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教会控诉运动 52年教会控诉运动 在52年到一直到文革，这期间神对我有许多的恩典和怜悯。从这段经历中，看见人的失败，人的诡诈，人的何等不能认识自己，常常拿自己的缺点当优点。那是我自己失败的时候，也是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信仰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被拆毁的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的时候。这整个历史时期，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的，我们国家经历了50年代是最辉煌的时候，到文革又落在最黑暗的时候，大起大落，社会上非常的动荡。在社会极其动荡的冲击之下，一些像我这样的基督徒，虽然自己悖逆败坏，但是蒙神怜悯施恩，一直到今天。 《提摩太后书》第2章11节到13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1952年那一年，变化比较大，特别在教会里头有个控诉运动，这个控诉运动以后，环境迫使弟兄姊妹，要考虑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做一个人民，是否应当站人民立场？并且要求因为朝鲜战争以后，要求全国的人民，特别是被人看作是和帝国主义联系最密切的基督教，被要求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我所在的学校，一般来讲都是教会学校，同时我自己的父亲也是神的仆人，也是比较重要的神的仆人，他是两个神学院的教师，一个是上海中华神学院的教师，也是上海灵修院的教务主任，上海灵修院是贾玉铭牧师领导的，他也是南京黄泥岗神学院的教师，他同时也是副院长。如果单纯的只是考虑教会的事情，他是熟悉的。但是考虑到作为人民的一员，和国家的关系，如何摆正这件事情是个很大的挑战，也是新的挑战。从来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应当如何对待国家，如何站人民立场等等，这就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神的仆人自己来考虑的问题。所以，在这些问题面前，父亲作为神的仆人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自己从心里最爱的，着重培养的年轻人，成为控诉运动当中，控诉自己的积极分子，自己最器重的同工们，成为控诉自己的积极分子。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我和父亲一同在南京，经历了这个事情。 在那个时候，人们尽量贬低一个神的仆人，但是控诉他的人找了半天，没有一点经济上的问题，也没有一点男女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说他在一些教训上有问题，说他利用这些教训麻醉弟兄姊妹。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听说在教会里头最著名的汪WP（注：名字由整理者隐去。），他和青年聚会的负责人都站起来控诉，他说，别人拉我们要参加一个什么组织，但是一听他讲道，有痛哭流涕的，我们又中了鸦片的毒了。我们本来要参加什么工作，对人有益的工作，为人民服务，结果又听他的讲道，又再一次地痛哭流涕，回到神面前，又上鸦片的当了。 这种说法是我头一次听见的，我也没有这个觉悟，后来很多人放弃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前我们的教会不过问政治，我们只是考虑信仰，不考虑别的，是狭隘的。 如果我们不考虑一切，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些问题上走错路，如果祷告跟不上，跟神的关系跟不上的话，就会产生很多偏差，不但使自己偏差，也使整个教会被拆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 现在我们在新时期重新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到正确的轨道上，正确对待自己和国家的关系，正确对待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圣经上是有他的教训的。但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也有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原则不能违反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环境迫使那些神的仆人和控诉神仆人的人，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有些地方是对的，也有些地方看见神的带领和保守，但是有些地方，看见人的败坏和软弱，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纷乱的环境当中，大的变动当中，好像我们的主找不到了，好像教会里我们认为那些重要的东西，都失落了，可是主还是在他们中间，做他自己的工作。 指责蒋介石 所以，在那一次的控诉运动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站起来为爸爸作见证。他们说，你看，这杨绍唐，反动头子，和蒋介石有极其好的关系，为什么不请别的人去讲道，反而去请他去凯歌堂？蒋介石和宋美龄是在南京的凯歌堂聚会。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穿着非常好的一个女的，来跟我爸爸谈话。我父亲说，等我祷告以后再确定。他祷告以后，决定了。 他去讲道之前，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还有我妈都叫到一起。他说，我把你们交给主了，因为神给我的话，完全是指责国民党的罪恶的话，所以，蒋介石如果悔改，我能回来；如果他不悔改，恼羞成怒，那爸爸就回不来了，所以咱们多祷告，我把你们交给主了，今后爸爸不回来，你们的生活都交给他，不要害怕。 没有想到，他真回来了，他说我就在上面指责这些国民党党徒的一些罪恶，贪污的罪，他们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好多人把黄金往外运，外逃的这些情况，对不起人民的情况。你若是个基督徒，却在做这些事情，要小心，神绝对不会纵容，你只有悔改。 他说：“真没有想到，讲完了以后，蒋介石上来和我握手，说谢谢你的指责，我们应当悔改。” 