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教会杂志第一期
历史回顾 | 张圣才
原著 / 张圣才
缩写 / 江登兴
他有个理想，就是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认为只有当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的日子，地面上才有和平，人民才有幸福。而这种自由，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出来的。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平、公义、仁爱、宽恕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
辛亥与讨袁
许春草（1874－1960），祖籍安溪，出生于厦门。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的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出命，“我出命”。
1907年，许春草于孙中山倡立同盟会的第三年参加该会。为厦门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
辛亥（1911）年，作者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娃娃，光复厦门那天早上，我同我的第二哥哥张明哲，抬着一块糖果（即年糕），要去五崎顶倍文齐印刷店，赠送我的舅父许文岩时，路过石路街看见许春草骑在一头红色马上，手持红旗，率领数百上千人的部队，进攻厦门清廷的政权中心“提台衙”，部队没有遇到抵抗。我和二哥见此情况，心中怦怦，惊喜参半，抬着年糕，疾步而过。当时，在我这小孩子的思想中，存着一种光荣感：“我的姐夫许春草是革命军的头头！”
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声讨袁世凯。许春草和在厦门的许卓然等人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的领导。许春草当中华革命党闽南党务主任，两次光复厦门未果。
许春草是个建筑工程师，讨袁革命成功之后，他便中止革命活动，在厦门恢复他的建筑行业。
讨贼军总指挥
1921年，许春草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前往广州。中山先生叫他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发展党员，并准备发展武装，以备北伐。经过半年以上的努力，他在厦门、福州各登记党员近千名，准备起义。
1922年6月，孙先生避难白鹅潭的永丰舰。那时候，孙先生和许春草的联络同志郑螺生先生，正在鼓浪屿商谈问题，许建议，请孙先生到厦门暂避。孙中山指示郑螺生立即返回厦门，着许春草尽快夺取厦门。并发下委任状，委任许春草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
许春草加紧准备夺取厦门，因故挫折，而孙先生已安全撤离白鹅潭，去上海。为从闽西南夹攻陈炯明东江据点，许春草仍一往直前，在福建各地一共成立九路讨贼军。
同北伐军许崇智的内部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他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中国婢女救拔团
奴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悠久的恶俗。大户人家把穷人的女儿，从七、八岁买进来当牛作马，百般虐待，往往迫害致死。有幸活到一定年龄，不是收留为妾，便是贩卖为娼。婢女命运之惨痛，甚于美国的黑奴。
对婢女的不幸遭遇，许春草从幼年时代就有强烈的同情。皈依基督教之后，看见人家虐待婢女，许春草总是按捺不下内心的怒火，经常出面干涉。有一次他被婢女的主妇抢白说：“婢女是我用钱买来的，要打要杀你管不着！”这一句话，触动了他的深思：“用钱买来的人，便可以打杀自由？”这个理由，对他来说，不是味道。因此，他立下志愿，有朝一日，我有了力量，首先就要解放婢女，如同林肯解放黑奴！“中国婢女救拔团，”就是在这种志愿下组织起来的。
许春草有个坚强的意志与信心。无论做什么事，经过他深思熟虑，迫切祷告，认为符合上帝旨意，无论碰到多大的阻力，和如何的困难，以及受到何种挫折，绝不退却，绝不屈服。“中国婢女救拔团”的设立也是同样。他考虑到：凡是养得起婢女的人家，都是家庭拥有资产的富豪和有权有势的官僚家庭，虐待婢女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中国婢女救拔团的出现，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面对官僚和富户的双重压力，能撑得住，支持下去吗？当他考虑到这里，过去在社会上听到的婢女被殴打的皮鞭声，悲惨的哀哭声，重新刺进他的耳朵。他认清这是上帝的呼召，他责无旁贷，决心干下去！
