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博士：如何帮助中国才好？ 比较两位到中国很不同的宣教巨人 /
改变字体大小 #160; #160; #160; 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mis/mis_20090508_timothylee.jpg #160; #187; 李提摩太。 作者：Dr. Ralph D. Winter（美 USCWM）
编译：《恩福杂志》编辑室
《宣教前线》杂志（ Mission Frontiers ）主编温德博士（Dr. Ralph D. Winter ），2008年11月发表一篇短文，比较两位来华宣教士：戴德生和李提摩太。他的数据大部分取自基督教宣教史学家来德理（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于1950年所撰《寻找家乡的人》（ These Sought a Country ）。1
这两位十九世纪中国疆场上的宣教巨人，都有广传福音的心志，穿上中装，深入人群，恒久忍耐，不畏异象路上的重重阻挠，坚持执着呼召，寸步不让。但两人的宣教路线南辕北辙。而他们对中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无法评断孰轻孰重。
心系普罗大众的戴德生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最初赶往中国，是因当时太平天国兴起，无数的人自称成了“基督徒”，然而却未脱离异教行径，他希望能帮助这些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起初他加入福汉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这个差会的开办人是极富创意的宣教先驱郭实猎（Karl Gutzlaff, 1803-1851），他曾登高一呼，召聚许多宣教士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成中文，也开启了宣教士穿着中装的先例。福汉会的理想，是用中国人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可惜受到假冒者的欺骗而致失败。
因此，戴德生最初在中国的事工万般艰辛，且前途茫茫。不过他却得到了一位贤妻玛丽亚，她已故的父母都是宣教士。婚后不久，他带着憔悴的身心回英国休养。健 康稍微恢复，他便开创了自己的差会──中国内地会（现称“海外基督使团”），带领一批宣教士重返中国。不幸，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他四个子女中三个先后夭 折，爱妻也因病亡故。
即使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依然马不停蹄地补充兵员，差派他们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内地会招募的人数总是众差会之冠。他们最看重的，不是宣教士的资质，乃是品格的正直与灵命的兴旺。
戴德生早期的策略仅重布道。因他深受前千禧年派理念的影响，2 认为世界只会日益败坏，直到主再来。既然看不到世界有任何盼望，力图改造毫无意义，所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抢救灵魂。
戴氏依据这样的逻辑，推动普罗大众路线：如果一千位宣教士，每位每天向50个中国人传福音，连续一千天之后，福音就传遍了整个中国（其实只能接触到五千万人，而当时的中国人口是四亿。）
戴氏早期不准同工设立教堂，如此才能催促同工整天在外，不停地传扬福音。他也较少做培训工作。来德理如此形容戴氏的做法： #160;
宣教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尽量传给中国人，愈多愈好。重点在实现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的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相对而言，他不那么重视马太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并不强调信徒团体的成长成熟，更不会考虑整个中国的改变与更新。（76页）
得着精英改变中国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同样怀着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炽热，亦深信个人必须蒙恩得救，对基督委身。内地会成立的第三年，他曾经申请加入，但是戴氏原则上赞同宣教士受自己教会的差派，因此鼓励他加入大英浸信差会（Baptist Mission Society）。
当时的中国充满各种挑战，李提摩太深深感觉到，一个宣教士的天职，乃是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彰显神的荣耀，因此面对中国缠足、文盲等种种文化劣象，他觉得需要大事改革，也需要在全国普及教育。
李氏至终走上精英路线，他认为必须与地方乡绅、朝廷高官合作互动，力倡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不幸的是，他所采取的这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使得戴氏对他相当不满。在一些双方事工重迭的地区，戴氏甚至不准他的同工和李提摩太合作。
李氏坚信，西方人已拥有了解大自然的恩赐，而中国人在这方面还一无所知；倘若能发展机械和科学，中国的贫困问题便能迎刃而解。这种看法很快就赢得中国高层人士的信任，进而影响全国。他不惜倾囊购买科学仪器和书本，还亲身讲授科学，并且编撰科学课本。
最后，连他自己所属的大英浸信差会都认为他做得太过份。于是他就脱离该差会，而加入与他理念较相投的圣公会差会（Anglican Society）。他和戴德生一样，都是以全中国为念；后来经由他的建议，组成了全球性的机构来帮助中国。
他（李提摩太）坚信，基督信仰的呈现，应该是“神国度的彰显，不单单在每个人的心中，更要在全地所有的制度中，使人全然得救，包括身体和灵魂，今生与来 世。……倘若轻看在物质、学识、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努力，称之为俗世而非属神，那就是对神最可耻的背叛。”（89页）
