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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寻找传教士墓园(有删节)

在陡峭地坎间曲折进退,鸟翅般摆动双臂,总比狗一般乱钻大麻丛的滋味好。10来分钟后,我们终于抵达传教士墓园,被无边无际的玉米林所包围,且本身就是玉米地。我跳下地坎,细细观摩每块石头,圆拱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石缝间杂草嚣张,我拔掉一些,辨认出半组黑黝黝的英文;挪几步,又是半组;再挪几步,一新鲜血色的十字架迎着斜阳闪烁。 墓墙的基础依稀可辨。四四方方两块,约两个半亩地,中间隔着一土坎。西北角有一缺口,估计是进出墓园的门。可如今谁能晓得,这儿曾经埋葬过多少西方人,多少中国人。据史料记载,这块墓园是英国牧师乔治 #8226;克拉克(George Clarke,中文名叫花果香)买下的,他是1865年在伦敦创立的中国内地会成员,于1881年携瑞士籍妻子芬尼 #8226;克拉克(Fanny Clarke),从缅甸八莫转道,风尘仆仆地来到大理古城定居、学汉语、传福音。 他们为史上最早抵达此地的西方传教士。起初,他们自己印了许多小册子,在十字路口散发,对小孩,则配发糖果。可稍后才晓得,白族的文盲太多。于是他们刻苦钻研汉语,然后教中国人识中国字,用中国话唱《赞美诗》。他们还借鉴白族拜本主、跳大神的形式,也穿戴类似民族服装,走街串巷,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念叨顺口溜,宣讲福音,有时候还进白族村子,与民间艺人交流,你弹三弦,我拉手风琴,在洱海月光下跳地中海的舞蹈。 他们在大理住了两年,才发展七八个信徒;办寄宿学校,也只招来3个学生。他们非常累、非常水土不服。但他们还是在古城生下一婴儿,取名为撒母耳 #8226;大理 #8226;克拉克(Samuel Dali Clarke),以此纪念这段艰辛岁月。产后不到两个月,母亲芬尼去世。但她病魔缠身时,依旧祷告,依旧安稳平和,满心感激主,让自己安息于此,成为苍山洱海的一部分,见证福音远播东方的未来神迹。灵肉分离的刹那,她张开手臂,双眸熊熊燃烧,正如英国诗人狄兰 #8226;托马斯在《挽歌》里的句子:从她的眼里我看见世界最高的光在闪耀…… 芬尼 #8226;克拉克也是史上最早死于大理的西方人。街坊邻里先是纷纷探病,被她的乐观和美妙歌喉所打动;继而目睹她的从容离去,低头聆听临终唱祷,深感震惊。她的死讯不胫而走,众多当地人由此走进基督教。 她的丈夫买下这块苍山坡地,花20多天,开辟为专门的基督徒墓园,半人高的围墙内外,嵌刻着粗糙的十字架和一些英汉对照的箴言。她的葬礼于1883年10月30日清晨举行。叮叮当当的马车运载棺材,出古城,沿茶马古道,至南五里桥;再由8个白族汉子扛起来,穿过回民村庄,抵达更西边的墓穴。诵祷过了,赞美过了,她的“花果香”丈夫,抓起第一把土,撒下去;然后是从昆明赶来的几个教会同工;然后是本地信徒和街坊邻里;然后是商贩、村民、脚夫、过路人。几百张不同的面孔,在墓园内外绕行着,或许他们此前烧香朝佛、求签算命、跳神驱鬼,就算跪拜过成百上千的神仙,可此刻都遵循上帝的仪轨,唯一永存的仪轨,为这个他们不太了解的白种女人送终。 这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据吴永生整理的《大理基督教历史》记载,继花果香夫妇之后,抵大理传福音的西方传教士源源不绝:考克宏(Colquhoun,1882)、斯蒂文(F.A.Steven,1882)、欧文 #8226;史蒂文森(Owen Stevenson,1882)、乔治 #8226;安德鲁(George Andrew, 1882)、佛雷德里克 #8226;史蒂文(Fredarick Steven,1884)、欧文 #8226;斯蒂文森(Owen Stevenson 1884)、梅斯里斯 #8226;福卡(Messrs Foucar,1885)、约翰 #8226;史密斯(John Smith,1885)、佛里德 #8226;史蒂文(Fred Steven, 1886)、德史多 #8226;福卡(F.Theodore