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观彩石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放婢女。虽然响应号召主动前来参加的不上百人，但许春草严肃而郑重宣布开会。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控诉蓄养婢女的罪恶，谴责一切蓄养婢女的人家。他在举例中，涕泪滂沱，听众同声饮泣。他最后一句结束语说：“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
中国婢女救拔团发表宣言，痛斥蓄婢制度，要求养婢人家，立即解放婢女。并提出几个办法：
1）让婢女进学校读书，以进学校为标准。课余回家，仍可帮理家务；
2）婢女不堪虐待的可以逃来救拔团，由救拔团收容教育，给以衣服膳食，并保证其生命安全，健康成长；
3）受到残酷虐打中的婢女，中国婢女救拔团要以武力抢救，不惜牺牲；
4）中国婢女救拔团设立收容院。婢女进院，改称院生，按年龄程度接受教育，够上中学程度的，保送入中学。达到结婚年龄的，任其自由选择配偶，由救拔团主持婚礼。
这份宣言，印发五千张，分发厦门、鼓浪屿各界人士，震撼了统治阶级和蓄婢家庭，这么一来，他们不能再养婢女，不能再随心所欲打骂、糟蹋婢女了。有人说：“许春草又在造反了！”
被触怒的党政军警及司法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党部提出，按法令，中国婢女救拔团没有履行民众团体登记，是不合法的组织，所有军政法机关，有权加以取缔和镇压。由此，社会上就产生各种议论：法院宣布，婢女救拔团及其领导人犯上刑法破坏家庭罪，应受法律处分。
政治压力够重的了，但经济压力更加严重，许春草组织婢女救拔团的时候，正是福建讨贼军收场之后，他典尽卖空自己历年积下来的微薄家当，用来遣散奉孙中山先生命令解散的内地民军，免流落为害地方。
由上海中华国民抗毒会总干事黄嘉惠支持，救拔团租用原德国在鼓浪屿旗尾山的领事馆旧址为婢女收容院，解决院址问题，婢女陆续投奔来院多至二百余人。许春草按照救拔团章程，予以教养及择配。
按收容院章程，凡婢女不堪虐待，逃进收容院，办理登记之后，负责职员便分头通知许春草和医生，他们通常是先后赶到收容院。由医生检验难女身体，填好表格，并签名负担法律上证人责任。多数难女都是遍体鳞伤，履次使许春草泪下如雨。遇重伤难女，许春草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得到医生护士的特殊照顾。医院当局，还酌情优待医药费。在医生护士的大力支持下，七、八年间，除了一个重伤难女不治身死之外，二百余名院生，没有发生过病情事故。
救拔团宣告成立的第三个星期，便有一个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王经的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许春草照章予以收容。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个副官，本来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个副官却是警备司令林国赓的外甥，气焰比一般豪绅高得多。按照救拔团的章程，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该团立即发函通知养婢人家，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宣告这位婢女已在救拔团受到保护，得到解放。王经接到通知，又于第二天看见新闻报道，大发雷霆，对许春草大有灭此朝食之势。他首先派人前来交涉，要求发还婢女，许春草告诉来人：“我们婢女救拔团没有发还婢女的章程”，拒绝他们的要求。王经便申报他的司令舅舅，要派陆战队来武装夺人，许春草对此早有准备，召集会员数百人（那时候签名志愿参加中国婢女救拔团的群众已以四千余人，其中少壮建筑工人二千人左右），各执棍棒，武力保护婢女收容院，等待抵抗。但是婢女收容院设在鼓浪屿，当时还是租界，海军陆战队未经洋人的许可，不敢进入。只好通过会审公堂照会工部局，控告许春草拐诱王家婢女，囚禁收容院，要求派巡捕起赃。许春草在鼓浪屿基督教有一定的信誉，还有几次较量过洋人，所以工部局对会审公堂说：“这样的一种问题，你们中国人自己去调解为好。”——等于拒绝了厦门的要求。会审公堂出面要求和许春草对话。许春草派了一个团员去见他。会公堂见劝说无效，威吓救拔团代表：如不把婢女从速送还王副官，许春草就别想再过厦门，一到码头，就要逮捕。许春草听后一笑置之，既不放还婢女，也不会“不去厦门”。
1930年，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反对奴隶制度组织”一个考察团前来远东考察。到上海时，听到中国婢女救拔团的情况，特绕道前来参观，肯定许春草的救拔团符合反对奴隶的宗旨，要求鼓浪屿领事团通知工部局不得干扰，方减少了一些压力。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鼓浪屿，中国婢女救拔团及婢女收容院，被日军解散。
