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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6月21日，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安杰洛·龙卡利去世。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安杰洛·龙卡利生平
《时代》周刊认为：1962年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但最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这年10月11日在罗马召开的被称为“梵蒂冈第二”的世界基督教大会。因为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其信徒有9亿之多。这次大会提出了新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动力。它将掀起一场基督教世界的革命，其影响面不仅是罗马天主教，也不仅是新教，而是全世界。这个会议的倡始人和主持者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所以他当之无愧地获得这项桂冠。
在基督教将近2000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大会仅仅开过20次，而基督教世界发生的革命运动只有一次，即 400年前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由约翰二十三世通过这次大会所发起的革新运动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1881年11月 25日，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安杰洛·龙卡利出生于意大利的索托伊尔蒙泰，一个距贝加莫地区的伦巴弟将近15公里的小村子。他的父亲是个佃农，家庭比较贫穷，兄弟姐妹共13人，他排行第三，但是长子。11岁时，家里就送他去教会学习，准备将来当一名牧师。由于他很小就离开家，长期置身于神学院和教堂这样有影响力、文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之牛，他对家乡感到陌生。当他在神学院学习时，每逢假日便回去探望亲人。但他住上3天之后就感到厌烦，而急于回到贝加莫读书、祈祷，过那种平静的生活。他认为那里大家都彬彬有礼，而讨厌小村子里的闲言碎语、猜忌和嫉妒。
龙卡利不是个特别聪明的学生，但他非常用功，因此 1900年被选送到罗马学习神学。他只在罗曼诺神学院念了一年的书就被征到一个常驻贝加莫的步兵连队。1904年，他结束了军营生活，回到罗马。8月10日，他还不满 23岁时便获得牧师的职位。第二天，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第一次作弥撒。不久，他又进入罗曼诺神学院继续学习。毕业时，他获得教规博士学位。
当时在位的教皇是皮乌斯十世。他刚刚任命贾科莫·拉迪尼·泰德斯基为主教，接管贝加莫主教管区。由于龙卡利是来自贝加莫的牧师，教皇便让他协助主持为泰德斯基就任圣职举行的仪式。新主教是位意大利贵族，他很喜欢龙卡利这个年青的牧师，便要求他当秘书。
回到贝加莫后，龙卡利不仅当秘书，还被派到该主教管区的神学院任教。在以后的9年里，他一直是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并负责那些即将担任圣职的学生的思想工作。同时，作为主教的得力助手，他获得了大量的布教经验。龙卡利非常尊敬他的上司，因为泰德斯基被认为是意大利最进步的高级教士。1914年，泰德斯基主教去逝后，龙卡利为他写了一篇充满称颂之辞的传记，并把它交给泰德斯基的好友、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龙卡利牧师再次来到军队，而且还驻在贝加莫，先是在医院里当护士，后当部队的随军牧师，军衔为中尉。
战争结束后，教会派龙卡利先后承担了多种工作。 1920年，教皇本尼迪克特想起了泰德斯基的传记作者龙卡利，任命他负责支持国外传教的意大利组织。这在教会里并不是个重要的职位，但龙卡利由此结识了欧洲宗教界的许多头面人物，在罗马教会内部也开始出名。龙卡利还兼作宗教史的研究，他对米兰红衣主教圣查尔斯·博罗莫的活动颇有研究，此人是16世纪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人物。龙卡利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使他小有名气。由于从事这个专题的研究，他结识了图书馆员、米兰人阿基莱·拉蒂。拉蒂后来成为教皇皮乌斯十一世。
皮乌斯十一世根据其经验认为龙卡利善于同人打交道，便让他担任梵蒂冈的外交使节。1925年3月，龙卡利被任命为驻保加利亚的教皇视察员。在离开罗马之前，按惯例他被授予大主教一职。他在保加利亚工作了10年。他的任务是在这个由东正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保护占少数的罗马天主教徒的利益。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他常常感到孤独和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尽其最大努力耐心地、策略地履行职责。他讲话幽默，从不伤人。尽管如此，他还算不上是梵蒂冈的出色外交官，得不到重视。
结束在保加利亚的工作之后，龙卡利被派往希腊担任教皇代表，并兼任梵蒂冈驻土耳其大使。希腊是个东正教国家，而土耳其则是穆斯林国家。他的任务依然是在这两个国家保护少数天主教徒的利益。在这期间，他住在伊斯坦布尔，但土耳其政府很少理睬他，梵蒂冈也几乎把他忘掉。可是，在当地的外交使团中，他却很有人缘，大家都认为他友好热情。