临近解放以前，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但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就说，你们说错了，如果你们是坚持真理，那你们这件事情上说错了，我知道的最清楚。我爸爸临走之前，给我们全家说，这次我可能回不来，因为要指责他们的错误，如果蒋介石悔改，我能回来，如果他悔改，恼羞成怒，那我就被捉起来了，结果呢，没有想到，蒋介石还悔改了，他就回来了。 所以他们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罪行给撤掉了。 52年的时候，我参加了黄泥岗教会对我父亲控诉的整个过程，我回来给传达，政府不让我父亲参加，他怕我父亲往那一坐，那些人都不敢说话了。但是他们让我参加。他们找不着我爸爸什么，只能批判他讲的“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你们若思念地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就挑这些控诉。所以，他们控诉就是说，国家特别需要我们，人民特别需要我们，好多战士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基督徒却在这个帝国主义毒化人民的宗教机构里服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而没把自己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他们是这样控诉的。 控诉运动给我父亲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推动年轻人侍奉主。 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是他自己被主的爱激励，被主的爱吸引所造成的后果，千万不要加上人的煽动的作用，激励的工作。这些控诉的人都是我父亲非常爱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才华，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所以他和他的同工特别喜欢他们，特别愿意给他们个别谈话，希望他们将来服侍主。可是在控诉运动中他们就说：“一听这个神的仆人一讲道，我们就又上了这鸦片的当了，我们又痛哭流涕的回到神面前了。”所以每一次到神面前，神的仆人讲的道，感动他们，让他们仍然坚持信仰，都成为罪行。 所以大家请看，《雅歌》第2章第7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我听过父亲有一次讲道，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时代的先知。他提到一个基督徒就不应当惧怕共产党，他就提到了使徒行传第2章到第4章，当初教会的见证。共产没有一个说这是罪，凡物公有，彼此相爱。他说如果我们反对财产上的共产的话，我们不但在人的面前过不了关，我们在基督的面前也过不了关，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所以，今天国家让我们把我们的一切财产奉献出来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欢欢喜喜的奉献，而不应当惧怕，所以，我觉得我父亲的这个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的信息。 这个时候，没有听见第二个神的仆人传这样的信息，从北到南，我是在北京上学，北京没有一个神的仆人传这样的信息，南方也没有一个神的仆人传这样的信息，而唯有他传这样的信息，就是传这样的信息，被交到了控诉。 还有一件事，49年前后外援要撤走的时候，内地会给他5千美元，那时的5千美元很值钱的，相当于现在的40万，甚至几百万那么多。 我父亲让我母亲送回去，他说我一生走的是信心的路，今后虽然时代改变了，我不愿意离开我的教会，因为我是牧人。这个时代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更需要牧人在旁边，我不应当撇下自己的羊群，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澳门让他去。他不愿意去别的地方，他给他们写信说，我不应当撇下自己的羊群，到别的地方去，正在国家大变动的时候，我应当在他们旁边，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和他们一同经过这个时代的变革。 那个时候，一般的认为，共产党一来，基督教是要受逼迫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方面作一个年轻的人，欢迎一个新社会的曙光，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很普遍，人民的生活很痛苦，但解放区的好信息传来，让我们做学生的知识分子很兴奋。所以，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对新社会又害怕又欢迎又高兴。一解放了，非常高兴，因为国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现象，特别是那些人民军队，都躺在街上，没有一个扰民的，一针一线都不要，和国民党的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时候一般的知识分子是很兴奋的，解放以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是既高兴又害怕，很矛盾的心理。 49年前传福音工作的功过 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面对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冲击。特别在青年的知识分子当中，因为国家从来没有这么的兴旺过，在中国大地上再不会有那样“狗和华人禁止入内”的牌子。 从前在天津，很多公园外边都有个牌子，“狗和华人禁止入内”。上海有些公园，最有名的公园，“狗和华人禁止入内”，中国人民普遍被称为东亚病夫。 譬如说，我到内地会，去替爸爸给一个人送一封信，因为我们家比较穷，我只穿着一般孩子穿的衣服，不像他们那些工作人员华人的孩子穿的衣服，高级的，我是一般的，中国孩子穿的衣服。我就在那里等候着回信，我交上信，有一个好像是内地会的领导的样子，一进门看见我，就指着我问值班的人：“这个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让他进来？”给我一个很大的歧视，一个很强烈的刺激，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上大学了。 为什么我这个穷人到这里，反被这些所谓到中国传教的爱主的弟兄姊妹看不起呢？