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11
——
让我们试着把基督教大学产业想象成一局玩得很糟糕的“战国风云”（Risk）游戏。
我儿子每次输给我都是因为他过于热衷出兵攻击而导致自己腹地薄弱。假使我后退一步，花半小时回顾游戏战局，我会看见他在边境地区排布了大量兵力，蓄势待发，但我也会看见他忽略了保护自己腹地的重要地区。
许多基督教大学的情况也类似： 大量活动在其周边展开 ，使其在不稳定中达到极限，而其根基却摇摇欲坠。这比喻对在此类学校工作的我们来说显而易见，但对那些被学校要求信任自己会引导他们17岁孩子步入成年的基督徒家长来说，并不清晰。
大学在周边领域投入了过多资源，这些周边领域包括专业学位、研究生项目、课外配套设施、学生支持中心，还有那些提升学生文化敏感度的项目。这些通常是策略性地攻占市场的衍生产物，以期在日益萎缩的市场中分得一羹。但结果是，学校忽略甚至蚕食了对变革性学习体验来说最重要的元素：属灵成长、深入学习以及职业预备。
其结果是，大量基督教大学学费虚高，果效低下，也越来越世俗化。
基督教大学正在越来越倾向于道德和社会的进步主义吗？
很多人可能立刻把一些基督教大学在意识形态上的进步主义立场与其使命偏离联系起来。确实如此，但问题比你想的更不同，展现方式更为狡猾。
那是因为政治议程是被金钱而非观念驱动的。私立基督教大学的学生正在流失，钱也随之而去。有些学校永远关闭了。剩下的则寻找各种方法使自己免于这下场。
他们的解决方案令人吃惊，乃是一种半信半疑的社会进步主义，让学校转变为时髦、多元化的基督教大学。但这种战略性的多元化不是一种教育理念。而是一种招生策略，那些声称要得到赋能的学生则成了牺牲品。
学校试图通过降低录取标准使自己屹立不倒，但这却使学生分布更为多元——表面上是件好事——实际却有更大比例的新生因为付不起学费或生活境遇影响，无法满足学业要求而退学。为应对危机，学校进一步增强助学办公室的实力，雇佣更多行政雇员并减少教员数量，导致班级规模和成本增加，进一步在服务学生的能力上让步。这样的恶性循环是显而易见的。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往往还打着与社会不公义抗争的旗号。要澄清的是，社会公义和种族史这样的学科不应该是学校惧怕或竭力避免的。问题在于一些基督教大学，和世俗大学一样，不再成为公开讨论种族、性和性别的场所。同质化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发展起来后，反对者迅速噤声，以至于学生们也学会保持安静而不是公开讨论或给予回击。面对现今重要的议题，异化的思想被打压。
近来的研究 表明，近三分之二的大学生因为害怕社会反应，不愿意在班级里分享信仰。大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场所，而是那个特定的场所，年轻人可以畅所欲言——一个学生可以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在知识和认信中成长的地方。
不愿意质疑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学生比例与毕业后放弃信仰的比例相当，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讶。当一些基督教大学更强调思考什么，而不是帮助学生学习如何思考时，就产生了一代不会批判性思考的人，被世俗之风吹来吹去。
大学为何放弃了博雅教育
如果许多基督教大学在意识形态上渐行渐远，这不是出于教化学生的自觉努力，而是其身份转变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根本上变得世俗化。最明显的世俗化标志莫过于基督教高等教育放弃了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博雅教育毁誉参半，这可能的确是它该得的现状。实用主义者把博雅教育与无用关联起来。可以肯定的是，精英文理学院已开设的课程，依据教授的个人喜好而闻名——“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海盗和手指画”，“木偶剧和僵尸启示录”。当然我举得这几个例子并不典型，但也因此带来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学生上斯多葛派哲学、古代世界宗教和现代主义诗歌课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认为博雅教育就是问题所在，那么我们就采纳了那些拼命与时俱进，以此决定课程的基督教学校的观点。包括哥顿大学（Gordon College）、加尔文大学（Calvin University）、伯特利大学（Bethel University）、阿苏萨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在内的许多基督教大学都以增长的名义缩减了博雅教育。这些决定乃是基于几个的迷思。下面列出了其中两项。
迷思一：博雅教育无法为将来的职业做预备
雇主们多方表示，近来的毕业生在批判性思维、沟通、解决问题及心灵素养的能力上颇为缺乏。同时，学校却在宣传那些专业类学位就是为就业预备的。事实上，85%的学生毕业后从事的职业与他们的专业并不相关。
迷思二：通识教育在学生的大学经历中无足轻重，应该减少或加快进度。
从经济收益上来看并非如此。当大学减少或淡化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以期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学习时，学生付出了不菲的学费，但所上的课程，在社区学院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这样的付出就很难自圆其说。
在今天的基督教大学里，学生往往想摆脱通识教育的各种要求，因为这些课程让人觉得没啥用处，老师们也不重视，和学生的专业课程无甚关联。但如果基督教大学希望重赴使命，在神的知识和创造上塑造青年人的头脑和心灵，他们就需要回到博雅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使其教师和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它坚信知识是统一的——从生物学和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尊严、正义和幸福等主题，应该与从哲学和艺术角度对其的认知相同。
基督教大学蒙了特别的呼召去教导普遍真理：整个世界是按照次序，遵循普遍、可知的规律创造的。
新型基督教大学应运而生
基督教大学能找到出路吗？目前来看，前途并不乐观。
好消息是，无效的市场也在催生创新，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另一类基督教大学运动。
近二十年来，规模紧凑、专注、学费可承受，学业上扎实的新型大学出现了。包括富兰克林新学院（New College Franklin）、萨特勒学院（Sattler College）、圣康斯坦汀学院（Saint Constantine College）、大若望保禄天主教大学（John Paul the Great University）、古腾堡学院（Gutenberg College）、怀俄明天主教学院（Wyoming Catholic College），以及新加入的南加州希尔德加德学院（ Hildegard College ）。
上述大部分学院每年的收费在10000到15000美元之间——与之相比其他基督教大学的学费都在40000到50000美元之间。他们的学费之所以控制在这个区间，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与传统、支离破碎的大学模式截然相反。他们通过哲学、文学、历史、科学和神学中的“伟大文本”引导学生，并以此作为核心课程夯实其学科基础。他们为学生提供财务支持，防止行政机构冗余。他们避免昂贵的设施投入，诸如运动和休闲设施。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在最重要的课程上妥协。
无论你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你都离挑战无效现状的新型基督教大学不远了。在你寻找能装备自己或自己的学生，一生忠于信仰的学校时，请考虑它们。
译：EYZ；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 Christian Universities Need a Rese t.
Matthew Smith （马修·史密斯）是南加州希尔德加德学院创始人。他在文学、哲学和戏剧方面都有著作，包括《现代英国早期表演和宗教》（ Performance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文学和宗教体验》（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他也是《基督教与文学》期刊的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