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意义层面的考量之外，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的现实，也催生了一些宣教的运动和努力，既有本乡本土的宣教，也有面向异族，甚至异邦的宣教努力。其中，近年来海外教会关于中国宣教最为关注的话题莫过于“传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运动了。而他们基本上都会溯源到1940年代的两个本土宣教团体：源自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遍传福音团和源自山东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甚至一些其他事工，在关联到西北以至中亚的工作时，也会间接提及这些早期的宣教运动。例如，中国福音事工促进会表示，他们的赈灾工作超越亚洲，覆盖世界其它地区，这是因为他们有志承接西北灵工团的工作，带领中国教会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成普世宣教的使命。在其关于西北灵工团的注释中，这么说道，“西北灵工团于1946年成立，由山东的张谷泉牧师发动，其宗旨是期望由中国的边疆开始，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关于遍传福音团的历史，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梳理，其中相对比较完整的是王瑞珍的《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南疆宣教先锋赵麦加何恩证的真实故事》（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对于西北灵工团，也已有不少文字见于各种基督教刊物或网络。例如，Google搜索中文“西北灵工团”共有526000项，尽管由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已经是一个至少在教会内部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在基督教刊物中出现的基本上以个人见证为主，带有强烈的“传奇”或“故事”色彩，主要见于《桥》、《中国与福音》、《生命季刊》等。需要提到的是，这些都还不是较为完整的历史记述，而且这些片断的记载中互相之间甚至还有矛盾之处，从神学、历史学、宗教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则更为罕见。
“求主带我进内室”：西北灵工团的肇端
在张谷泉等早期领袖的个人领受等因素之外，西北灵工团的成立其实与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很有关系。从抗战到内战，山东等地一直处于战乱，社会极不稳定。“新疆教会的开拓者”一文也提到，“当时内战烽火四起，百姓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少年轻人愿意到灵修院，过受穷受苦的生活。”为了解决这群难民学生的生计，同时也为了其未来的出路，张谷泉等人决定率领灵修院的学员共同迁居新疆，在那里开拓福音基地，建立教会。可以说，战争的社会大背景成了西北灵工团创立的催化剂。
在整个中国教会方面，除了内地会等西方差会和宣教士一直致力于福音传遍中国，包括边疆地区的努力之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国本土的教会和传道人也开始参与到这个宣教运动中来，其中边疆布道事工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发起和推动国内布道事工的中国基督徒最早应是山东潍县的丁立美牧师。1910年，他联合河北、山东、安徽、河北的学生代表，在通州的协和大学成立义勇布道团（即后来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布道团）。1922年，该团在江西牯岭召开第一次全国打回，有48个支团，约1600名成员，其中130人加入教会作传道。尽管布道团的经费主要来自西方差会，但也标志着中国基督徒开始承担向本土宣教的责任。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不少布道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伯特利布道团和宋尚节的个人布道事工。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旨在向海外华人宣教的团体。例如，翟辅民1929年成立中华国外布道团，主要面向安南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开展事工。另如，赵世光等人1941年成立的后来演化为灵粮堂的南洋布道委员会，专注于南洋地区。
