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第二个儿子，取名“晓光”。在这个传承基督信仰的王姓家庭里，他是第四代。庚子教难时，高祖父一家在山西幸存下来。民国时期，曾祖父出任过山西洪洞县一所名为“洪洞道学院”的教会学校的校长。抗战后期，爷爷在成都念大学时悔改重生，后与同为基督徒的奶奶结合。父亲耳濡目染，于十三四岁时归主，到如今约有四十余年了。
父亲读到初二时赶上文革，便辍了学，后来也再没进过学校。当时爷爷奶奶居住于长春，动荡时期被迫暂时的分离，奶奶带着年少的父亲回了山西洪洞老家。数年后，父亲成了洪洞县的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他一向喜欢读书，酷爱人文历史，多年来从未改变。那时他结识了山西当地的一些教会前辈和弟兄姐妹，开始热心钻研圣经。在当时，神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都是天外事物。父亲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凭着质朴的热情和单纯的认识拜倒在上帝的话语之前。手不释卷，昼夜思想，神的恩惠和喜乐常与他同在。很快，在弟兄姐妹的鼓励下，父亲开始登台讲道。作为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获得了不少赞誉，在当地的教会中很受喜爱。在这一时期，父亲开始捕捉到上帝给他的带领，集中精力在圣经研究和教导上。
这一呼召，后来成了父亲一生事工和生活的主流，也极大影响到了他自身的性格塑造。父亲生性内敛，不懂表达。由于投入了大部分的时间去钻研经文，他的圣经功底日渐深厚，在生活俗务和人情世故上也越来越不擅长。撰写讲稿时驾轻就熟，做家务时却会变得笨手笨脚；与弟兄姐妹探讨圣经时神采奕奕，与陌生人相处却会因木讷而显得礼数不周。在与母亲共同开始带领教会后，两人分工明确：母亲主管教会治理，父亲则专注于教会牧养。这种情形下，父亲“偏科”的性格愈发明显。有些第一次认识他的人（尤其是非基督徒），还以为他严肃深沉、很难相处。虽说父亲交际能力的短板，与他后天缺乏相应的操练有关。但很多时候他的表现，常使人怀疑他是生来如此。让他去处理与人打交道的事务，即使他处处小心，也总难处理妥当。母亲偶尔开玩笑说，父亲是一个天生的利未人，除了上帝和上帝的律法，其他一窍不通。
然而，父亲的不善交际并没有使他的朋友减少。尽管他不悉礼节，不懂得以婉转合宜的言语使人心畅快，但他有着结交朋友的根本：心无城府、待人真诚。凡是了解父亲的人，都很喜欢他的性情；教会圈内的同工，也多敬佩他的为人。我幼时见过许多父亲的朋友，一夕订交便成为一生的挚友，即使相隔千里、十年不见，依旧彼此心照、交情不改。父亲的不善交际，反倒成了他最好的交际。
父亲遇到了母亲，是他一生极大的福气。母亲帮他打理好了家庭事宜，为他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又尽心处理教会事务，保持一切正常运转。让父亲能专志于研经和牧养，他在主里的知识和领受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运用。父亲私下里曾不无感激地对我说：“是你母亲成就了我”。的确，考虑到父亲的性情、特长和成长环境，他需要一位心地好、有智慧，拥有治事的才能和眼光，且在任何的处境中都与他同心合意、委身信仰的妻子去辅佐他。假如当初父亲按照这个标准去找，恐怕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结合的过程中，是母亲主动找上了父亲。在有些人看来，父亲就像是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一样。但我想到的，是造物之主说的那句话：“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当父亲和母亲相识时，母亲是一个大学生，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两人前途的差异不言自明。当时的教会和传道人都属于社会的边缘阶层。加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自绝于主流社会的意味。母亲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考取的大学生，有着拥有步入社会主流的优良基础。父亲当时已在教会服事，更将此作为一生的事业。在那个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往往代表着不再对自己的世俗前途寄以希望。 但对母亲而言，身份差异不是障碍，嫁给“没什么希望的传道人”也不是问题。 找一个热心侍奉上帝的弟兄做丈夫，和他一起与上帝同行，才是她毕生的愿望。她努力考取大学也正是为此。