反对暴政，不必登记
许春草从泥水徒工的时代，便结拜了数以百计的兄弟，在此基础上成立建筑公会。1921年，许春草应孙中山电召前往广州汇报厦门情况。孙先生当面指示，改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和广州建筑总工会同一规格。至1925年，工会正式登记的会友达到三千余人，非正式会友近五千名。
改名易帜后，到抗日前近于独裁统治的那些年月，即1928—1937年十年间，厦门建筑总工会反抗当权者的无理斗争不下十余次，有时很激烈。
鉴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贪污无能，对人民的事务漠不关心，只知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许春草拒绝厦门国民党政权对建筑总工会的任何干涉。坚持不向国民党党部和警察局履行人民团体登记手续，也不接受他们的命令，不参加他们的群众活动。坚持得最彻底的是不向他们登记，不让他们派人“指导”。这一点，扫尽了统治者的威风。他们千方百计，以打倒建筑总工会为他们统治厦门的第一目的。
厦门国民党结合他们的警备司令部，海军陆战队和公安局武装警察，对建筑总工会软硬兼施。另外组织一个所谓“砖瓦工会”包运建筑材料，禁止建筑工会工友起卸砖瓦及其他建筑材料，派军警守卫码头。许春草动员了近三千多名工友，包围起卸码头，驱逐守卫该码头的军警，保卫工友，起卸砖瓦建材。厦门国民党党部会同海军陆战队，出动全部武装警察及侦缉队，准备镇压。许春草率领三千多工友保卫搬运建材。最后打赢了这场有可能引起大冲突以至大流血的事件。许春草年轻时已经信仰基督耶稣，在这个斗争中，许春草每过一小时，进入密室祈祷一次，力排众议，不达到搬运示威的目的，绝不收兵。这也可以看到他信心的坚定。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兢相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森原和许春草相识，派一位华侨老国民党同志叫叶独醒，去请许春草到他的行馆谈谈。许春草问叶独醒先生：“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老先生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春草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在这里他实践他那句经常引用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
抗日救国会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抑制人民反日活动。人民道路以目，不敢有所作为。街上偶然发现几张反日传单或标语，基本上是中国爱国份子组织的秘密活动。对此，许春草另有他的看法。
为了抵制政府抑制民情的禁令，许春草从“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便组织反日宣传队，分别到厦门建筑总工会所属七个区会，宣传反日，这个活动几乎每晚都举行。又组织建筑工人纠察队，负担维持秩序，不听军警干涉。
许春草决定组织厦门抗日救国会，争取公开活动。他邀请厦门大学教授黄幼恒等十数人，同建筑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赞成公开反日，并分头联络各界民众团体及社会活动分子，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厦门抗日救国会”，挂出“厦门抗日救国会”的招牌。
厦门抗日救国会成立于1931年十一月初，距离“九一八”事件不到二个月，是全国第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组织，为抗日地下组织提供了一个公开斗争的机会。这个组织从发起到抗战，都在许春草所领导的厦门建筑总工会大力支持下，它的文武各种形式的斗争，都有许春草的血汗。
抗战八年，许春草奔走南洋各地宣传抗日，声嘶力竭，席不暇暖。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热烈欢迎。由于他是个忠实基督徒，在教会中有一定的信誉，所以他对华侨的宣传，解除了各地基督徒的精神顾虑，放心参加抗战。这在抗日运动中可算一种独特的贡献，为一般抗日人士所莫及。南洋沦陷后，许春草返回祖国，祖国大后方各省，亦遍布了他爱国活动的足迹。不论多么危险，即使是在敌机密集轰炸的时刻，他每日清晨必按时刻寻找一个安静地方，或山上，或水边，为祖国祈祷。
