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妻制遇到了传教士

梁发芾《中国经济时报》专栏(2009,7,3)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明朝后期就到了中国，进行他们所谓的神圣的传教事业。在中国，传教士的事业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以致在中国，皈依基督教的人是异乎寻常地少，发展新的信徒相当难。

两个挑战，一是中国人祭祀孔子和祖先，二是中国的多妻制。对于第一个挑战，传教士基本上采取默认态度，虽然罗马教廷并不认可；而对于中国士绅普遍的多妻制，传教士却毫不相让。可以说，一方面，是中国的多妻制如同一道高墙，阻挡了西方宗教对中国的渗透，家有多妻的中国人不愿也无法皈依基督教；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传教士的呼吁批评，如同涓涓流水，终于腐蚀了中国多妻制的墙脚。多妻制终于在中国崩溃，传教士居功至伟。

中国的多妻制，严格来说应该叫做“一夫一妻加妾”制，借用一种曾经十分流行的语式，是以一夫一妻为主的，以纳妾制为辅或者以纳妾制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一个男人只能拥有一个合法的妻子，但是，他可以拥有与自己身份相同的数目不等的妾，组成一个多女共夫的家庭。

按照中国古代的规定，任何男人纳妾的数量不能超过皇帝妃子的数量，这是等级制社会不言而喻的事情。皇帝可以娶１２１个女子，如果一个是正宫皇后的话，另外的１２０个应该就是妾，虽然皇帝的妾并不叫妾，而是叫做什么贵妃、婕妤之类。皇帝以下，人们纳妾的数量随他的地位递减，读书而未做官的士，只能拥有一妻一妾。一般情况下，老百姓是不能纳妾的，元朝的法令明确禁止老百姓纳妾娶小。这种规定，并不一定是考虑到人人纳妾，势必使得女性集中到达官贵人家中，很多人因此不可能娶到老婆，根本的原因是，如果老百姓都娶小老婆，则社会等级秩序、上下尊卑、纲常伦理、上流特权等都无法维持。

虽然古代制度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可以纳妾的数量，但是，作为最高道德模范的皇帝本身就不遵守这种规定，其妻妾数量经常是严重超编的，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皇帝在历史上绝不少见，有些皇帝如晋武帝据说有１０万人的庞大后宫队伍。这么多的后宫佳丽，虽然并不一定就是皇帝实质上的妾，但是，只要皇帝愿意，任何一个宫女也可以成为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的小老婆严重超编，因此，民间娶妾纳小的风气也就不可遏止，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在买到官员身份之前，家里就养着四五位小老婆。人们对此只有羡慕和妒忌的份儿，因为纳妾的目的之一就是炫耀身份地位，没有足够的财富，是养不起那二房三房甚至七房八房的姨太太的。

在中国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以多妾和美妾炫耀身份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对此瞠目结舌。不少商人和知识分子怀着艳羡的心情看待此事，但是坚持基督教婚姻观的传教士却拒不认同。

中国的士大夫认为，纳妾自古已然，古代大圣人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自己的接班人舜，这就是纳妾的最早典范。而传教士则认为，古代经书说尧将二女嫁给了舜，实质上指的是第二个女儿，而不是两个女儿。传教士还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圣人孔夫子、孟夫子，他们也没有纳妾，足见圣人并不热衷纳妾。传教士对于中国历史并不十分精通，比如据孔子后人著述的《孔丛子》记载，孔子也是有妾的。但传教士为了废妾而研读中国历史，其认真劲头令人起敬。

传教士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基督教婚姻观的一夫一妻制度，在晚清时期就创办报纸，发表评论，猛烈抨击中国的多妻制，婚姻的包办制，以及因为多妻制而造成的男女不平等。他们认为，纳妾制度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纳妾是五伦最大的谬误，不但违背上帝的命令，而且因为妻妾众多，纷争不止，也给家国带来无穷祸害。传教士说，看看五大洲之内，凡实行多妻制如突厥、波斯等国，无不走向衰落。传教士尤其指出包办婚姻是罪魁祸首，包办婚姻使中国妇女“三千年而毫不知自主自由为何物，更不敢自认其亦为有权利之人也”。
传教士们鼓荡激发的男女平权、婚姻自主和一夫一妻的思想，在晚清时期得到少数中国士大夫的响应。严复就说，“欧洲之妇女，唯无妾一事，实胜泰东”，但是，直到满清灭亡，废妾仍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响应，当时的风云人物，后来成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就有一妻九妾。坚持为中国文化辩护的代表人物辜鸿铭在“五四”运动之后还为多妻制辩护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这种歪理在当时仍然颇有市场。真正废除蓄妾制度，是上世纪中期新政权建立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