在边疆布道方面，丁立美也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1918年，他在江西与余日章、诚静宜等人发起组成云南布道筹备委员会。次年春，丁立美夫妇等7人受差往遇难调查和布道。1920年，中华国内布道会正式成立，诚静宜任会长，在云南、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进行布道，建立教会。
抗战爆发后，大量原来居住在东南沿海的基督徒西迁。随着他们与西部边疆民众的接触，开始对边疆地区的增加兴趣和投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9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专门成立的边疆服务部，他们在四川西部和西康地区开办教育和医疗事工，并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体宣教。一些大后方的基督徒学生和知识分子，响应服务少数民族的呼召，到边疆地区开办学校和医院，其中部分从此就留了下来，长期居住在这些地区。
到了四十年代末期，边疆布道甚至成了多间神学院的共同异象，并纷纷成立祷告小组或布道团，鼓励毕业生投身边疆宣教事工。其中，遍传福音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一群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师生所发起。尽管遍传福音团的成员并不多，但他们在陕甘宁青新一带开展了一些巡回布道事工，后来还在新疆天山南北建立了一些教会，直至如今。另外，1948年，华北神学院在由山东南迁至无锡梅园后，也成立了边疆布道祷告小组。而上海浸会神学院的学生也为边疆布道工作成立了祷告小组，其中还有人前往新疆布道。
1947年在青岛成立的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也致力于边疆布道，在其简章中明确将其列为其中一项事工，“以差遣工人前往各地及边荒遍传福音，及服事各地教会为宗旨”。但是，梁家麟指出，他们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奋兴家，而非布道者，长期到边疆工作的仅有桑世光夫妇，主要是在云南傈僳族中布道。其余各人，仅以短期宣教的形式在边疆地区巡回布道。而其最主要的边疆事工是与那些原来已经在边疆工作的传道者联系，邀请他们加入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例如蒙古地区的刘桐山，以及新疆的刘颂三。
此外，滕近辉提到，赵君影、艾得理（David Adeney）等人在大学中进行布道，影响了大批学生日后奉献成为传道人，其中最有名的战后曾到云南布道的边云波，其诗歌《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广为流传。而赵天恩则提到，当年的中国基督教学联除了影响到后来台湾校园团契的发展，还产生了一大批大专学生的奉献者日后投入中国宣教的禾场，例如西北灵工团，他们从上海一直往西北部传福音，打开了福音的门户，建立了教会。
正是在这个战乱的社会大背景，以及整个中国教会的边疆宣教运动中，西北灵工团得以逐渐酝酿、成型和发展。作为灵工团的主要创办人，张谷泉牧师早年肄业于山东华北神学院，与谢模善同班。由于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没有完成神学课程。他先是在山东做巡回布道，在各地领会，其初期事工基本接近于三十年以来由宋尚节等人所倡导的奋兴布道。
据称，他早期比较受耶稣家庭与小群（聚会处）的影响，但他觉得受到感动，要开始一个不同的事工。据“新疆教会的拓荒者”一文介绍，“正在（张谷泉）取舍不定的时候，有声音对他说：‘孩子，这都不是你当走的道路，我对你另有托付。’”此后不久，他在山东饮马齐林庄教会领会的时候，听到一位齐长老读经读到撒母耳记下7：8－11：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象从前扰害他们，并不象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张谷泉相信这是来自神的声音和应许，视之为神对他特别的选召。1946年，他与同班同学李石英牧师从滕县华北神学院迁到潍县，暂住长老会的乐道院。随后，由于从战区逃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决定成立灵修院。“每天上圣经课，凡物公用，又注重真理栽培，顺服圣灵的引导。”灵修院先后招收了学生40多人，其中不少来自耶稣家庭。至此，西北灵工团的雏形大致形成。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张谷泉大概已经知道将来要建立的家室是在新疆或甚至更远的地方了。
“举目向西展望”：进入新疆