Foucar,1886)、哈里特 #8226;史密斯(Harriett Smith,1890)、约翰 #8226;安德森(John Anderson,1892)、安德森小姐(Miss E.M.D.Anderson,1892)、玛丽 #8226;博克斯小姐(Miss Marie Box,1895)、辛普森小姐(Miss A.M.Simpson,1895)、西比尔 #8226;瑞特小姐(Miss Sybil M.E.Reid,1896)、尼格斯夫人(Mrs.Nicholls,1896)、博克斯小姐(Miss Box,1896)、约翰(John,1900)、格兰汉姆(L.Graham,1900)、S.M.E.尼克斯(S.M.E.Nicholls, 1900)、A.G.尼克斯(A.G.Nicholls,1900)、辛普森(Simpson,1900)、桑德斯(A.H.Sanders,1901)、马锡龄夫妇(英国籍,英文名无记载, 1901)、理查德 #8226;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1902)、哈科特 #8226;麦克里(Hector Mclean,1902)、安选三(William J.E.Mbery,1902)、迈克里(H.Mclean,1903)、克拉克医生(Dr.W.T.Clark,1903)、波特小姐(Miss Ethel A.Potter,1907)、乔治 #8226;E #8226;米特卡福(George E.Metcalf,1907)、尼科里斯(Nicholls,1907)、内勒小姐(Miss E.E.Naylor,1907)、海克托(Ms.Hector,1907)、鲍特小姐(Miss E.A.Potter,1908)、克拉泽小姐(Miss A.Kratzer,1911)、艾德加夫妇(Mr-Mrs.Edgar,1912)、克莱门(A.J.Clement,1912)、坎宁海姆(J.D.Cunningham,1912)、达真塞勒小姐(Miss Dukesher,1902)、韩纯中夫妇(Mr-Mrs.W.J.Hanna,1912)、富能仁(J.O.Fraser,1919)、杨思惠(Allyn Cooke,1919)、普照恩(英文名无记载,1919)、赫德禄夫妇(Mr-Mrs.F.S.Hatton,1926)、肯特小姐(Miss D.S.Hatton,1926)、杨志英(John Kuhn,1930)、海富生医生(Dr.Stuart Harverson,1933)、梁锡生夫妇(Mr-Mrs.William A.Allen,1931)、马耀华(澳大利亚籍,英文名被遗忘,1934)、柏牧师夫妇(挪威籍,英文名被遗忘,1934)、何美食(Ted Holmes,1934)、施伦英夫妇(Mr-Mrs.A.W.Snow,1940)、戴德乐夫妇(Mr-Mrs.Harold Taylor 1940)、美德纯(Jessie Mc.Donald,1941)、鲍文廉(Frances E.Powell,1941)、施爱仁(M.E.Soltau,1941)、马光启(D.M.L.Madden,1941)、赵立德夫妇(Mr-Mrs.Ray Mond Joyce,1946)、毛文熙夫妇(国籍和英文名无记载,1948)、辛医生(Dr.Myrtle J.Hinkhouse)、涂约翰(Dr.J.K.Toop)、涂威廉(Dr.William J.Toop)、罗教师(Miss D.W.Burrows)、何莉莉(Miss L.Hamer)、毕丽蓉(Miss Emma Blott)、万医生(Dr.Watsons)、倪护士(澳大利亚籍,英文名无记载)、温教师(挪威籍,英文名无记载)。 历经几十年的开垦,大理成为云南乃至西南最重要的教区之一。截至1949年红魔席卷中国前夕,数百平方公里的山水间,教堂星罗棋布,信徒已达数十万。可接下来…… 1951年5月4日,解放军代表接管大理福音医院,清点财产,据为己有。美国籍传教士美德纯(Jessie Mc.Donald)作为院方法人,被迫在移交文书上签字,并“限期离境”。医院围墙的红十字,转眼覆盖了“帝国主义间谍滚蛋”的大幅标语。民众奔走相告。信徒纷纷反戈一击。据说美德纯——传闻中“最后撤退的传教士”——在离去那天,竟不顾士兵们的阻拦,执意要去始建于1904年的福音教堂做“最后的晨祷”。