒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对这些的探讨都会给中国家庭教会带来很好的尝试和经验。
内部问题之二：生命形式的转换——点片制到堂会制、放养制到牧养制
内部问题第二个是生命形式的转换，其主要的特点在教会的架构上。刘牧师介绍说，以前是点片制，现在教会则过渡到堂会制，这一变化实质是从放养制到牧养制。
他进一步解释说，点片制“就是以聚会点作为教会存在的形式，不管如何，来到这里就是来聚会的、就是为了完成分别为圣的一天，其它的我就不管了”。点片制也是为了维护这个。而堂会制则是有自己的机构，目的是让堂会的弟兄姐妹以堂会为中心建立生命的连接，“很多的制度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更多的、更深层次的生命连接”。
刘牧师形象的说：“点片制就是放养制，我只管你分别为圣的这一天，只管你主日，其它的六天和日常生活都不管，牧养制则不一样，就是全面的生命对全面的生命。耶稣基督来就是全面的牧养，和12门徒一起同行牧养他们。”
他说到点片制在红色殉道的时候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全面的牧养没有那么重要，环境也使得当时不需要牧养，你只要坚守住分别为圣的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当时只要你是基督徒，就会被看作另类，你也很难融入到社会里面，而点片制则是最大限度的帮助你守住分别为圣的一块。但是，现在的时代变化已经使得点片制的问题更加凸显，比如点片制下有的牧师是可以拿着一篇道到不同的聚会点转来转去讲一年，而且讲道主要是口号激励性的，让大家更好的守住分别为圣的主日就可以，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和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来带领和处理我们的生命问题，这是点片制的很大的问题，牧师传道们到哪里做一个鼓励性的讲道就好了，你每天怎么活不是他的负责范围。”
可是，如今白色殉道的时代，教会和社会上所处的环境是基本一样的，那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怎样抵住社会的各种诱惑，这些都需要牧养。否则的话，很容易出现生命的分裂现象。刘牧师说，比如在温州你可以看到教会主日中信徒非常火热的崇拜，但是不少信徒在经商时却是“奸商”，像这种明显的生命的分裂现象，我们是不能怪弟兄姐妹的，而是因为没有很好的牧养他们，所以虽然他们信主了，但是还是自动的按照社会的价值观去处理事情和生活。
刘牧师强调牧养制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耶稣基督到这里来了，他只有3年事工的时间，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应该老是开布道会，但是他不是那样，他是和12个人住在一起、牧养他们。”牧养对于建立信徒全面的生命非常关键，而堂会制正是这一牧养制的保证。他说，堂会制度完全是从北京的家庭教会开始的，因为在那里的信徒面临的白色殉道的挑战是比较大的，他们对此作出的回应也给其他地方的家庭教会的很多帮助和经验。
内部问题之三：生命理念的转换——从没有明显的神学表述形式到神学的需要
内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生命的理念问题。刘牧师介绍说，在之前的时代传统的家庭教会没有很明显的神学表达方式，因为在红色殉道的时代基督徒是另类的，“我不需要说明我是谁，我只要活着，别人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基督徒，不需要解释”，而且在当时自然经济比较封闭和持续的环境下，比如一个村子里面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时只要你活出来就能够达到生命传递，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呢，很简单，我天天看你。”
但是现在的白色殉道时代则呼唤神学，呼唤从理念层次上解释我们的信仰。“现在是跟世人都一样的时候，那就需要解释了，需要解释什么是信仰，于是神学就需要了。”而且，现在都市的文化是很流动的，人员常常流动，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在这个很多元的环境中，人家可能说你的环境跟我不一样，你是学者、我是农民，所以要解释：虽然环境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我里面基督的生命也可以运用到你身上。而且都市文化改变很快，由于市场经济所以人是转来转去的，可能那个人不能等上10年看到你的生命，所以需要在短期内给我一个说法，到底信仰是什么，基督徒是什么…这些都是神学的需要。”
刘牧师说，圣经当然是最高的规范，但如何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在中国本土化的背景下，在神学层次上在教义层次上有规范性的说法，因此现在中国很多教会都在探讨相关的神学话题，试图在阐述上既又对大公信仰的继承，又有在新的中国的环境中的一个新的表达。而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之中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在理论分析上有很多优势，他们的加入对于这些神学话题、用理论的层次来解释生命都有帮助。
外部问题之一：是否要社会参与履行社会责任
在谈完三个内部问题之后，刘牧师紧接着谈到三个外部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社会参与的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社会参与，也就是在分别为圣的领域之外去参与一般的日常生活，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慈善、环保等等都是社会参与的问题。