他们为什么对中国人有那么多看法呢？ 后来他们说，噢，是杨绍唐的儿子，他的态度立时又改变过来了。为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被外国人看不起，使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刺激。 从前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几次反基督教运动，像五四运动后有非基运动，为什么缘故呢？因为那时他们认为基督教跟帝国主义联系到一起了，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一些外国人的行为，外国传道人的行为，就使得弟兄姊妹，对基督教有些看法。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愿意弟兄姊妹明白这些事情，也知道我们以后坚定地这可犯这个错误。在90年，我碰到了一个老人，80多岁，他信主了，他给我们作见证：“因为我的女儿改变很大，所以我就信了主了。”我说，那你是哪的？他说，我是哪哪的，天津郊区的一个县里面的，一个农村的人。我说，在你们在那里，有基督徒吗？他说，我们那没有，一百多年，基督教在那传不开，我要不然，我也不信了，因为我女儿的改变很大，所以我现在信主了。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呢？ 他说，我爷爷的爷爷的时候，我们村里发生一件事情，在我们邻村，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我们就发现，他们把两个村的地界，半尺半尺地往我们这边挪，半尺半尺地扩大他们的地界，所以，以后我们发现了，我们就跟他们论理，论理他们就跟我们打，他们就打我们。但是我们这一村里头，我们这一家里头，都是练武的，武功都很强，几次械斗，都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们自己去想了一个非常阴毒的办法，他们自己把自己的教堂给烧了，到县城的衙门里去告，说我们把他们的教堂给烧了。所以，我们爷爷的爷爷就被捉去了，就一直死在监狱里，所以，我们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感，从那时候起，谁也不愿意信主。 弟兄姊妹啊，要注意，为什么传教141年，到了解放的时候，连真带假一共只有70万人。有好多弟兄姊妹不愿意我作这些见证，但我不愿意作一个欺骗弟兄姊妹的见证。他们担心好多刚信的弟兄姊妹，一听你这个见证，都不信了，我说如果他听这个见证，不信了，他就该不信。因为这是事实，总有一天，你们会碰见。因为这个教案，在旧社会的时候，永远是政府维护教会，不管人民有没有理，都是教士，教民打胜了。所以教案的事情，在很多地方发生，并且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引起了知识界对基督教的反感，这是以往的事。 另外，当时有些外国的教士，一进到他们住的地方，一天三餐正餐，两餐副餐（副餐多为上午十点下午四点）。中国的传道人和他们隔开，外国的牧师教师在一块，他们是内地会的，他们的宗旨是对的，不是建立自己的子会，而是帮助中国教会建立自己的教会，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里头是有人爱主的，是很有爱主的弟兄姊妹，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领我到一个教士家里，我叫她海姑姑。一开那个屋子里的门，就出来一股臭味，那个臭往鼻子里钻，臭得我往后退了几步，我妈妈也退了几步。为什么呢？我一进去就看见三个人，每个坐床上，坐了几个老太太，都是裹脚的小脚老太太。那里一个男爵家的贵族小姐，她就来中国来传道，她就给中国的老太太洗裹脚布，就是那些黑黑的灰灰的裹脚布，乡下老太太不知多少年才洗一次脚，那个脚才这么臭。 那些裹脚的妇女缠的都骨折了，脚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大。她们把那些解开以后，那个味道是从那个裹脚布上出来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穿的那个胶皮鞋，穿了一个月，不洗脚一样，就是那个味儿。 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虽然才5岁，但现在都忘不了，外国人爱中国人的灵魂，爱到什么程度呢，她看这老太太的裹脚布很脏，就为她们洗脚，也给她们洗裹脚布，晒干了一会儿挂脖上，一会儿又给她们缠上，就这么爱主，确实很多很好的爱的见证。 但是也有些人，也做了败坏的工作。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教会的那些坏事，传得很快，教会的爱心的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再加上一些有意的人，看见“狗和华人禁止入内”，外国人，特别是包括外国的传教士，也这样看不起中国人。所以，那个时候，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解放以前，有好几次反基督教的运动，就出现教案的问题，没有给神做好的见证。 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教会传福音，没有真正的把主的爱见证出来，有好多人反对我给弟兄姊妹做这样的见证，但是我觉得基督教是诚实的，我们的错，就是错，我们的罪就是罪，不要一味地隐恶扬善，那是错的。我们的态度也应当立定在圣经上，圣经上说一个神的仆人，说他好的地方，蒙神悦纳的地方，同时也指出他的缺点，就像大卫。 我看大卫好的时候，真为他感谢神，对我帮助很大，但是一看到大卫犯罪，哎呀，我就特别的厌恶他，大卫你这个人，不枪毙你5次不足平民愤。因为神那么地爱你，从小时候就感动你，你反而犯那样用诡计杀死乌利亚的罪，真是不枪毙你5次不足平民愤，我就是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能做这样悖逆的事情，借亚们人的刀杀死人家乌利亚，借以骗取拔示巴的爱情，拔示巴不知道，还当她丈夫是打仗死的，她不知道这些阴谋，所以在这件事上他是一个这么卑鄙的人。 但是这就是圣经上的教训。好如何，坏如何，公义的神如何监察。所以我们今天作神的儿女，首先要认识神的公义，在教会里头绝不要做隐恶扬善的事情，善要扬，恶要说明白，绝不能有任何隐藏，否则的话，你不配做神的仆人，没有这个资格。因为历史已经对中国教会有厉害的审判，如果我们还不知道悔改的话，如果今天我们还作一个隐恶扬善的人，不是在罪和非罪的问题面前，站在神的公义面前，像圣经所启示的一样，那我们就不配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侍奉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