他1941年就从河南开封来到大理,当时还是战火纷飞呢,不料10余年晃眼而过,又改朝换代了。 他在中国服务了半辈子,原以为自己会步芬尼 #8226;克拉克的后尘,埋骨在苍山脚下。可是上帝似乎另有旨意?他走进教堂,士兵们尾随而来,往日爆满的礼拜大厅,此时只剩一排排空凳子。他为中国祷告,脑海内,走马灯一般的黄面孔层出不穷,又灰飞烟灭;他为长眠于此的西方同工祷告,《赞美诗》和村间民谣交替在耳畔回荡——马车从天堂下来,把我带回你的家乡——他终于在永诀中,领略了芬尼 #8226;克拉克在弥留时分的甜美歌喉。 他再次甩开士兵,奔向穹顶。他撞响了150公斤重的大本钟。这钟在伦敦定做,仿造的也是伦敦市中心著名的大本钟,1905年由负责设计教堂的传教士理查德 #8226;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和安选三(William J.E.Mbery)亲自运送,先万里海运至越南西贡港,再经河内至云南边境,最后走陆路,有车乘车,没车就雇苦力,哼哟哼哟抬。全程耗时两三个月,单河内抵大理就耗掉一个半月。 近60年后,教堂周边的老人们,仍觉钟声萦绕,记忆犹新。一人冲我打保票:(钟声)起码传出了5里外;另一人嘿嘿纠正:不止不止,洱海东边肯定听得见;还有一人道:那个钟啊,嗡嗡嗡的,一波接一波,下关也感应得到。 1998年1月28日下午,一对法国籍夫妇和我一样,由当地人做向导,赶到这儿。他们是花果香夫妇的后代,在查阅了《China’s Millions》一书后,竟魂牵梦绕,不远万里而来。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名篇《海滨墓园》里的名句“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写的就是自己依偎着母亲的墓碑,俯视人类如蚁群,牵着线回归自然的情景。我估计这情景也鼓舞了花果香夫妇的后代,因为地中海岸的墓园和苍山洱海之间的墓园同样美到了极点。 可一切荡然无存。没有墓,没有园,只剩大片被反复耕作过的庄稼地。几个放牛的村民跑来凑热闹,有的说,文革红卫兵在这儿造反多次,挥红旗,喊口号,唱战歌,把帝国主义的祖坟全挖掉;还有的说,不是挖,是炸,火药雷管塞进石头缝,点燃就躲闪,搞得地动山摇;而有长者却摇头道:不对不对,1950年代就开毁了,一次运动毁一点,大炼钢铁毁得多一点,再加上大伙修猪圈、砌院墙、填屋基,有事无事都来取石头,所以文革前,几十个的坟包包差不多平掉。红卫兵嘛,就是虚张声势吓鬼。 老外不懂中国话,更不懂云南土话,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不管不顾,仔细搜寻。曾祖母芬尼的墓碑不见,芬尼之后的墓碑墓墙也统统不见,但他们还是见到十字架的模糊刻痕。唯一能辨认的英文残片,死者是小孩。 日头渐渐西沉。自1883到1998,115年过去,曾祖母芬尼在哪儿?在故乡的回忆中飘荡吗?在他乡的苦难中沉沦吗?她笑过哭过亲吻过吗?《海滨墓园》里还写道:“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无边的气流翻开又合上我的书。” 共产党、毛泽东、掘墓鞭尸、血海深仇、革命反革命——这些我们烂熟于心的词汇,蔚蓝眼睛的老外们懂吗?他们和我一样,来过;不一样的是,我两手空空,他们却随身带了手风琴,小小的,两头儿压一块,像一本厚厚的《圣经》。他们在四周采集野花,编成五彩斑斓的环,支在土坎间。乌云当头驶过,夕照是晃动的船帆,银鱼似的星星从洱海跳跃,手风琴响起了。接着歌声响起了。这一首歌,曾祖母芬尼受洗前,还是小女孩时,就很拿手。如今许多中国人,也从一部电影里学会了。它是《赞美诗》吗?《夏季的最后一朵玫瑰》,上帝也允许的忧伤?死者对生者的安慰? 夏季的最后一朵玫瑰, 还在孤独地开放, 再没有亲爱的人儿, 陪伴在它身旁…… 又过了11年,又拢黄昏,我的耳边还响着这支歌,而苍山之巅,两块拉拉扯扯的云伴奏着无声的手风琴。泽鱼说:回吧。我们钻出玉米林,奔走,跳跃,感恩,回民村落近了,透过大麻丛,清真寺的塔尖刺入了弯弯的长虹,而虹的上端,迸溅出弯弯的新月。 奔星如马蹄。比月夜更高远的穆斯林的诵经弥漫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