鼠疫是不治之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更是这样。就在这样时期，厦门曾经有二、三年，每年必发生一次严重的疫情。疫情可怕的程度，使得居民出门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地址，写牌挂到自己身上，以防途中患疫倒毙，无人收殓。许春草信主之后，从教会里学到一点卫生常识，知道鼠疫传染的利害。他在教会发起组织一个七人的防疫小组，自己带头，碰到教会会友家患鼠疫，这个防疫组立即驰到病家，先将无病成员迁移到隔离场所，病人即由防疫七人轮流照顾，直至收殓埋葬，不让无病亲人插手，以防感染，这是一种如果没有信心和爱心的人做不出来来的差事。连接两三年，每逢鼠疫流行季节，这个七人的防疫小组，便主动为病家服务，在神的照顾下，这个七人小组，没有一人感染鼠疫和死于鼠疫。
他的信仰
因为父亲被洋人骗卖一去不返，把他的家庭推入艰苦的深渊，少年时许春草对洋人洋教，痛恨入骨。但是他后来却信了基督教。
许春草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第一次听到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情况时深受感动。在孙中山被清廷驻伦敦使馆特务绑票，准备偷运回国报功的极危险时刻，孙中山竭诚恳切祈求上帝给予拯救，结果得到各方面的声援而脱险。其中经历处处见到上帝的照顾。孙中山的这个故事，加强了许春草参加革命的决心，使他在爱上帝与爱人的道理上，获得进一步的统一。
有一位美国牧师，也可以说是他的好朋友。他从这位牧师得到当时没有地方听到的世界知识，有好几位闻名的美国人，如华盛顿、林肯都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典范。尤其是林肯的事迹，对他的帮助更大。他非常欣赏林肯的诚实与仁慈。他说：“林肯为解放黑奴，挽救联邦免于分裂，发生内战，实在出于不得已。但是他在内战中，能够做到对个人全无仇恨，对人民满怀热爱，对真理彻底坚持，是极不容易的。”他认为林肯对政治道德的示范，功劳远远大于任何政治家。孙中山先生提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百倍加强他一生追随孙先生的热情，而这个人民政权的精神，是林肯所概括的。
许春草信仰基督教，他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十亿计，有些人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虚构的，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人物，同托尔斯泰、雨果、孔丘、孟轲一样，他们都为人类的社会说些中肯的话语，也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的实际事业，但认为耶稣基督和他们一样是人不是神。
许春草皈依基督之后，他的信仰内容，同上面这些看法有明显的不同，他深信宇宙中存在一位全能全智全爱的真神，他存在于宇宙之中，却不限于宇宙之内。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又是统管万物的主权者。惟有他至上、至尊、至圣、惟有他是“无限与绝对”的，许春草是这位上帝的受造者。由于人类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他们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道，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无神”，以至世上发生各种不幸的事故，造成人类沉沦的后果。许春草相信上帝出于自己的无限慈爱，不忍世人沉沦，自己道成肉身，在耶稣身上，显示自己的慈爱，为人承担罪恶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他的慈爱与公义，救赎世人进入永生。他毫不动摇地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成为肉身的人，无以名之，名之为“上帝的独生子。”
基督教有一个派系，强调属灵生活，以追求未来的永生为人生最高的目的，而不重视世上人间的问题。许春草指出，圣经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可以说是属灵一面的生活，而“爱人如己”，却和爱神一样的重要。一个诚实有属灵生命的人，一个尽心尽意爱神之人，一定要表现出爱人如己的行为。因此，当人民在苦难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基督徒有绝对的责任去救拔他们。
许春草自信耶稣基督以后，便把祈祷作为他生活的最重要项目。他除了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之处，每天早、午、晚作三次祈祷，午夜三点钟，他还要作更长时间的祈祷。他把祈祷当为他的生活。他可以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斗争的力量，通过祈祷来解决一切难题，通过祈祷来取得内心的平安。他的重视祈祷，达到神秘的程度，令人难于理解。不断祈祷的生活，使他享受到很大属灵的恩赐。