最早从灵修院受差从山东前往新疆的是齐鲁大学学生张美英和刘淑媛等人，大约是在1947年出发。为了壮行色，张谷泉特别写下奉差到西北的第一首诗歌：
天国之大使，奉命救亡魂。甘受跋涉苦，愿披戴风尘。手不拿拐杖，腰中无金银；生活效法空中鸟，一切需用仰赖神。似乎是贫穷，却使人富足；好像无所有，样样超乎人。表彰基督新生命，宣扬十架真福音。脚踪到处尽佳美，足迹走过开恩门；引罪人归救主，领荡子见父神。作工凭灵力，不靠舌齿唇；爱人愿舍命，非谈纸笔文。遵行父旨选召神百姓，体贴主心，不愿人沉沦。知道爱旗环球插，方觉本分行完尽。
据洪保罗回忆，“1946年当灵修院全体禁食祷告时，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刘淑媛和张美英两人去新疆，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这两人不带金钱，只拿着一个包裹，几件随身衣服就启程了。第一批两位先到甘肃，第二批陈邦千、黄得灵、李佩贞三人到武威会合，后来到酒泉。这四女一男五人是开路先锋。”边云波也提到，“1946年秋天，我到了南京，一面继续大学的课程，一面在一些院校团契中参与一点服事工作。有一次在泰东神学院，听到了刘淑媛、张美英两姊妹的见证。她们是从山东潍县灵修院（早年的乐道院）出来，要到新疆去传道的。她们服装朴素，语言朴实，却感人很深。”当时在南京泰东神学院读书的赵西门和妻子文沐灵也是因着听到这两位姊妹的见证，深受感动，决定到大西北传道，并于1949年与另外两位姊妹一道坐船从南京出发西进。
1948年，灵修院全校禁食祷告时，张谷泉等人决定放下潍县灵修院，带领全部师生及家属，离开家乡前往新疆，先后分八批抵达新疆哈密。关于这一段历史，不少资料都提到西北灵工团共115人从山东前往新疆，其实这个数据和信息并不准确。据张俊廷长老回忆，从山东潍坊陆续出发的同工约30－40人。次年，西北灵工团在哈密正式成立的时候才有10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在哈密和沿途加入的。例如，赵西门和文沐灵夫妻是从南京出发到哈密会合，再如唐远模则是在哈密与张谷泉等人开始接触的。“新疆教会的拓荒者”一文也提到，1948年和1949年张谷泉“在哈密举行奋兴布道大会，灵工团不少骨干人员就是在那时候感动归主的。”此外，石问帆提到，“灵工团有杨绍唐牧师作顾问，他除了传达异象外，也协助培训有心去西北的弟兄姊妹。因此，他们的成员不仅有山东潍县灵修院的师生，也包括其他省份的基督徒。”
1948年4月，戴开诚、张俊廷、李天存、王守仁4位弟兄，以及王力琴、张淑英、张炼净等5位姊妹，一行共9人从山东潍坊出发，经青岛、上海、南京、徐州、郑州、开封、洛阳、潼关、西安、宝鸡、天水、兰州、武威、酒泉，最后抵达哈密。在这千里西进的路途中，常有当地的教会接待他们，赠送衣服、食物等。一路上，他们曾乘坐过火车、轮船、汽车，但越往西走，他们的路程就越艰难，很多时候是靠马车和步行。而马车也主要让姊妹们和孩子乘坐，以及担负行李，而弟兄们则多为步行。
张谷泉等人到达哈密之后，继续实行在山东潍县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那里过凡物公用的公社生活，并形成一个基督徒群体，取名“工人之家”。不久，为了方便对外工作，正式更名为西北灵工团。张谷泉还创作了诗歌《西北之灵工》，作为西北灵工团的主题曲：
西北之灵工末世大振兴，愿兄姊努力作主工，作主工，作主工。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蹿山复越岭，徒步又航行，旷野和沙漠路开通。
撇弃变卖行神旨，流泪洒汗追主踪。
说什么肉身成道，无非是靠主大能。
也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愚拙聪明，都抱定牺牲主义，愿流血报答主恩情。
并非是走入极端超群离众，只为爱救主愿舍弃己生命。
末世狂风急，鬼魔施威能。
多少灵魂入罪坑，神子奋起抢救亡灵。
不避艰苦，甘受贫穷。
踏锡安大道，面巴勒斯坦。
爱旗插遍心始安宁，迎主再来橄榄山顶。
作主工，作主工，愿父旨早完成。
此乃是主托大使命，望主内兄姊都遵从。
灵工团在哈密以新市场一号院为中心，在周边传福音，造就传道人员。他们自食其力，过集体生活，并设立医务、木工、菜园、打白铁等服务行业，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边云波也说道，“后来由潍县灵修院去往新疆的同工们，组成了西北灵工团。他们的共识是：不诉苦，不借贷，不谋求中国教会的固定资助，更不会向西方教会募捐。他们的事迹见证是令人感泣的。”由于他们没有任何经济资助，“一切需用全凭信心仰望主”，在他们达到哈密初期，生活非常艰难，“喂驴的高梁面、喂猪的苦菜，是他们充饥果腹的美食。秋天在街上扫的落叶，冬天到戈壁滩上去拾的骆驼粪，是他们煮饭取暖的燃料。”
值得提及的是，1949年4月，西北灵工团创办了不定期发行的《西北灵工》，主要由赵西门等人在哈密编辑，然后在上海印刷出版。这份刊物成为其他教会和信徒了解西北灵工团事工和异象的重要渠道，也确实感动了不少信徒对边疆布道的关怀。赵西门在编辑《西北灵工》之余，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其中，《征人》一诗很有代表性，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当时西北灵工团的心志：