龙卡利这两任所去的国家对梵蒂冈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那时他已60来岁，他感到自己的前程也不过如此了。1944年底，罗马教廷宣布他为驻法国的罗马教皇使节。他听到这项任务时大吃一惊，心想会不会是教廷官员搞错了。其实，这在当时并不是件美差，而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法国刚刚从德国法西斯的手中解放出来。在德国占领期间，龙卡利的前任瓦莱里曾同贝当将军的傀儡政权密切合作过。担任新政府领导人的反法西斯英雄戴高乐将军明确地向梵蒂冈指出瓦莱里是不受法国人民欢迎的人，要求立刻撤换他。那时，法国人民对那些曾同德国法西斯及法国傀儡合作过的人深恶痛绝，要对他们进行惩罚。由于瓦莱里大主教同卖国政权的合作，法国人对梵蒂冈也极为不满。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下到法国去工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罗马教廷在挑选龙卡利来承担这一使命的时候，考虑到虽然这位主教以前的政绩平平，但他的性格很适合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教廷要求龙卡利去法国后要尽力扭转对梵蒂冈的敌对情绪，恢复教会的独立性，并设法使一批被当作战犯囚禁起来的德国神学院人员得以释放。另外，在法国的年轻神职人员中出现了一股激进的潮流。他们的倾向使梵蒂冈的保守势力感到担忧，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也成了龙卡利的任务。龙卡利到法国后绞尽脑汁，多方奔走，以其友好热诚的态度和细致的工作使承担的任务胜利完成。罗马教廷对此十分满意，升任他为红衣大主教。1953年1月，法国总统奥里沃尔把红衣大主教的象征——一顶红色的帽子授予他。
龙卡利在73岁高龄时当上了威尼斯的大主教，成为意大利主要的大主教之一。他当时认为这就是一生事业发展的顶点，怎么也没想到1958年10月9日教皇皮乌斯十二世逝世后他被选为罗马教皇，即约翰二十三世。他当选的主要原因是他的高龄和年资使他成为可被各方面接受的人选。
龙卡利成为约翰二十三世教皇不久，便宣布他将召集世界基督教大会。这是一个由教会所有主教参加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已经有近1个世纪没有召集了。他的目的是要使“教会赶上时代的发展”，更新教会的精神。可以说，他是自中世纪改革运动以来第一位直率地承认天主教会需要改革和革新的教皇。
4个世纪以前，基督教世界受到了改革运动的冲击。从那时起，为了捍卫它的教条，天主教会一直强调它与新教的不同。甚至对于一些在改革运动出现之前尚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也采取越来越教条主义的态度，如玛丽亚在教会中的作用，圣经的作用和教皇是否一贯正确等。直到20世纪50年代，天主教仍然强烈反对新教和“现代化”的主张。这股保守势力的中坚便是罗马教廷，它是天主教的最高统治机构。许多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对现代社会是痛恨的，他们满足于教会的现状，对任何改革教会的企图都仇视万分。这些人对整个教会和罗马教皇施加压力，力求维护不断被削弱的旧世界。这股保守势力控制了所有的神学院、全部传教活动和教会的立法程序。罗马教廷通过由阿尔夫雷多·奥塔维耶尼领导的教廷办公厅制止或骚扰那些天主教的开明学者，禁止他们出版书籍，也不许他们发表所禁的言论。，罗马教廷在处理天主教事务方面的原则是“罗马说什么就是什么”。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以教廷的意志为转移。一些天主教学者深入地对圣经进行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有的看法甚至同教廷的断言相背。他们还和新教学者合作研究，并采取了现代的批评手段。在欧洲，出现了一代新的教会思想家，他们对传统的神学提出挑战，寻求新的道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问题。约翰二十三世敏锐地感到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时机到了，因而提议召开世界基督教大会。
这一提议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教会史学家一贯认为每次这样的大会都造成教会内部的混乱和动荡。教廷对这个决定很冷淡，认为在皮乌斯十二世时期教会发展顺利，没有任何必要进行改革。梵蒂冈有的主教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拖延大会的召开，盼着教皇快死。如教廷中有人对教皇说：“我们不可能在1963年之前准备好这次大会。”约翰果断地回答：“那好吧，大会就在1962年召开，”在筹备期间，教廷决定大会只能用拉丁文，不设同声翻译，试图把那些不精通拉丁文的主教排除在外。在决定议题时，教廷站在自己的保守立场上进行取舍，根本不理睬按照教皇的要求由世界各地大主教提出的建议。
尽管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止和破坏大会的召开，教皇约翰还是设法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了争取基督教世界的团结，他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来访的东正教、新教和英国国教会的领袖，邀请他们派观察员出席梵蒂冈大会。为了使苏联东正教会也能派人参加，新成立的“促进基督教团结书记处”向苏联政府保证大会上决不发表反共言论。经过几年的筹备，大会终于如期在1962年召开，但气氛比较紧张。各地代表到达罗马后都接到教皇私人秘书打来的问候电话，他的措词十分谨慎。人们感到教皇与教廷的不和。那些思想开明的主教意识到教皇想进行一次大改革，他们也希望如此，但是都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弱。大会根据教皇的要求没有提出新的教条，也没有对异教和其他派别进行攻击，而是就一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教皇指出他希望看到“新的圣灵降临”。他鼓励代表们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见，强调这是他们的“神圣自由权”。由于教皇的明确态度和人心思变的倾向，许多代表敢于在会上直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一位来自美国的主教说；“我们听到了人们大胆地讲出多年来人们私下里所想到的东西。”
