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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苏牧师回应对北京守望教会户外崇拜质疑之声

田伟基督日报记者
2009年11月16日10時32分 Posted.改变字体大小

近日,北京守望教会因遭当局逼迫而不得已露天在大雪中举行户外崇拜,外间却不断有人指责其做法;一直关注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刘同苏牧师特别发表文章响应。

刘同苏牧师的文章题为《做整个社会的守望者》。本身并非守望教会成员、亦不代表守望教会的刘牧师表明,自己仅是作为一位福音派牧师和基督教学者的立场来发表对事件的个人看法。这是出于对守望教会全体会众及同工们的爱心,并顾及到其它有共同异象的主内朋友的。他一再澄清自己不是传闻中守望教会的幕后操纵者,甚至未曾在任何事工方面与该教会有过同工关系。

对于外界指责北京守望教会行径是为了“搞政治”的说法,刘牧师表示不能苟同。他指出,户外聚会并非为了挑战政府,也不是在“搞政治、搞权力斗争”,而是只有一个目的——在逼迫中持守教会的日常崇拜。

事实上,不只是北京守望教会遭到非议,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自今年6月初开始户外聚会以来也同样受尽攻击。刘牧师观察到,除了少数出于明显政治倾向的谩骂者以外,非议竟然多数来自教会内部(国内和海外的都有),使他深深感受到教会内部对于家庭教会的实况尚存不少误解,因此他更有动力借着守望教会事件来澄清有关事实与理念。

家庭教会无意挑战政府 乃为遭剥夺的受害者

北京守望教会遭人质疑得最多的一点是“为何要以户外聚会挑战政府”。刘牧师说,其实仍在继续或曾经进行户外聚会,对于家庭教会本身亦是出于无奈之举。他说,当局利用逼迫租屋的房东的手段,使一些家庭教会不得不从写字楼搬出来聚会。

“没有一个家庭教会主动跑到户外去聚会;是政府剥夺了家庭教会的聚会地点,家庭教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于户外聚会。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刘牧师曾于10月18日与守望教会的牧者与长老会面,当时他们诚恳而焦急地申明“守望教会真的不愿意到户外聚会”。他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11月1日以前签订购置新堂的合约,但是两次购置新堂的谈判也由于一些部门的介入而不明不白地被终止了。这些清楚的事实和明显的是非是明明地摆在面前的,“谁是侵权者,谁是受害者,这是依照简单是非标准不难分辨的事情。”
另外,响应有人质疑为何教会不在购置新堂之前租赁聚会空间,刘牧师解释,这是因为考虑到当局过去都是透过讹诈写字楼的房东,使他们不得租用地方做聚会场所的,所以直到能购入属于自己的地方来建堂,就得先踏实地在户外自由敬拜。

家庭教会户外聚会 为福音守住公共生活空间

刘同苏牧师表示,这一问题正涉及了此次政府逼迫和以户外聚会形式反逼迫的实质。他具体解释说,公园与写字楼有共同的性质,即同为社会公共生活空间;而家庭则是私人活动领域。“从写字楼到公园,虽有户外户内的区别,却坚守了在公共生活领域里面敬拜的权利。从写字楼到家庭,固然都是室内,却从公共生活领域退回了私人生活领域。”

“自2007年春天以来,北京警方不断胁迫家庭教会退回家庭,其实质就是要将家庭教会赶出社会公共空间。此次全国范围逼迫 所涉及的教会全都与公共生活有关,可见逼迫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家庭教会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活动的权利。家庭教会正在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主流;教会在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开展活动,是教会得以向整个社会传扬福音的关键之一。”

他继续说:“秘密地躲在家庭里面聚会,对基督徒本身的灵命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但是,却肯定无法将福音带给整个社会。在这个时代,上帝已经命定教会要将福音传至中华民族的各个人群,仅仅守在社会边缘或者躲在隐秘地方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在这个时代,上帝已经拣选了家庭教会作整个民族的守望者。福音不再是在边缘区域悄悄传递的‘小道消息’,而是在空旷明亮之地向全城喊出来的主流声音。公共生活空间是最大限度伸展到整个社会的平台;守住了公共生活空间就是把握了通向全社会的最大通道。”