举目向西展望，广大禾场荒凉。
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
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
高举基督的旌旗，抢救迷失亡羊。
末世主来日近，争战号筒紧张。
急起穿戴军装，冲破撒旦罗网。
死，展开恐怖翅膀！罪，掀起世界波浪！
我们只管前进，忠心至死抵挡。
抓住将来希望，倾家荡产勇往。
背起沉重十架，走向骷髅疆场。
命，要为主拼上！心，在永远的家乡！
帐棚一旦被拆毁，生命必得释放。
这种“举目向西展望”的志向在《西北灵工》第二卷第一期的卷首语中表达得更为明确：“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帕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他划给我们工作的地界。”
带着这个继续向西的异象，西北灵工团在哈密初步稳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差派其成员分头到南北疆各地去传福音，建立聚会点，包括七泉湖、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在短短两年间，西北灵工团展开了大量的工作，信徒人数约300人，成为新疆地区组织最庞大的宣教机构。
“我愿流血秦国道”：新政权下的新处境
1950年，新疆解放。出于稳固新政权的需要，基督教作为被认为带有历史污点和西方色彩的宗教在全国范围内收到压制，西方宣教士被尽数驱赶出境。作为边境地区的新疆，整体情形与内地基本一致，只不过这里的外国宣教士早在1940年就已被盛世才（1933－1944年期间任新疆督军）政府驱逐了。因此，在新政权建立后，受到冲击的主要是由中国本土信徒发起的布道事工。其中西北灵工团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被打击的基督教团体。
西北灵工团之被严厉打击源于其时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在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从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既然西北灵工团被定性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组织，其教会，特别是领袖肯定就难逃其祸了。
事实上，早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尚未全面发动之前，新疆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两位灵工团同工在喀什被捕。1950年冬天，赵西门等5人南下和田，“到了和田十天左右，公安局便着令（赵西门）大叔等立刻离开，四处茫然，只好转到喀什。喀什那时主要是个维族的城市，灵工团于1949年9月到达时，便是在汉人较多的疏勒展开工作，所以大叔等51年1月赶到喀什，也是回到疏勒。”不久，赵西门、张美英等人正式被捕，2年后被转到乌鲁木齐。值得提到的是，就在被捕前十天，赵西门写下了广为传唱的《十架归路》一诗：
我心饥渴地爱慕，十字架地归去路；火的时代催我走，不容少有所踟躇。
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
我宁拣选十架苦，不愿拣选平安路；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斯土。
甘受十字架的凌辱，与主同尝杯中苦。
十字架的归去路，凄酸苦痛多云雾；常经软弱和枯干，多有眼泪多伤楚。
然而主慈手常搀扶，领我前进不后顾。
这条十架归去路，本是漫长的征途；有血有泪有争战，多风多雨多险阻。
几千年来的殉道血，都在这路上流出。
随主到客西马尼，随主到骷髅疆土；最后进入永远家乡，再无悲痛黑暗云雾。
作为西北灵工团领袖的张谷泉更是不能幸免，1952年他在哈密被捕，随后被押解到乌鲁木齐监狱囚禁。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中，赵西门等在喀什被捕的同工见到了在哈密被捕的张谷泉等人。当时，由公安厅、检察院和法院三个单位成立了专案小组，专责处理西北灵工团的反革命案件。西北灵工团的部分成员因着其“反革命罪”而付上了沉重的代价，1956年，张谷泉死于狱中。1960年，赵西门之妻文沐灵在被捕次年也死于狱中。之外，刘德明、石新民也先后殉道。而赵西门则在监狱和劳改生活中长达30年，直到1981年才重获自由。
