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二零零七年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两百周年，英年早逝的赵天恩牧师未能等到这一年的到来，也未能实现对这一年无数的期盼，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布道会、在中国建立一所高水平的神学院，出版华人撰写的神学教科书等等。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本重要的遗著——《中国教会史论文集》。该书序言的作者陈渔指出，赵天恩牧师的教会史研究侧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神如何引领中国教会，基督徒和教会又如何以信仰真理回应剧变的时代。赵牧师不是在象牙塔中写历史，他是以生命来写历史，或者说他就在自己所写的历史之中，他将自己一生的目标与中国教会应走的方向提炼为“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三化”便是今天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孜孜以求的愿景。
如果说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那么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直至今天则是第二个黄金时代。天安门事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由此当代知识分子对本身的文化感到幻灭，不知何去何从。基督信仰正好可以为他们提供答案，在中国文化欠缺的“超越观”、“原罪”、“救赎”、“宽恕”以及超越家庭关系的“爱的团契”和“来生”的盼望等观念上，注入新的活力泉源。九十年代之后，一大批流亡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成为基督徒甚至全职传道人，他们的生命见证反馈回中国大陆，触动和震撼了千万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研究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今天提供借鉴、为未来提供前瞻，这也正是赵天恩牧师关注中国教会历史的原因所在。赵天恩在总结第一个黄金时代存在的严重缺陷时指出：“民国肇建之初原是传福音的黄金时代，就因为当时中国教会神学根基太薄弱，所以那二十年的光阴未能激起基督化的浪潮。”由于缺乏文化使命和归正信仰，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未能实现与知识界和中国文化的对话。基督徒和教会甘愿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既不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也不知如何充当先知和先锋的角色，更不知怎样让爱和宽容这些基督教价值融入到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潮和政治倾向遂不可挽回地走上了激化道路。
我个人在回顾中国教会史与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关系时，发现有这样三个值得反省的地方。首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两代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寥寥无几。即便留学西方的精英知识分子，出于“中体西用”的想法，一般都热衷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政法经济等，对不能迅速拿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文科学不甚感兴趣，对西方的宗教信仰更是不屑一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排斥基督教这一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传统，既有儒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是因为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刚刚形成——而基督教恰恰被当作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先导。
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对基督教持负面看法，愿意心平气和地了解基督教甚至谦卑地接受基督教的人极少。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客观持平地评价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说过一段比较中肯的话：“我们焚香感谢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的。”在“反帝”成为主潮的当时，此观点是“政治不正确”。胡适如是说，需要相当的勇气。
其次，即便有少数知识分子是受洗的基督徒，一般也不在公共领域彰显其信仰立场，更不会在其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中表达个人信仰。作家老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舍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及基督教青年会中担任过职务。老舍所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中，篇首有一段《著者小记》这样写道：“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 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虽然这种说法显示出自由派神学的烙印，但毕竟是对信仰的公开宣示。一九三一年七月，老舍与胡絜青结婚，婚前曾致信胡：“我是基督徒，满族……。”这说明，在三十年代初，老舍仍然自承是基督徒。
但这以后，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便百觅不得其痕。老舍在作品中越来越少涉及到基督信仰，在公共生活中也尽量避免谈及。四十年代，老舍急剧左转，成为左翼色彩最为强烈的著名文人之一；在中共建政之后，他被官方册封为“人民艺术家”，不再敬拜上帝，成为“人民”（其实是“领袖”）的奴仆，充当新政权的辩护士和吹鼓手。当文革肇始、厄运降临之时，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支撑，一夜之间被领袖、人民和家人抛弃，老舍无法承受此种遭遇，便选择了投湖自杀。如果老舍是自杀而非他杀，便表明他最终已丧失了基督信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的基督徒，生命历程大都与之相似或相近。
第三，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教会中诞生了若干本土的优秀神学家和传道人，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等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却都有过人的天资和先知讲道的恩赐和权柄，对中国教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在教会史上堪称属灵的伟人，但他们的重大局限在于：他们完全隔绝（或自我隔绝）于主流知识界之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一流的世俗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没有任何的交流与沟通；他们也很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信仰立场，也甚少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公共活动。因此，他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局限在教会内部，无法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