母亲有如此的心志，是因她也出身于一个传道人的家庭。
姥爷姓杨，是一个孤儿，从小被教会的孤儿院接收。他立志为主而活，连名字都叫做“非吾”，长大后就做了牧师。建国后，有人请他撰文批判一些有名望却不懂得观望风向的牧师，遭到他的拒绝。后来姥爷和姥姥索性把全家都搬进了山沟里，一住就住了一辈子。于是姥爷就在穷山僻壤里传道，直到他离世。姥姥也是基督徒，性情温和的她嫁给姥爷以后一心相从，一生中没少吃苦头，但始终鼎力支持她的丈夫。姥爷去世时我还小，不太记事。但听爷爷说起过姥爷许多的生平事迹，知道他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敬拜聚会，在大雪夜里翻山、赶数十里的路去邻近的村子讲道。姥爷刚毅自律，对人言出必践，却常疏忽自己的身体。六十多岁时便害胃病过世了。他对子女的管束严厉，信仰上的教导也从不马虎。固执的性情有时使姥爷显得不通情理，在子女们心目中也少了几分温柔，但同时也塑造了他信仰上的执着。就是这份信仰上的执着，给姥爷的儿女们留下了长远的助益。姥爷的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包括母亲在内）都极其重视家庭的基督信仰，并将同样的理念传递给自己的儿女。是以杨氏一族三代，全部都是基督徒，且大半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福音事工。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儿女子孙并非都是天生的温良恭顺。在真正认识上帝前，每个人或多或少也都走过一些弯路，但后来全部都回到上帝面前，并且站立得稳。这是因为姥爷和姥姥用自己的一生向儿女们做了见证，这见证的力量能直达儿女们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里面重要的引导。他们自幼看到这见证，却会用一生去揣摩它。即使一时的无知使他们误入歧途，父母的影响却能帮助和引导他们归回恩典之中。姥爷脾气很大，并不是个完人，但他是个忠心的仆人。主耶和华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星、恩、荣、琳，母亲在四个姐妹中排行第三，叫做“荣丽”。她跟姥爷性情相似，认定了方向就不会再变。母亲自小 信主 ，年少时经历过一些异象。在家庭的熏陶下，很早便决志服事。她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决意参加，并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上帝奇妙的帮助和带领。报考之前，神问母亲为什么要参加高考。母亲的回答是要以之服侍教会。神没有再问，母亲也开始投入复习之中。就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她的一位数学老师意外的上门拜访。询问过母亲的复习情况后，老师便辅导了母亲几道题，之后便离去了。这位老师和母亲并非很有交情，他自己也要参加考试。母亲也一直对这位老师的来访感到莫名，直到后来考卷上赫然列出一道高分难题，正是老师辅导过的一道。母亲极其惊讶，随即知道主在她的事上有特别的恩典。在考试全部结束后，结果出来之前，神就告诉母亲她一定会考上。果然不多久，她就收到了被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录取录取通知书。然而意外再次发生。不知如何，夹着通知书的钱包在母亲回家的路上竟然被偷了。母亲大惊失色，手足无措，也不知去何处寻索，只有向主祷告。奇妙的事情再次发生。第二天，住在城里的二姨恩丽，一大早赶回乡下的家里（母亲当时还与姥爷和姥姥同住在村子里），将母亲的钱包和通知书交还给她。二姨告诉母亲，就在当天的凌晨半夜，有人用力敲她的房门。二姨出声问询，对方也不回应，只是不断地敲门。当二姨接近房门的时候，对方从门下的缝隙中塞进来一个事物，正是母亲的钱包，录取通知书就夹在里面。当二姨打开房门时，发现敲门人竟然跑掉了。事后母亲和二姨猜想，是偷取母亲钱包的小偷，将钱包又送还了回来。由于母亲注册考试时，所登记的是二姨的家庭住址。小偷循着通知书上所记的地址，竟然找了过来。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母亲愈发清楚上帝的旨意。上帝要使她知道，她考取大学完全是出于恩典。上帝如此地赐福，并且清楚地介入母亲的人生，是要藉着母亲成就他的旨意。
大学临近毕业时，母亲开始考虑婚事，定意要找一位蒙召为主做工的弟兄。在积极地寻找下，她结识了父亲。在各方面条件成熟后，他们正式结婚，定居于山西临汾。当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在位于临汾市的山西师范大学找到了工作。母亲有大学文凭，进了编辑部。父亲则成了教材科的一名职员，在一间狭长的空无一人的库房里上班（我仍记得库房内长年弥漫着的书卷纸张的味道）。那段时间，放了小学的我每天都会跑到母亲办公的楼下，大声告诉她我放学了，然后跑去父亲的库房里，等待他下班时与他一同回家。