不过，在灵工团内部也有一些同工和信徒或者放弃信仰，或者主动与政府合作，从而获得一定的宽大处理。据赵西门回忆，在灵界，撒旦在新疆找到主要的进攻目标：神的工人之家西北灵工团。城市、农村、山区、牧场，都在敲锣打鼓欢呼“镇反”，教会的房屋里却乌云滚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结果，神的工人纷纷被捕入狱。剩下的人，站在形同烈火的形势面前，有的从前高喊“为主舍命，至死忠心”的人竟摇身一变，响应号召，检举揭发，作假见证，干出卖主卖友的事。
尽管赵西门没有提名点姓，但当时肯定有不少人因着环境的压力而妥协，这一点其实并不奇怪，与内地教会的情况也是颇为类似的。不过，赵西门明确提到，哈密的“工人之家”在几位主要同工被捕的强大压力之下，“俯首无声自行解体”。而喀什的西北灵工团的“家”在1951年随着赵西门等人被捕也被关闭，“于是，神在新疆最后一处工人之家，在口号呼啸声中被拆毁了。至此，西北灵工团历史性地无言地宣告最后一段路程的结束。”
“今后又当何如”：几点思考
不过，西北灵工团并没有完全“结束”。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渐推行到新疆等内陆和边疆地区。西北灵工团当年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和打击的成员逐渐得到平反。而早在1970年代莫，就已经有一些原西北灵工团的信徒逐渐恢复小型的家庭聚会。赵西门在获释后先在疏勒一带自由传道，1988年后参与喀什教会的工作，努力筹建教堂，直至2001年离世。一些继续留在新疆，没有返还家乡的灵工团成员及其后代，在1980年代页开始重新活动，其中唐远模成为1980年代以后的西北灵工团延续工作的主要代表之一。据一位西北灵工团第二代同工介绍，阿克苏在唐远模的带领下，已经成为西北灵工团在新疆，特别是南疆的宣教中心。如今，当年西北灵工团的成员已经所剩无几了，但其后代，包括“肉身的后代”和“属灵的后代”，则散布于新疆各地，特别是其1980年代以后在各地建立了大小不等的教会和聚会点。尽管具体的信徒人数和聚会很难准确统计，但这段中国本土信徒的宣教历史却留下了很多“遗产”，值得继续思考。
思考之一：“第一次福音移民”？
梁家麟提到，“为解决这群难民学生的生计，为谋划他们的未来出路，张谷泉等萌生了‘移民宣教’的想法，决定率领灵修院的学员共同迁居新疆，在那里开拓福音基地”。赵西门在描述当年从山东潍县向新疆进发的那支西进布道队伍的时候说道，“这是一批耶和华的军队。在这队伍中，有青年独身的弟兄姊妹；有一对夫妇带着几个孩子的小家庭；有不满十岁的儿童和年逾花甲的老人。”他进一步提出，“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第一次福音移民。”是否第一次或许还无法定论，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带有明确宣教目标和福音布道性质的团体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
事实上，在西北灵工团这支移民宣教队抵达哈密之前，已经有一支河南移民在那里垦边，其中有20多人是基督徒。1944年，他们到达哈密，被安置在市内定居，各自谋生。次年，正式成立聚会点，“大家经常在一起读经、祷告，谈道，彼此相爱，互相鼓励。”然而，这个群体与西北灵工团确实还是存在不少的差异，其屯边谋生的性质应该说要多于福音布道，尽管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在一同移民过来的垦民以及当地原有居民中传福音的心愿和行动。
不过，同时也不能说梁家麟所说的灵工团远赴西北边荒乃是谋生找出路的这个因素完全不成立，这样的考虑在当时的战乱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绝不等于说否认张谷泉等人所领受的福音西传，甚至是“传回耶路撒冷”的感动和负担。事实上，梁家麟认为，西北灵工团是抗战胜利后向新疆布道的最重要团体，组织的规模不大，历史不长，但差出的工人最多，其运作的形式也使最多的成员留在工场，长期委身。而同时代进入新疆的遍传福音团，在1948年西北圣经学院结束马可转到重庆工作后，就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仅存在了仅一年时间。
这里梁家麟提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差出的工人最多，二是其运作的形式。关于第一点没有更多可说的，而第二点则很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遍传福音团的多数成员是西北圣经学院的毕业生，如赵麦加和何恩证，尽管他们也许并没有正式按立接受圣职，但仍认可以算作神职人员。而西北灵工团则与此有相当大的差异，除了主要的领袖是华北神学院的肄业生外，多数成员都是平信徒。在大力推动平信徒布道这一点上，灵工团的路径可以被认为是对当时流行全国的奋兴布道模式的一种调整。“调整”的意思并不是说灵工团反对奋兴布道的方式，事实上，张谷泉自己本来就在华北一带的各个教会应邀进行奋兴布道，而且后来在达到哈密之后，也举行了多次奋兴布道聚会，以吸引信徒。之所以说是一种“调整”，主要是指其不再延续奋兴布道那种只要经过其奋兴布道之处，就在名义上算在其事工的帐上那种模式，而是采取建立“工人之家”的模式，所有参与灵工团的信徒，都必须完全放下原来的所有，为整个“家”服务，也从“家”获得并满足需要。换言之，信徒就是工人，吸引一个新信徒也就意味着吸纳了一位新的“家庭成员”，一位新“工人”。实实在在传福音，建立教会，其长期性和延续性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而不是那种打属灵兴奋剂的短期行为。