正是这种隔绝，导致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左右两翼几乎所有一流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其中，批判基督教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共同点。在此一运动中，基督信仰被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们大肆“妖魔化”。对此，赵天恩牧师分析说：“基督教在中国开始遭逢到两面夹击的滋味：这一面的攻击者认为基督教不科学，阻碍了民族进化的脚步；那一面的攻击者则控诉基督教是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服务的。”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严厉批判，当时只有少数自由派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赵紫宸、诚静怡、刘廷芳、许地山等人，作出了一些比较软弱和含混的应对，这些应对很快便被反对的声音淹没了。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知识阶层与基督信仰擦肩而过，中国文化的福音化交出了一张白卷。更为严重的是，中共建政之后，当新政权对教会实施打压和迫害时，绝大多数基督徒和教会都屈服了。为什么基督徒和教会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呢？就像一棵不能承受暴风雨摧残的树，是其根基没有扎入大地深处，赵天恩的分析是深切的：“他们缺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缺少足够的属灵操练。基督教的神学教育里，缺少培育哲学、历史素养的过程；天主教的耶稣会神父却经过二年的属灵操练、二年哲学、四年神学、三年的宣教或教书等的基础操练。由此看来，五十年代教会的失败，也反映了中国基督教传统神学教育的薄弱。”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自我封闭或被迫封闭的状况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观。对家庭教会情况烂熟于心的赵天恩，对此怀有深深的担忧：“今天大陆所兴起的家庭教会很注重祷告，早上五点起来祷告二小时、睡前祷告一小时，但对政治、社会动态一概不知，不读报、不听新闻，就是有一颗受苦的心志，似乎等着挨打，‘殉道精神’虽然很好，但其实这种态度并不健全。”当海外教会一味赞美国内家庭教会受苦的心志的时候，赵天恩却看到了危机所在，家庭教会的“修道院化”并不符合新教精神。此种情形如果不能得以改变，“三化”则无法在中国成为现实。
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发生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系统土崩瓦解，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中国人的心灵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渴望福音的甘露。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作好充分准备来迎接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吗？我们的生命形态、神学素养、文化储备，是否足以应对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我们如何在公共伦理领域凸现基督信仰，如何让信仰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慈善和教育工作等传播福音？在新世纪之初，基督徒和教会不能重蹈覆辙，不能躲藏起来、隐蔽起来持守信仰，而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使命，以完成基督教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并以基督信仰置换中国原有的道德伦理与文化价值。一大群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政治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教师、媒体工作者等的出现，是基督信仰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由“地下”转变为“地上”的关键环节。
与此同时，基督徒和教会的声音也应当传扬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未来的中国完全可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在今天的美国，当一些对公民的生活有重要影响的法案进入酝酿阶段的时候，基督徒和教会，或者他们所支持的非盈利组织、文化教育组织、游说机构等，都会积极参与讨论并形成压力集团，在促使其通过或者不通过方面发挥作用。诸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死刑、安乐死等问题，美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从不沉默。这不仅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反倒因为有了基督徒和教会的参与，让政府的决策更加公义和公平。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如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便与我们信仰的内核息息相关。我们不能歪曲性地引用圣经经文“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来为自己的沉默和不负责任开脱。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整全性的信仰，是有真又活的信仰，我们就不会对世俗生活中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一无所知、一片茫然。
让基督信仰光照中国全地，这是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文化虽然尚未经历福音化的过程，但中国文化中也充满了上帝的普遍启示；中国文化中固然有不少敌基督的成分，但中国文化中亦存在着承受基督信仰的接口。中国人不应抱残守缺、一味抗拒基督信仰，也不应为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感到自卑与羞耻，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尤其要相信上帝的道可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改造”，正如赵天恩所倡导的那样：“身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我们对基督信仰的文化意涵投以极大的关注。因着对基督的委身，我们深感有责任在救赎性的光照下，重新诠释中国文化传统。我们也觉得需要协助中国基督徒发展出一套基督信仰架构，以此来解读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人在上帝所赐一般启示下的成果），并指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不足与限制。”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能够为中国社会的重建提供新的道德伦理的支撑，以及人权、自由、宽容等中国文化中一直匮乏的普世观念。 因此，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并存的时刻，应当有一批基督徒站出来，不仅要处理教会内的信仰问题，更要作为先知回应时代的呼声，以基督信仰的价值为根基，提出建议、反驳及有效的引导，甚至提出实际的替代方案。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基督教价值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一种精神资源。基督信仰将不再被看作是“异教”，基督教文化将不再被看作是“外来文化”。这种由“他者”变为“我”的过程，正是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必须加以完成的。换言之，当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到来的那一天，基督信仰将让无数的中国人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浸染了他们对待上帝、职业、政治、娱乐、家庭——几乎是人生各个方面的态度。这一激动人心的景象，早已设定在上帝美好的计划之中，也蕴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奔跑与争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