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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基督教古典教育》前言

中国的家庭教会,大约从 2006 年开始,重新出现“教会学校”,恢复了基督教教育的异象。

2011 年,秋雨之福教会开始寻求和筹备建立基督教教育的学校。上帝带领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对教会和基督徒父母来说,到底基督教教育是不是必须的?二是到底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你可以说,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才会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因此,教会在 2011 年底,确定了 2012 年的教会年度目标,“归正的教育”。这也是我们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思考和学习后,给予基督教教育的第一个定义。

在接下来的两年,上帝赐下的恩典是伟大而惊人的,超出了每一个身在其中的牧者、同工、教师和会友的想象。我们的救主,像撒豆成兵一样,从我们中间呼召出几位在信仰生命、人文素养和教育经历上都合乎主用的仆人,他们从不同的学校、机构或公司辞职,成为全职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主也亲自拣选了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哲学博士生、苏炳森弟兄,担任筹备中的教会学校的校长。他后来也成为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此外,在场地、经费及一切供应上,主基督都如此慷慨和及时,仿佛在对我们说,再穷也不能穷乏我的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待我的产业。接着,我们在 2013 年春季开办了“圣约归正学堂”的学前班,是年秋季正式开办了小学班和初中班。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年中,上帝藉着祂的圣约与圣言的传承,引导我们继续寻求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帮助我们形成初步的基督教教育观。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就是我和苏校长从 2012 年到 2015 年撰写的文章,及证道、讲座和通识课程的文字。我们大约从四个方面,去不断认识和理解归正的基督教教育。

一是对中国教育现实和教会学校的在华历史的梳理。我们的基本结论有两个,其一,自从 1927 年国民政府在“非基督教运动”的浪潮中决定“收回教育权”后,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尽管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乃至世俗的研究者,都对民国时代的基督教学校褒扬有加,但这些学校在 1927 年后,不过是保存着某种基督教色彩的、非基督教学校而已。换言之,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上,针对“基督教教育”的反基督教运动,比针对教会的反基督教运动提早了 25 年。或者说,针对基督教的第一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从共产党开始的,而是从国民党开始的。就基督教教育的命运而言,五四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其二,自从 1952 年中共政府的全国大专院系调整后,人文教育或被砍斫,或被污损,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也不复存在。因为意识形态教育是大学的敌人。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是所有大学都变成党校,或下降为职业学院。

二是对圣约中的基督教教育历史的梳理。我们的基本观点有五个,其一,教育都是宗教性的,这是教育的本质。任何教育都是如此,不存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中立。其二,基督教教育首先是对圣约子民的教育;其三,基督教教育是包括普通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或“全盘”的教育;其四,基督教教育是以上帝的圣言统摄一切学科、以《圣经》真理使一切知识获得完整性的世界观的教育;其五,是基督教教育塑造和形成了中世纪的古典教育,而大学本身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产物。

三是对古典教育(或博雅教育)的历史和当代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实践的考察。除了两位本土作者的著述外,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录了由“圣约归正学堂”的三位教师任小鹏、郄佳斌、崔立国,以及苏炳森校长翻译的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文献。主要是道格拉斯·威尔森( Douglas Wilson )和多萝西·赛耶丝( Dorothy Sayers )的文章,这两位是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最重要的阐释者和推动者。多萝西·赛耶丝的《失落的学艺》,写于 1947 年,以古典教育的“三艺”及“七艺”,对 20 世纪的现代教育进行了锋利的、带着小说家之细致刀法的批判。并以儿童成长的三个学习阶段,对应古典的“三艺”,为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提供了方法论。威尔森在多年后读到她的文章,开办了第一间当代的基督教古典学校“逻各斯学校”,并创立了古典及基督教学校协会。三十多年来,全美已有数百间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与此同时,非基督教的古典教育亦在 20 世纪后叶开始复兴,尤其以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所推动的博雅教育运动,及布鲁姆等一批施特劳斯的弟子所倡导的当代保守主义为代表。这一非基督教的、更加希腊化和哲学化的古典教育运动,也在中国国内形成潮流。