刘牧师接着以实际数据支持此点,说明家庭教会坚持在公共场所聚会的意义和重要性。2007年,他在北京家庭教会中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居民楼聚会的小型教会,新朋友的平均出席率从没有超过2%;而在写字楼聚会的大型教会里面,新朋友通常高于 10%。他曾经试过在前往守望教会聚会的地铁上,遇到了拿着地址找该教会的年轻人。可以说,“对于福音的传播而言,‘城’在山上还是在山下还是有区别的。”因此,守住公共生活空间是非常重要的,是为了福音更加广传。

政府干预宗教 家庭教会被迫“搞政治”

针对外间指“户外聚会是不是在搞政治”的质疑,刘牧师明确表示,“守望教会以及现有发生过的家庭教会的户外聚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持守教会的日常崇拜。”若以中国文化习惯“政治等于权力斗争”的狭义概念来看,守望教会的户外聚会“没有任何的权力要求”,亦即毫无政治含义。

刘牧师又指出,“户外”之所以不正常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政府。“教会所作的,无非是在不正常的外力压迫下,以不得以的不正常形式维系教会的正常日常崇拜。 此时的‘正常’已经只能以‘不正常’来维系了。”

大部份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只要是来自政治权力的要求,我们就不能反对,一反对我们就是在搞政治”。刘牧师认为,在这种观念之下,家庭教会就无法不被人定为“搞政治”。

“家庭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以抵制政治权力的方式坚持了自己的聚会。其实,只要政治权力干预教会活动,教会就已经与政治权力沾边了。如果一和政治权力打交道就是‘搞政治’,那么在政治权力面前站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教会是主动地‘搞政治’,而让政治权力撵着跑的教会就是被动地‘搞政治’。”

接着,刘同苏牧师进一步说到,“政治”一词还可以被广义定义为“公众事务与公共政策”。在这一意义上,政治就是全民的事情。公众事务由全民参与,公共政策有全民决定,这是公民社会的本质。在这一意义上,哪里有公共生活,那里就是政治。

“只要超出家庭成员的众人共同敬拜,就是一种公共生活,就是与公共政策有关的公共事务,就是广义的政治。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是政治性(依广义政治)的,都在参与公民社会的建立。非政治性的家庭教会只有一种,就是退出公共生活领域,退回到家庭自己的住宅并且将聚会人员限定为家庭直接成员。不过,那还是不是教会,就有疑问了。”

“基要派”提倡家庭式聚会 反自我边缘化

最后,刘同苏牧师指出目前所出现的一个有趣现象,即一些信徒认为家庭教会应当退回到家庭里面进行小型聚会,退出公共生活空间。讽刺的是,这些所谓“最基要”的言论其实恰好吻合了中国当局针对家庭教会所采取的措施。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极力压迫家庭教会,要将家庭教会逼回在家庭里面的小型聚会。

他表示,从中看到尽管“基要派”主义的人提倡与政府对立,同时在潜意识中有一种假设:家庭教会只能存活于社会的边缘。这一公众潜意识是由于前公民社会的社会现实所塑造的,在那时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教会的最大生存空间就只有社会边缘。可是,如今随着公民社会逐渐形成之际,家庭教会已经进入主流社会向整个社会传扬福音。

刘牧师提出,“由于时代背景的转换,导致了以前习惯那种场景对抗的双方反而‘不知不觉’成了无意识的共谋”。因此,他更加强调,十字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只是我们需要调整自我,而非调整十字架,来回应时代的挑战。

家庭教会合法化难 公开化却为必然

目前,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趋势成为日益被人关注的话题。本月初,知名北京作家余杰与四川学者王怡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表示,虽然中国家庭教会的合法化遥遥无期,但公开化却成为不可阻挡的事实。两人分别以自己所在的北京和四川一带的一些著名家庭教会为例,如北京守望教会、方舟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等,谈到近年来中国很多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在未见官方准予合法化之际勇敢的走向公开的情况。当局的打压反而推动了他们的公开化过程,透过法律诉讼、以及走上街头敬拜等,都使教会更加公开化。

他们还指出,近年来不少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基督教信仰,他们用个人信仰推进社会公义的同时,也以公共行动传播宗教理念,促使家庭教会公开化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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