父亲和母亲几乎是在定居临汾的同时，开始了他们在临汾长达二十多年的教会服事。当时的临汾教会还在三自体系之下。临汾的教会说来与父亲的家族渊源极深，连一百年前教堂的重建都有这个家族的参与。那是用庚子事件的赔款修缮的一座堂，当年也是一座医院。医院的名字叫做“善胜”，取义于罗马书中的“以善胜恶”，为的是纪念在义和团之难中为主坚忍的所有殉道者。爷爷的外公（姓桑）便是当年负责重建的本地信徒之一。四九年后，医院和教堂都被政府接收。善胜医院便是现在的“临汾人民医院”的前身，教堂后来则被三自接管（这个教堂当年是市区中最醒目的、能够汇聚信徒的建筑，如今已经淹没于林立的商铺之中，连门面都看不见了）。许多年中，临汾教会虽然气氛低沉，但对许多信徒而言，至少他们还拥有一个聚会的地方。由于世代在山西南部居住，临汾一带的信徒和传道人大半与爷爷、父亲相熟。父亲和母亲作为本地信徒的后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教会的一分子，并参与了教会的职事。因着在主内的忠诚和才能，他们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得到了会众的认可。在教会日渐式微、状况百出的时候，真正能赢得信徒支持的，只有那些一心为教会着想的传道人。脱离三自，在临汾教会发生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时，我刚上小学二年，亲眼目睹了很多当时的情形。父亲和母亲没有向我详细讲解过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神学原理（即便讲了我也不会懂）。但现在我明白：他们不过是为了给这个拥有一百年教会历史的中国城市找寻一个出路，而且他们找到了。原先临汾教会的信徒在千数以上，几乎全部跟随传道人离开。而现在，他们的人数翻了十倍不止。上帝明明的与他们同在。
从三自教会成为家庭教会没几年，父亲和母亲便陆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以便全时间参与教会事工。全职服侍是他们再三祷告中获得的启示，神也坚固他们，帮助他们扫除了很多障碍和后顾之忧。按照单位的章程，他们不够退休的年龄，神也一一开了奇妙的道路解决了问题。于是在我上初中的前夕，父亲和母亲开始了全职传道人的生活。这一状态持续到如今。在这些年里，父亲母亲和舅舅杨旋，以及许多的本地同工和信徒一起努力，使教会的发展越来越具规模，礼拜越来越正式，传道人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真理教导越来越丰富。临汾教会的聚会地点数量众多。每个主日，临汾教会举行的大小型主日崇拜遍布全市。教会还在不同时期举办各种形式的感恩会、弟兄会、青年聚会、主日学、夏令营和教会内部的神学培训等等。临汾教会还拥有了自己的教会乐团，每逢圣诞节便举行大型的布道会，使大批的人领受了福音。就在不久前，全教会顶着巨大压力修建的大礼拜堂“金灯堂”也顺利落成。长久以来，本地基督徒不敢想像的教会复兴的画面，在上帝格外地怜悯和恩待下，发生在临汾这块土地上。
父亲和母亲的服事果效日增，心理历程却非一帆风顺。让他们最为痛心的，恐怕就是他们的儿子。他们全职服事后，比从前兼顾单位和教会时更忙了，有时候忙起来连续几天全家一起吃饭也不能保证。我也在上学，一家人生活的交集越来越少。随着我的长大，我跟父母亲可交谈的话题也慢慢减少。不过我并不为这些感到难过。不但不难过，还有些窃喜。因为我已经养成了贪玩随兴、自由散漫的习性，我也早有了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朋友，没有大人的管束让我玩的更加舒畅。到后来，我非但不介意父母亲的忙碌，反而在心底盼望他们更加忙碌一些，好让我获得更多的自由。我甚至希望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去，等我玩够的时候他们再回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大人的引导，孩子多半会走上歧途。初二时我痴迷于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开始还去学校装装样子，后来连续近一个月逃课。直到老师找到了父亲和母亲，他们才猛然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一塌糊涂。而且我一心抗拒学校，拒绝读书。休学在家后，我依然常趁他们不在家时溜出去玩耍，彻夜不归。那段时间临汾教会遭遇了一次严重逼迫，父亲被迫出走。在离开临汾的路上他心情极其难过，教会的难处和儿子的困境叠在了一起。他忍不住流泪，在自己心中祷告说：他一生教导了许多主的儿女，求主教导他这一个儿子。或许在父亲母亲看来，主没有那么快应允这样的祷告。我后来虽然回去读书，之后的六七年学校生涯也一直马马虎虎，并没让他们获得什么安慰。其实不少时候，我对他们怀有恨意。恨他们是传道人，还想逼我也做传道人。这个职业没让我感到自己的家中有温暖和幸福，反倒有不少血气和纷争。圣经的许诺和我的感受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使我愈发反感冠冕堂皇的言论，也让我一度认定父亲和母亲的信仰出现了问题。