刘牧师说，过去教会是很少涉及慈善和环保等这些社会参与的话题的，现在到底做不做这些教会里面也存在争议。他说，过去在红色殉道时代是坚决的圣俗两分，你参与到世界中去那就是和世界混杂，但是现在环境已经不一样，教会的观念也有了改观，现在社会参与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过去我们只是强调特殊启示，认为普遍启示已经没有了，这是不对的。如果上帝还对世界有主导权，那么特殊其实和普遍启示是互相对照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而是要回应普遍启示。道成肉身，你有肉身，你在这世界生活，你本来就生活在世界中，所以你必须要活出来。”
刘牧师说，如果教会只是简单的持守圣俗两分，忽略社会责任，则会带来不好的见证。他说到自己曾经到一个河北农村的家庭教会中，那里的宗教官员告诉他：“刘牧师，赶快管管这些信徒吧。他们说主都快要来了，只管圣的事情，俗的事情都不管，所以都不干活了，我都觉得你们的见证不好。”
我们不能说俗的世界都是被罪统治的，所以就不去履行自己的社会社会，刘牧师指出，我们作为基督徒反而要把基督的生命带回到世界上去。“基督也是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中，我们却说要离开这个世界。”
面对社会参与问题，城市家庭教会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举出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家庭教会的信徒都积极参与赈灾。最初的70%的志愿者都是家庭教会的信徒，后来由于环境的艰难等很多志愿者陆续离开，但有统计说最后坚守下来的志愿者中90%都是家庭教会的信徒，家庭教会的长期坚守换来了美好的见证。
而同时，城市家庭教会在重大社会危机中所体现的社会参与态度也给人很多的亮光。“耶稣基督也是为人治病，耶稣也不是说我只关心你灵魂、其它的就不管了，而是我既关心你灵魂，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也关心你肉体。我们也是要遵循耶稣的原则。”
外部问题之二：政教关系和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
第二个外部问题是政教关系的问题。刘牧师介绍说，政教关系其实基本上是两个方面，即公开化和合法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他说，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以前家庭教会跟政府是不搭界的，“你见到我就躲着我，家庭教会最多是一个被动的被迫害的关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开始生活在主流社会里面了，这时我们必须面对主流社会的合法代表。”
刘牧师对于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持乐观的态度，他表示，虽然现在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中仍是少数派，但是会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影响深远，他认为“现在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因为中国从现在到未来200年间最大的问题是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公民社会并不是什么理念，不是从西方引出一套民主理念，而是需要有示范，而家庭教会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特别是在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代以及文化大革命严峻的环境中，“只有家庭教会保留了自己的公共生活，是用了一个私人生活领域保留了公共生活。”
而合法化只是这个问题的延伸，刘牧师说到，“合法化的关键问题是结社问题，谁能够拿到这个谁就有公民社会的支点。” 他借用中国社学学者李凡的说法：家庭教会可以算是人数最多的NGO、财务状况最好的NGO、组织化程度最高的NGO、与国际接轨最好的NG0、成员忠诚度最高的NGO，刘同苏牧师则再从信仰的角度加上另外重要的一点：家庭教会也是中国生命连接最全面的NGO。
他说，家庭教会是NGO中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主导着这个变化，当结社能够合法通过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建立公民社会，我们在领导公民社会的建立”。而关于家庭教会登记的问题，城市家庭教会也在这个方面的探究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外部问题第三：与三自教会关系的处理
刘牧师谈到最后一个问题，是与三自教会关系的处理问题，他表示这是一个即算是内部的问题又算是外部的问题，一方面属于中国教会内部的问题，是一个教会两种制度，一方面也属于家庭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外部问题。
他表示，以前家庭教会和三自是完全对立的，当时有说是“家庭教会的信徒绝对不能去三自教会”，但是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家庭教会合法化的进程，也会对三自会有很多的影响，他称之为“后三自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跟三自会发生关系，而是如何和三自下面的教会产生关系。”现在也是不少家庭教会和三自的一些堂会有交流，“很多弟兄姐妹是穿插的，不绝对认为你不能去三自教会。”
刘牧师说，家庭教会可以和三自下面的堂会做彼此的交流，家庭教会在生命上、和牧养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而且在培训等上面也有很多资源，可以做到资源共享。他表示，传统家庭教会在面对三自教会的时候，“要不就是惧怕要不就是反感”，而城市家庭教会则在这方面有很多有益的探索，一方面在坚持自己原则、“在不投降的同时能够尽量争取三自的弟兄姐妹”。“地方堂会间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彼此连接，这个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