“……不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向不懂思想的群众传道，或者去向那些自私自利的官员传道，……应当竭力把时间用在虔诚人身上，就是那些配得的人，……他们 生来就是神的使者，……千万人必会追随他们，就像蜂群会追随蜂皇一样。……”他也坚信，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办法来取得儒、佛、道教人士对基督教的同情，并 且愿意合作。……他更坚信，神已经在这些宗教里面动工，只要指明他们和基督教的相同之处，就能建立互动，得着他们门下的人归信基督。（89、90页）
尽管他对宣教士的职责有恢宏的远见，但他亦从来不因此而小看传福音和植堂的重要性。
李提摩太在离开山东之前，得知青州府的一间教会有七百名信众，还有二千多位慕道友，府外的基督徒也有数百。这样的成果可以追溯自他当年在该城两年左右的辛勤工作，所以他心中甚感满足。能有这样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他培训了很多中国同工。他的方式带给一位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很大的启发。（93、94页） #160;
后来倪维思发展出“倪氏自养模式”（Nevius Method）。据称今日韩国教会所以能有惊人的成长，这个模式的贡献不小。（93、94页） #160;
与此同时，李提摩太也关注诸多中国的问题。
眼前的饥荒、广大百姓长久的贫穷、在地上建立神国度的异象，催使他承担起向中国高官和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科学的重任。他认为，在“探讨神在自然界的作为”以及“把大自然的法则用来服务人群”这两方面，西方文明远远优于中国。他深信，如果能够说服知识分子和高官，“他们可以运用神在自然界的力量来造福百姓”， 就能够游说他们“兴建铁路、开采矿产，避免周而复始的饥荒，拯救百姓脱离贫困。”（95、96页）
同时，他不认为自己到宣教工场之前所受的教育已经足够。 #160;
为了事工的扩展，李氏在个人的费用上克勤克俭，并且把从亲人那里继承的一笔财产，作为购买书籍和科学仪器的专款。他甚至去研究飞行的可能性，认为如果兴建铁路耗时太久，飞行或许可以解决运输问题──这比莱特兄弟整整早了一代！有了书本和仪器，李氏便向朝廷高官和精英分子讲课，传授天文、化学、机械、蒸汽的应用（特别用于铁路和船舶）、电力、摄影、医学和外科手术等。这些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实属新颖，令我们不得不感佩李氏为了开拓所作的牺牲。
他关注虔诚人，特别是精英份子。
透过这些做法，李氏不仅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也使得中国极具有影响力的高官与宣教士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其中，李提摩太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系别具价值。几年之后，张之洞因着引入西方科学和教育，而成为中国“革新”的领导人物。（96页）
他这种长伸双臂的作法，并非为人人称许。新一代的宣教士中，不少人反对他的路线。
差会中年轻一代的宣教士来到山西，他们认为李氏的神学有偏差，对中国其它宗教的处理方法不正确。他只是指出这些宗教里有哪些与基督教相合，并指出基督教更 为超越，但他们嫌他包容度太大。他们盼望他能修改路线，顺服整体的指导原则。但李氏实在感到他无法照办。何况他确信，他到中国比他们都早得多，经验更丰 富，在宣教路线上自然比他们更有智慧。（99页）
对他而言，避开冲突似乎是最佳途径。
李氏体认到，他的宣教生涯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很想为大英浸信差会的未来奠定一个新的计划。虽然他拒绝到政府工作，但却认为，身为宣教士，他应该关怀全中 国人的福祉，包括身体与才智，道德和灵魂。他曾向中国的高官建言，倡议兴建铁路、开采矿产、设立纺织厂。他曾建议中国差派人员赴国外，观摩世界各国的教育 制度，研究各地的宗教实况，然后回国禀报所考察的工商企业、交通运输等等。他亦建议在北京设立一个部门，把这些见闻向全国公布。回到英国，他向大英浸信差会提出建议，与其它差会携手合作，在各省省会设立高等基督教大学，课程包含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如此一来，中国未来的领袖就可以接受基督信仰，并且献身 带领百姓，运用西方的知识和工具造福这块土地，建立神的国度。（98页）
虽然大英浸信差会以“财源短缺”为由，没有支持他的议案，但李氏并未灰心。他退出服事长达二十寒暑的差会后，依然继续推动各种影响深远的理念，执着了二十五年。来德理总结如下：
成百上千的人体认了福音的改变大能；而倘若不是因为李提摩太，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碰到福音。
李提摩太当日把差会的棒子交给与他理念不同的年青一代宣教士，然后自己继续向前行。我们不禁揣测，倘若当时反对的声浪不如此之强，大家能一起合作，又会成就什么样的局面？
结语：两条路线依然并存
李提摩太辞世之后，整个世局看似日趋恶化，悲观的论调又占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让人气馁。李氏没有见到世界经济大萧条（1930-40），亦没有见到二次大战的惨况；而因着这些历史的悲剧，保守派的路线日后成为大势所趋。
不过，来德理认为，虽然戴、李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但其贡献都不可磨灭：
这两位巨人各自代表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盛行的两条路线；而直到今日，这两条路线依然并存。（90页）
注：1.本文主要取材自Ralph D. Winter, “How To Best Help China? The Story of Two Very Different Missionaries to China,” #160; Mission Frontiers , Nov.–Dec., 2008, 12-14页。 #160;
2. 前千禧派 (Premillennialism) 是一种神学派别，主要以字面解释启示文学。相信世界将日益败坏，最后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那时主会再来，在地上将有一千年的基督政权。
蒙允编辑自《恩福杂志》所作的中文翻译： 如何帮助中国才好？
《宣教前线》杂志（ Mission Frontiers ）原文： #160;How Best to Help China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