由于从小受到家庭信仰的教育，我很早便接受了基督。但父亲和母亲热切地心志，注定了他们不会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简单的信徒。他们想要的，是让我彻底的融入这个利未家庭。当他们把自己完全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儿子似乎也成了附加的祭物。父亲和母亲略微缺乏的，是对孩子的循循善诱。以上帝的道教导他，以上帝的爱爱他，使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和价值。但是他们没有。在同样的年龄阶段，他们比我更早懂事，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大人的生活。父亲和母亲下意识地认为我也应该理所当然地理解他们，复杂的引导程序自然就免除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令我十分不满，虽然年幼的我不懂得表达，却会以逃避和玩乐间接地回击他们。然而我已经重生，对传道人的荣耀也有隐约的感受。在父亲和母亲一贯的主张和教育下，我不自觉地按照他们的想法前行。当我年龄渐长，在惯性中将传道人当作自己的职业时，内心中的尴尬开始清晰地显露。我不但没有十足的动力，反而有很多的情绪。试图成为传道人的我，心中却存着强烈的反感和抵触。尤其是当我回忆起种种不良感受的时候，我无法坦然面对上帝。因为我的恼怒中有他的一份。如果不是他，父亲和母亲不会这样残缺，我的家庭不会这样怪癖，我自己也不会这样扭曲。
最后，上帝用了很长时间、很多方式来开启我的心，提升我的思想，使我能明白从前所不明白的事。在罪恶的世界里，没有人能脱离痛苦。上帝想要的是承担，承担人的痛苦。上帝的仆人奉差遣就是去承担别人的痛苦。替别人承担，意味着要摆上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所以主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父亲和母亲并非不愿专心爱我，而是他们有更需要爱的对象——上帝的教会。他们或许在自己的儿子和教会之间做的不够周全，因为那是难免的。他们或许有耐不住性子对儿子发脾气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是蒙恩的罪人。他们或许没有完全的被福音的力量释放，以致能自如地向自己的孩子表达爱意，但考虑到他们从心灵倍受摧残的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又在中国这样艰险的环境中挣扎求存，他们的爱心本身就受到了压迫。最重要的是，他们即便是为上帝小小地牺牲了一下他们的儿子，上帝也早就用他儿子耶稣替他们偿还了百倍（上帝才是真正牺牲自己儿子的那位）。在上帝藉着他们所要成就的无与伦比的美事前，别说我没有损失什么，即便损失了，也是欢欢喜喜的损失。上帝让我看见，父亲和母亲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代传道人。在我计较点滴得失时，他们从没有向他们的长辈要求关爱和公平，尽管他们是从更加艰苦的岁月中走来。他们尽力尊重前人、敬仰长辈。虽然父亲和母亲也有他们的缺点，但他们这一代的中国传道人，已经为教会和他们的后代付上了代价。不论做的好坏，他们尽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上帝面前，他们站立的住，并且快乐的盼望神国的临到。他们的为人，也只有他们的主有资格做出评价，连我这儿子也不便。
当我回头看临汾教会的时候，我看着“他”十几年来一路长大。“他”好像是我的弟弟，和我一道在父亲和母亲的呵护下成长。这些年来“他”确实比我得到更多父亲母亲的关怀，因为“他”我受到了冷落缺乏了照顾，以致有时我比他显得更落魄。我才发现其实自己是在嫉妒，如同大儿子嫉妒浪子一样。我虽然稍稍被父母忽略，上帝却亲自做了我的父亲。因为上帝怜悯和记念他的仆人，要替他们做一些他们无暇去做的事，且做得比他们亲自去做还好。如今我比从前更加尊重父亲和母亲，并且深深以他们为荣。凡爱主的，主的荣耀就在他们身上。“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