信心生爱心，爱心就是我国的“仁”。古人说：“仁者无畏”！许春草由于信主，确实达到“无畏”的地步。
末了期盼：民主自由的祖国
许春草自从皈依基督，到八十六岁终年，无论他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者是服务个人的小事，他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是他倚靠天父，屡蹶屡起，横眉冷对千夫指，毫不畏缩。
许春草拥有一座二层半的住宅。这是一座花岗石的建筑物，占地约一百二十平方米。屋基是他出价买的一块荒山坡地，他采取地面花岗石为建材，费时三十五年，至今尚未落成。因为他并没有现成的整笔现金来盖房子，而是在他三十余年中，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砌上去的。自己是一个建筑师，没有事情时，自己动手。这座房子一度被政府托管，现在落实政策，已经发还。
许春草孩童时期，有一次吃到从来没有吃过的山芋蛋，太香了，却没能随心所欲的吃个饱。他不胜遗憾，许下一个宏愿：“将来会赚钱，一定要吃它一顿饱”，穷小子这个宏愿，后来算是实现了！
然而许春草这一辈子，还有一个宏愿未见实现。这个宏愿使他日常处于一种期待中——期待有一天，天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他直到八十六岁的晚年，丝毫没有老年人衰残之感。他天天在家里的走廊上日行十华里，煅练身体，等候天国降临。
他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许春草先生的儿子许牧世先生数年前回忆说，许春草先生所盼望的是一个宪政的政体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他认为只有当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的日子，地面上才有和平，人民才有幸福。而这种自由，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出来的。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平、公义、仁爱、宽恕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
但原许春草这一生的第二宏愿得到天父的成全！阿们！
1984年5月
作者张圣才简介
文 / 江登兴
本文由编者江登兴根据张圣才著《基督徒许春草传》缩写而成，现在的题目是编者加的 。作者张圣才先生，原为厦门著名文人，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与戴笠达成合作，为军统厦门、香港、菲律宾负责人（还是上海方面领导，具体职务待查）。
在菲期间，出入生死，事先据情报分析日本可能轰炸珍珠港，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对此深为感激，曾称他为好情报员。
抗战后返渝，戴笠说，明日见委员长，你去不去。他说：“我要回厦门看母亲。”1949年蒋介石两次召见，而此时张圣才先生正致力于策动福建全省易帜，两次拒见蒋。
此间同潘汉年合作营救一批国统区人士到香港，包括王亚南教授等。
建国后入狱加流放凡数十年，自称：一生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曾谓人生三大乐事：“没抓着、出监狱、借到钱”！
他因为出生于基督教世家，第一次入狱后清楚地认识上帝并且得救，文革在囚禁中，因为坚持信仰，要枪毙他。他对威胁者说：“你有手枪吗？有手枪你杀了我，你们关了我这些年我更加信了！因为我信耶稣基督你们枪毙我，我很高兴！”
流放归来，张先生任闽省政协委员。1982年，在厦门市政府，有记者突击给他递纸条，问他当初为何起义，他说：“当时国内一片黑暗，只有延安一点光明，那时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了，我会再次起义。”时已年八十有余。
1990年，写信抗议此前某重大事件，称自己半世纪政治斗争下来，一直说真话，这点信念是自己良心的起博器。此信传出，家人害怕非常，张先生乃致电朋友：“我老了，他们拿我没办法了。”
先生晚年清晨即起祈祷。张先生家人告余，他九十多岁时常半夜起来，跪在上帝面前痛苦忏悔，因为自己当年率数百将士起义，而此后死的死，关的关。也许他心中伤痛只有在上帝面前述说。
2002年5月26日世界几百名学生故人齐集厦门为先生祝百岁。先生发布文告：“我在天父的带领下，毫不妥协地走过了一个世纪……”八天后先生安然辞世！
余于2001年访先生，分别之时与先生握手，犹热情有力，战士之手耳。别后读其所赠文稿《许春草传》，犹有余热。感慨万千。先生辞世两年之际今将先生旧稿缩写发表。以为纪念。全稿以《圣徒与战士——许春草传》为名发于“信仰之门”网站，读者可到网上搜索。
先生佳美故事待来日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