大会讨论了从教会团结到大众传播的5个问题，主要议题是3个。第一个是作礼拜的形式。会议以1922票对11票通过了有关礼拜仪式改革的决议。其中规定各地主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部分地用其本国语言作弥撒。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大陆的主教会议将有权决定礼拜仪式的改革。传统上，只有罗马教廷才有这种权力。这一改变打破了罗马教廷的集权统治，进一步使各地教会在安排传教活动和管理神学院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这项决议成为天主教会改革的突破口。
第二个问题是启示的源泉。由红衣大主教奥塔维耶尼准备的决议草案强调有两种不同的源泉：圣经和传说 (基督及其信徒口头传下来的教条)。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新教只承认一个源泉，即圣经。与会的进步分子认为这种争执毫无意义，指出圣经和传说是来自同一泉源的两股溪流。辩论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1368票同意搁置奥塔维耶尼的决议草案，但此数达不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教皇约翰一直在办公室里通过闭路电视观察讨论进程。他最后裁决：继续讨论一项如此众多的主教不同意的文件是无意义的，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来重写。这个委员会由奥塔维耶尼和红衣大主教比共同领导，后者是大会上进步分子的领袖、“促进基督教团结书记处”秘书长。
第三个问题是教会性质。由于前两个问题的讨论结果有利于进步分子。奥塔维耶尼不想让大会继续讨论他写的有关教会性质的决议草案，试图立即休会。但是，进步分子不答应，他们要求讨论，目的是使反对意见能纪录在案以便供草案修改时用。奥塔维耶尼的草案强调维护教会君主政体的权威性。这一看法遭到多数代表的强烈反对，因而大会决定重写决议。这样就使天主教会在许多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如政教关系、信仰自由等，也使世俗者可能对教会产生更大影响。
大会在促进教会内部团结和加强教会与现代社会联系方面取得了成功。教皇约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次会议使他“听到了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声音”。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他设立了由国务卿红衣大主教奇科尼亚尼领导的新秘书处，执行大会作出的决议。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不仅关心天主教会内部的事务，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也非常关注。他曾会见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如他拜会了意大利总统，亲切地接见了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女婿。在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访问梵蒂冈之前，教皇约翰请教秘书如何称呼总统夫人，秘书回答或者称肯尼迪夫人或简单地称夫人。于是，他们回到私人书房，反复地念诵：“肯尼迪夫人、夫人；肯尼迪夫人、夫人。”可是当肯尼迪夫人出现在会见厅的门口时，他却伸出双臂，大呼：“杰奎琳!”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对普通人也非常友好。一次，他接见一批犹太人。见面时，他借用圣经里的典故自我介绍说：“我是约瑟夫，你们的兄弟。”他经常在罗马一带旅行，同人民接触，打破了教皇是“梵蒂冈的囚犯”的传统。1962年圣诞节那天，他重病在身，仍访问了梵蒂冈附近的一所儿童医院。他走了一间又一间病房，几乎同所有病儿进行了交谈。当人们问到他的病情时，他说：“你们看，我现在很好。当然，我还不准备参加赛跑或其他竞赛，但我感觉良好。”
约翰二十三世是最积极呼吁世界和平的教皇，他请求各国“倾听来自世界各地、来自无辜的老老少少的呼声，他们痛苦地向上天呼喊：和平，和平！”赫鲁晓夫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在他80寿辰时向他表示祝寿，称赞他为争取和平所做的努力。当时，梵蒂冈许多人出于政治上的敌意劝教皇不要理睬赫鲁晓夫的问候，而他却坐下来，诚挚地写信答复：“谢谢你的看法，我愿为俄国人民祝福，”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教皇约翰公开劝说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要克制和谨慎。他的态度得到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的赞扬。教皇约翰认为人类要想生存下去，东西方世界就必须和平共处。与其前任不同，他逐步地改变教会支持冷战的作法。他的著名通谕“地球上的和平”是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政治家和宗教界人士的普遍支持。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生谦虚谨慎。他不让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兼有外交家、政治家和学者风度的教皇，而说自己是一名“保卫真理和善行的牧羊人，”他强调教会是世人的仆役而不是主子。他对亲属也严格要求，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势去提携任何家人。他当上教皇后曾写信给弟弟，批评“这个世界只对挣钱感兴趣”，希望弟弟和其他亲属能保持谦卑，不要追求荣耀和肥缺，不要因为他们同教皇的关系去谋取物质利益。他说：“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能像赞扬皮乌斯十世那样赞扬我：生时贫困，死时亦穷。”他在遗嘱中赠给每个活着的家庭成员不到20美元的东西，因为他的全部家产不过如此。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革新精神和友好诚挚的态度为他赢得宗教界内外的普遍敬仰。1963年6月3日，他告别了人世。大批群众聚集在圣彼得广场上失声痛哭。当时的世界舆论认为他是世界上一位最受爱戴的人，是历史上最得人心的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