另外，从当时的事工果效来看，西北灵工团无疑是所有在新疆布道的团体中最为显著的。在前后仅两年的时间中，就成功地在哈密站住了脚跟，建立了宣教基地，并向南北疆各地派遣宣教小团队，前后建立了八个聚会点。据徐复生说，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在新疆布道的团体大约有这么几个。李开焕及其所建立的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赵梦九牧师所带领的一批从河南陕西移民来的垦民信徒，另外还有中华传道会、遍传福音团、西北灵工团，以及他自己所属的中华基督徒布道会 。也就是说，西北灵工团只是其中一个团体。当然，如果徐复生所说的“全省基督徒约700人”以及石问帆提到的西北灵工团两年之间即得“信主人数约300人”的数据准确的话，西北灵工团无疑是其中最大的群体。
思考之二：“耶稣家庭”？
从在山东建立灵修院，再到成立西北灵工团这种“移民宣教”模式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贯穿其中的信仰和生活特点。尽管张谷泉等早期领袖肄业于长老会背景的华北神学院，但他们深受其生活所在的山东一带的耶稣家庭为代表的“属灵派”教会的影响。其在潍县设立的灵修院早期成员中也有不少来自耶稣家庭的背景。再加上灵工团实行“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有不少人甚至认为灵工团的实质就是耶稣家庭。王瑞珍的记载中还特别提到“耶稣家庭”对于赵麦加等遍传福音团原在南疆的工作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跟从西北灵工团而来的“耶稣家庭”的成员当中，也有一些在山东原是地主、富农，他们在解放后被整得特别厉害。换句话说，西北灵工团的负担虽在新疆，可是耶稣家庭的人并不是每一位都有真正的负担，有不少成员并没有‘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反而有逃难的性质。……“耶稣家庭”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个人，到了疏勒之后，反客为主，他们服事的理念和聚会方式与‘遍传福音团’很不一样。他们很重视方言祷告、圣灵充满、启示、异象与异梦……等。他们以为遍传福音团只有表面功夫，不够扎实，他们才是灵里更深入的追求。
王瑞珍还引用赵西门所说的话作为旁证，“我在主里又看到，当初从潍县涌到新疆的复兴浪潮，其中成分不纯，有不少是‘闲杂人’混迹于复兴浪潮，随波逐流来到新疆。”然而，西北灵工团到南疆的同工就是耶稣家庭的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一点也正是引起西北灵工团成员及其后代对《神国侠侣》一书极大不满的一个主要点。
尽管张谷泉等人受耶稣家庭影响，在生活方式上也采取了与耶稣家庭相似的集体主义，但这并不等于张谷泉完全认可耶稣家庭的神学和教导。王瑞珍也承认，“其实，耶稣家庭某些没有圣经根据的表现，并不是西北灵工团主要的领导张谷泉、赵西门等人所教导的。”因此，尽管张谷泉也主张破产、济贫、涉及、从主，但更准确的说，他们所接受和倡导的是归回早期教会模式的还原主义立场。“初期耶路撒冷教会那种凡物公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亮光，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依据；安提阿教会那种工人在圣灵里共同事奉主，建立教会的足迹，是他们工作道路的根据。”
另一个对张谷泉影响深远的则是聚会处那种“追求真理的认真态度”，是敬虔主义的信仰传统。更具体的说，张谷泉等人所羡慕和倡导，以及所经历的乃是一种“受苦神学”，强调破除自己，为主摆上。西北灵工团留下的诗歌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主题，张谷泉写于1954年的《火炼》一诗就是很好的说明：
主啊我愿跟你，走此十架窄路；流泪流汗流血，受辱受压受欺。
赤身悬挂城外，不恋斯世寸土；只要同胞得救，灵魂亦愿捐输。
主啊我愿为你，受苦默然不语；如同临宰羊羔，从容引颈受辱。
嚼环既于我口，舌头全被勒住；永不为己辩诉，主来隐情显露。
主啊我愿像你，深爱我众仇敌；纵或被欺被刺，仍然代祷祝福。
受尽毁谤攻击，不改神子态度；主爱充满胸怀，随时自然流露。
主啊我愿效你，受苦忠心至死；生死置之度外，倾倒鲜血献祭。
殿幔上下裂开，血水全然倾出；轻呼一声成了，进入永远安息。
