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争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了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3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致命打击。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的反帝情绪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由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首当其冲。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热潮，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对教会大学的整治是从辅仁大学开始的，1950年10月政府接办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它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已经被革命群众占领的各个教会大学，认为“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撤消校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彻底破产。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热情的支持，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