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庭教会，大约从 2006 年开始，重新出现“教会学校”，恢复了基督教教育的异象。
2011 年，秋雨之福教会开始寻求和筹备建立基督教教育的学校。上帝带领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对教会和基督徒父母来说，到底基督教教育是不是必须的？二是到底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你可以说，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才会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因此，教会在 2011 年底，确定了 2012 年的教会年度目标，“归正的教育”。这也是我们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思考和学习后，给予基督教教育的第一个定义。
在接下来的两年，上帝赐下的恩典是伟大而惊人的，超出了每一个身在其中的牧者、同工、教师和会友的想象。我们的救主，像撒豆成兵一样，从我们中间呼召出几位在信仰生命、人文素养和教育经历上都合乎主用的仆人，他们从不同的学校、机构或公司辞职，成为全职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主也亲自拣选了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哲学博士生、苏炳森弟兄，担任筹备中的教会学校的校长。他后来也成为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此外，在场地、经费及一切供应上，主基督都如此慷慨和及时，仿佛在对我们说，再穷也不能穷乏我的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待我的产业。接着，我们在 2013 年春季开办了“圣约归正学堂”的学前班，是年秋季正式开办了小学班和初中班。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年中，上帝藉着祂的圣约与圣言的传承，引导我们继续寻求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帮助我们形成初步的基督教教育观。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就是我和苏校长从 2012 年到 2015 年撰写的文章，及证道、讲座和通识课程的文字。我们大约从四个方面，去不断认识和理解归正的基督教教育。
一是对中国教育现实和教会学校的在华历史的梳理。我们的基本结论有两个，其一，自从 1927 年国民政府在“非基督教运动”的浪潮中决定“收回教育权”后，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尽管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乃至世俗的研究者，都对民国时代的基督教学校褒扬有加，但这些学校在 1927 年后，不过是保存着某种基督教色彩的、非基督教学校而已。换言之，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上，针对“基督教教育”的反基督教运动，比针对教会的反基督教运动提早了 25 年。或者说，针对基督教的第一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从共产党开始的，而是从国民党开始的。就基督教教育的命运而言，五四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其二，自从 1952 年中共政府的全国大专院系调整后，人文教育或被砍斫，或被污损，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也不复存在。因为意识形态教育是大学的敌人。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是所有大学都变成党校，或下降为职业学院。
二是对圣约中的基督教教育历史的梳理。我们的基本观点有五个，其一，教育都是宗教性的，这是教育的本质。任何教育都是如此，不存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中立。其二，基督教教育首先是对圣约子民的教育；其三，基督教教育是包括普通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或“全盘”的教育；其四，基督教教育是以上帝的圣言统摄一切学科、以《圣经》真理使一切知识获得完整性的世界观的教育；其五，是基督教教育塑造和形成了中世纪的古典教育，而大学本身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产物。
三是对古典教育（或博雅教育）的历史和当代美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实践的考察。除了两位本土作者的著述外，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录了由“圣约归正学堂”的三位教师任小鹏、郄佳斌、崔立国，以及苏炳森校长翻译的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文献。主要是道格拉斯·威尔森（ Douglas Wilson ）和多萝西·赛耶丝（ Dorothy Sayers ）的文章，这两位是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运动最重要的阐释者和推动者。多萝西·赛耶丝的《失落的学艺》，写于 1947 年，以古典教育的“三艺”及“七艺”，对 20 世纪的现代教育进行了锋利的、带着小说家之细致刀法的批判。并以儿童成长的三个学习阶段，对应古典的“三艺”，为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提供了方法论。威尔森在多年后读到她的文章，开办了第一间当代的基督教古典学校“逻各斯学校”，并创立了古典及基督教学校协会。三十多年来，全美已有数百间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与此同时，非基督教的古典教育亦在 20 世纪后叶开始复兴，尤其以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所推动的博雅教育运动，及布鲁姆等一批施特劳斯的弟子所倡导的当代保守主义为代表。这一非基督教的、更加希腊化和哲学化的古典教育运动，也在中国国内形成潮流。
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归正的基督教教育，一定是古典的、而不是现代的基督教教育。意识形态教育的邪恶，在于它以意识形态取代《圣经》，冒充为使一切知识获得完整性和意义的终极知识和“宇宙真理”，否认了作为终极知识的圣言，将《圣经》驱逐出学校和教育过程，从此打碎了一切知识的完整性和意义。不过，在现代教育中，仍然隐含着一种统一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样拥有它自己的“使徒统绪”，我们可以轻易列出几位主要的“使徒”，如卢梭和杜威，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蒙台梭利和弗洛伊德。
因此，我们找到了对基督教教育的第二个定义，即“基督教古典教育”。
四是对神学教育的实践和思考。在 2012 年，我们除了筹备归正学堂外，同时和与其它改革宗教会共同参与创办了“华西圣约神学院”。一方面，如赛耶丝所说，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皇后。没有神学教育的基督教教育，将在多年后不可避免地落入世俗。另一方面，既然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皇后，她便配得一切学科众星拱月地为她服务。因此，基督教教育的顶峰必然是神学院的教育，而神学院的教育也应当以基督教教育为基础。这两者之间是彼此制约和服侍的。虽然，未来蒙召成为牧师和传道人的圣约子民，大约只占基督徒社群的百分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教育并不是单单为他们预备的。但对圣约子民的教育，必然以对圣约子民中的牧人的教育为最高目的和测试标准之一。一个从小接受非基督教教育、全部知识被反基督教的世界观所充满的基督徒，可能在短短三年的神学院学习中建立对福音真理和神学的较深认识，却不太可能在短短三年中完成福音对他原本的世界观的全面更新。因此，教会的衰败，并不是神学教育的衰落所致，而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衰落所致。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等教父将“自由（博雅）教育”比喻为认识上帝的“梯子”，将其纳入整个基督教知识版图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兴盛的（而非衰败的）神学院，会如此“成功”地培养出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的、不再相信《圣经》权威性的教授和传道人。
为此，我们在 2012 年，也提出了对基督教教育的第三个定义或目标，就是“从归正学堂到神学院”。换言之，基督教教育必然包括大学的重建，而神学院则应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大学中的皇后。
因着上述四个方向上的思考和学习，“圣约归正学堂”在日常教学之外，成了“基督教古典教育研究中心”，并成了“基督教古典教育丛书”的编委会。本书是该丛书的第一本。我们希望这个丛书，可以收录文集，也可以收录专著。我们希望推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译著，更希望鼓励和祈求更多本土和汉语著作的出现。我们也希望这个丛书不只是学术的，也是现场的；不但是给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和基督徒父母的，也是首先给教会的。因此，我们希望策划对中国当前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实践性的、调查性的和教牧性的著作。
在 2011 年，荷兰改革宗教会教育协会编辑出版的文集《基督教教育》，给了我们和国内许多家庭教会的办学以极大的鼓励和具体的引导。我们希望，“圣约归正学堂”作为一间家庭教会兴办的、短短两年的教会学校，及作为国内的第一间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由她（我喜欢用这个她）著译的这一本文集，在基督教教育对教会而言是不是必须的，以及到底要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这两方面，都能够继续给出本土的经验和思考，及提供我们背后所借鉴的历史神学的资源。为此，学堂的两位作者（我在这本书中的身份，是圣约归正学堂的校牧）的篇幅，占到了全书一半以上。我们深知自己的浅薄、无知和残缺，但仍勇于将这本书献与中国家庭教会，因为这是一本“中国家庭教会论基督教教育的书”，并唯独在我主基督耶稣的宝血中所献上的。
转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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