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
前几日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翻阅卡片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本1935年出版的《乡村礼拜》，出于好奇便调出阅览，就此记录了一些感想。
《乡村礼拜》是金陵神学院宗教教育科出版的，由朱敬一、张佩英编著，毕范宇校订，其目的在于“谋乡村教会自立自传的时际，非多请教友主领礼拜，代牧师分担责任不可”，“特为乡村男女布道员，和义务领袖在礼拜堂和家庭主领礼拜预备的”。在“编著大意及再版声明”中，作者强调在礼拜中要“注重人同神交通，及发抒个人所受的感动”，此外还特别强调主领者和会众的态度，要“恭敬诚恳”和“肃静至诚”。
在封面的背后引录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句话出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是耶稣讲给撒玛利亚妇人听的，也是用来衡量祷告和礼拜的一个标准，在这里是本书编写及其所传达信息的核心原则。
全书分为三部分。一是礼拜秩序，二是信条启应文，三是圣经章节表，依据七个不同的主题分别列有简单的索引。
礼拜秩序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其各式兹列如下：前三式为普通礼拜，第四式认罪礼拜，第五式静候主旨，第六式效法救主，第七式感恩礼拜，第八式为国祈恩礼拜，第九式圣诞礼拜，第十式圣餐礼拜，第十一式为农村祈祷礼拜，第十二式十戒八福礼拜，第十三式纪念祖先礼拜，第十四式家庭早礼拜，第十五式家庭晚礼拜。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第八式为国祈恩礼拜、第十一式为农村祈祷礼拜和第十三式纪念祖先礼拜。
这三式礼拜的出现与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紧密相关。经历了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洗礼，中国教会逐渐站稳脚跟，而其内部依然在进行着“本色化”的论争。
关于本色化的讨论很多，定义也不尽相同。应元道先生概括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他认为本色的基督教会应有如下特点：“一是中华国民的教会；二是根据中国基督教徒自己的经验而设立的；三是富有中国文化素质的；四是要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合而为一的；五是能适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心理的；六是能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乎中国风土的。”段琦也在《奋进的历程》中提出：“基督教的本色化不仅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社会相结合。”
基督教（特指新教）在19世纪传入中国后，基于传道方式、注重要点以及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的分歧而逐渐形成保守派和自由派。自由派传教士的代表人物丁韪良、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人对于中国人尊孔祭祖持有宽容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祭祖并非偶像崇拜，而是“孝亲”，是一种道德规范，要求传教士不要干预。这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到了1932年，教会内部关于祭祖一事尚未有完全的认同。这年1月出版的《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节期和风俗的基督化》的文章。作者在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作者的中学同学张君入教。其家就在礼拜堂旁边，但是他的祖父母、父母都笃信佛道。作者应张君之邀赴其家宴，问其祖父母、父母不去礼拜堂最大的原因何在，他们答复说：“你们是不敬祖宗的，这就大大的违反了我国固有的文化。”作者感叹道：“基督教的宣传，因着教会不注重敬祖的事，而受影响，是一件极可惜的事。同时敬祖是一件紧要的事，圣经何尝不应许我们这样做呢？不但如此，凡是阻碍人信基督一切的大石头，我们都要除去，这样才能将基督高举起来。”作者提出中国的节期和风俗必须基督化，不是给其加添一些色彩，乃是借着这种种活动，“使人多认识耶稣，以得着他的生命”。到了《乡村礼拜》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大部分教会和信徒都已经能够接受纪念祖先礼拜这种仪式和理念了。
单独将为农村祈祷礼拜列为一式也是较为特殊的，也明显含有予以强调的意思。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内乱甫定，外患又生，农村和农民首当其冲。而当时中国的重心尚在农村，因此有志之士不断呼吁中国教会注重乡村的事工。金陵神学院教师余牧人在《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第五期发表《中国教会今后应努力的事工》一文，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教会工作的重心，今后亟当从城市移到乡村去，从少数民众中间扩展到大多数民众中间去，从礼拜堂内移到民众生活的社会中心去”。金陵神学院一直注重乡村教会人才的培养，在此期的《金陵神学志》中记载有这样的事实：“金陵神学院举办乡村教会科，实为应时势的要求。因中国民众既有四分之三住在乡村……非努力促进乡村教会的发达，使农民归主不为功。”乡村教会科由毕范宇教授主持讲授。他规定“凡习斯门课程者，于相当时期，必须住乡间实地见习”，以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以该期特别刊载了乡村教会科到江宁县淳化镇实习的报告，其中提到乡村教会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需要一些热心事工的教牧人员。
《金陵神学志》十分注重乡村福音与民众教育事工，第十四卷出版了乡村教会专号，第十六卷出版了民众教育专号与乡村事业专号。金陵神学院宗教教育科组织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宣传福音、指导礼拜的小册子，由此推演，将为农村祈祷作为礼拜的一式自然是很正常的了，如前所述，乡村事工是中国教会的重心所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基督教重新为自身定位，希冀摆脱“洋教”色彩，与帝国主义列强划清界限，强调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以适应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自强的意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基督徒主要在各教会所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展开了关于国难问题的讨论，并发起一系列支持抗日的救国运动。《金陵神学志》在1932年作了相关统计，关于国难问题的讨论文章计有176篇，涉及杂志35种。虽然其中有一些分歧和争论，但是基督徒参与国难问题讨论的热烈程度可见一斑。中国教会在此国难之际，强调教会和信徒的社会责任，表现了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这也是中国基督教不断改变自身原有形象，塑造中国本色教会，以期融入社会的一种努力。为处在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祈祷，成为基督徒与普通民众共赴国难的一种标志，也是对于教会和信徒肩负使命的一种警醒和激励。
综观全书，作为指导乡村教会礼拜之用，此书适应了乡村教会在教牧人员比较缺乏下的需求，对于当时乡村教会正常的宗教生活与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便于现世而言，这种教牧指导用书也是需要的。从那时到现在，70年已经过去了。虽然已是人去物非，但是乡村教会的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情况却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读起这本书，不仅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也引发了我对当下乡村教会与基督教本色化的思考。掩卷之际，依然思绪漫漫。
（本文转载自：中国宗教网-读书（2011-04-07 ）， 载于《中国宗教》2011-02 。
http://www.chinareligion.cn/dushu/2011-04-07/126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