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归正的基督教教育,一定是古典的、而不是现代的基督教教育。意识形态教育的邪恶,在于它以意识形态取代《圣经》,冒充为使一切知识获得完整性和意义的终极知识和“宇宙真理”,否认了作为终极知识的圣言,将《圣经》驱逐出学校和教育过程,从此打碎了一切知识的完整性和意义。不过,在现代教育中,仍然隐含着一种统一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样拥有它自己的“使徒统绪”,我们可以轻易列出几位主要的“使徒”,如卢梭和杜威,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蒙台梭利和弗洛伊德。

因此,我们找到了对基督教教育的第二个定义,即“基督教古典教育”。

四是对神学教育的实践和思考。在 2012 年,我们除了筹备归正学堂外,同时和与其它改革宗教会共同参与创办了“华西圣约神学院”。一方面,如赛耶丝所说,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皇后。没有神学教育的基督教教育,将在多年后不可避免地落入世俗。另一方面,既然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皇后,她便配得一切学科众星拱月地为她服务。因此,基督教教育的顶峰必然是神学院的教育,而神学院的教育也应当以基督教教育为基础。这两者之间是彼此制约和服侍的。虽然,未来蒙召成为牧师和传道人的圣约子民,大约只占基督徒社群的百分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教育并不是单单为他们预备的。但对圣约子民的教育,必然以对圣约子民中的牧人的教育为最高目的和测试标准之一。一个从小接受非基督教教育、全部知识被反基督教的世界观所充满的基督徒,可能在短短三年的神学院学习中建立对福音真理和神学的较深认识,却不太可能在短短三年中完成福音对他原本的世界观的全面更新。因此,教会的衰败,并不是神学教育的衰落所致,而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衰落所致。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等教父将“自由(博雅)教育”比喻为认识上帝的“梯子”,将其纳入整个基督教知识版图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兴盛的(而非衰败的)神学院,会如此“成功”地培养出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的、不再相信《圣经》权威性的教授和传道人。

为此,我们在 2012 年,也提出了对基督教教育的第三个定义或目标,就是“从归正学堂到神学院”。换言之,基督教教育必然包括大学的重建,而神学院则应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大学中的皇后。

因着上述四个方向上的思考和学习,“圣约归正学堂”在日常教学之外,成了“基督教古典教育研究中心”,并成了“基督教古典教育丛书”的编委会。本书是该丛书的第一本。我们希望这个丛书,可以收录文集,也可以收录专著。我们希望推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译著,更希望鼓励和祈求更多本土和汉语著作的出现。我们也希望这个丛书不只是学术的,也是现场的;不但是给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和基督徒父母的,也是首先给教会的。因此,我们希望策划对中国当前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实践性的、调查性的和教牧性的著作。

在 2011 年,荷兰改革宗教会教育协会编辑出版的文集《基督教教育》,给了我们和国内许多家庭教会的办学以极大的鼓励和具体的引导。我们希望,“圣约归正学堂”作为一间家庭教会兴办的、短短两年的教会学校,及作为国内的第一间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由她(我喜欢用这个她)著译的这一本文集,在基督教教育对教会而言是不是必须的,以及到底要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这两方面,都能够继续给出本土的经验和思考,及提供我们背后所借鉴的历史神学的资源。为此,学堂的两位作者(我在这本书中的身份,是圣约归正学堂的校牧)的篇幅,占到了全书一半以上。我们深知自己的浅薄、无知和残缺,但仍勇于将这本书献与中国家庭教会,因为这是一本“中国家庭教会论基督教教育的书”,并唯独在我主基督耶稣的宝血中所献上的。

转自微博。
http://www.weibo.com/p/100160384 … 160384742976511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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