主啊我愿伴你，行完今生苦路；因摆前头喜乐，轻看暂时苦楚。
愿若麦穗死透，信能百倍结实；得见劳苦功效，便能心满意足。
思考之三：福音传给了谁？
前面提到，“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如今已经成为海外教会的一个很热闹的话题。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西北灵工团成员及其后代内部却没有多少的回应和强调。一位受唐远模造就的姊妹如此说，尽管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说法，但目前的教会主要的目标还是在新疆本地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也引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即灵工团的福音到底传给了谁？
这位姊妹提到，灵工团早期的主要宣教对象就是汉人，只有极少数几个接受了福音的少数民族信徒。她提到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弟兄，叫董太玉，曾翻译过部分维语圣经。而这和石问帆所说的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两年之间，他们亲手盖建了八间礼拜堂，信主人数约300人，其中大部分原是回教徒。”倒是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的徐复生所讲述的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他1951年在介绍新疆基督教的情况时提到，“现全省的基督徒约有700人（其中回族人归主者，不过一两个人）。若以全省500万人口来计算，则基督徒仅占全数的7000分之1。”
从马礼逊来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宣教士被全部驱逐出中国大陆的150年间，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曾经主要表现为“自西而东”的宣教史，然而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等一批中国本土宣教士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展开了一场“自东而西”的宣教运动。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适值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在检讨西方宣教士的对华宣教进程和策略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这个本土的西进宣教运动的肇端、过程、策略、影响等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
前面提到的这位姊妹还特别强调，就是现在，他们的主要宣教对象也主要仍然限于汉人。她提到，就算偶尔有维族人接受福音或对福音感兴趣，也会转给专门进行维族宣教的团体或宣教士，以免造成民族冲突和矛盾。这与何恩证和赵麦加的说法比较一致，他们在回忆1953年到莎车的时候，至少只提到了一位维族姐妹，并且后来也由于丈夫反对不能继续聚会。他们也承认，“在喀什地区这么多年，主要传道的对象还是汉人，只有少数维族人信徒，基本上都是比较隐藏的，不便为他们施洗，宗教局也不希望他们改变信仰，以免阿訇抗议。”
因此，无论是在西北灵工团的早期，还是其存留下来继续发展的教会，主要所面向的都是汉人群体，而基本上很少专门针对回教徒展开福音工作。这多少与其“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初衷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偏离。当然，新疆的边疆地区特性，1950年代以来政治社会环境的压力，以及回教徒的家族信仰传统方式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但这正是本文试图要说明的意思，即对1940年代末期的这些中国本土宣教运动的公允的评估其实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从社会史的角度客观地重建这一段宣教史，或许还能帮助今天的人们免除口号的情绪性煽动，而更为务实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宜的策略，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承续西北灵工团等早期中国本土宣教团体的“自东而西”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