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贤臣，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家境贫寒,但勤勉好学，常怀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入仕后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尽职竭忠。 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尽显“三光”荣耀：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 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 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病重不起，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 北宋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官宦家庭。淳化元年（990年），父亲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 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要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奉养，因积蓄不多，下属给他筹集了路费，但他不肯收。下属不解地问道：“你新上任不久，手中也没有什么积蓄，离家千里之遥，没有钱怎么能行呢？”范仲淹回答：“我不是还有一匹马吗？把马卖掉，不就有了回家的路费吗？” 听说范仲淹要卖马凑盘缠回家，下属非常惊讶：“大人，你离家这么远，把马卖掉可怎么走呀？”范仲淹笑着说：“我有两条腿，我这腿可比马富足得多呀！卖掉马匹，我徒步回家。”由此，范仲淹“卖马接娘”的故事传为美谈。这个故事既体现了范仲淹恪尽孝道，又体现了他清廉的品质。 范仲淹入仕以后非常重视品德纯洁，保持没有污点的清白品性。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范仲淹调任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府坐落在卧龙山南，北面有蓬莱阁和凉堂。范仲淹让仆役在凉堂西面的岩石下清理一口废井，井水冬温夏凉，清白甘甜。为此他写了《清白堂记》，文中先描写泉水的清白：“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渊然丈余，引不可竭。当盛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 后由此引申到儒家经典《周易》，“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他“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他喜欢此井所体现的清白而有德义的君子之道，并强调这就是作为官师的规范，由此就把凉堂命名为：“清白堂。”还在旁边盖了亭子，命名为“清白亭”，以表达他为人做官坚守清白的高风亮节。 宋仁宗皇佑四年，六十四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长远，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还对“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深感忧虑，对自己“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深表遗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 宋仁宗嘱咐使者询问范仲淹家人有什么要求，范仲淹子女和父亲一样，私事方面一无所求。由于范仲淹一生个人生活非常节俭，他把自己的钱财都捐献给了别人，自己下葬时竟然没有新衣，由友人集资为他举办了丧礼。下葬后，仁宗亲自书写墓碑“褒贤之碑”。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生活非常艰苦。在“应天府书院”读书学习时，他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再继续读。日常生活也非常艰苦，经常吃不上饭，他就以粥充饥，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划粥割齑”的美誉。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把全部精力用在书中寻找着求学悟道的乐趣。 一位官员的儿子和他是同学，非常同情他，便把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便叫儿子把官府为自己准备的饭菜送一份给他，他婉言谢绝了，并说：“我吃粥惯了，一吃好吃的，就要以吃粥为苦了。”范仲淹年轻时这种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 他作有《睢阳学舍书怀》，其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锺君恨即销。”就这样他在南部应天府后院寒窗苦读五年，考中了进士，入仕后他不图个人富贵，而只是忧国忧民。其《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云：“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这里的“心苦千仞翔”，“富贵非我望”表达了他追求“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是范仲淹提出、宋儒普遍认同的一个重要命题，探讨孔子及其学生颜回为什么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安贫乐道的问题。《论语·述而》载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孔子的自我表白，简洁朴素地勾画出一个安贫乐道者的精神状态，告诉我们快乐生活的源泉决不在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而在于无愧于心的怡然自得。 《论语·雍也》载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安于贫困，不仅如此，而且还“乐”。我们不免会问，贫困若斯，何乐之有？颜渊所乐在道，即在对“道”的寻求中，对物质的一种内在的精神超越。孔子、颜回这种平凡而又高洁的生活态度，令人向往之至。因为一般人一生多为衣食筹划、奔波，攀比寻思，患得患失，不知满足，失去很多人生的乐趣。 范仲淹以儒学修身励行，节俭好施，身体力行，治家甚严，《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中记载：“范公常以俭廉率家人，要求家人畏名教，励廉耻，知荣辱，积养成名。”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培育清廉俭朴家风。《宋史》本传中也说道：“（范）公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平日没有宾客登门，他是不准上两样荤菜的。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准备娶亲。纯仁想，结婚乃是人生一件大事，父亲又在朝廷做着大官，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像个样子。于是，他把要添购的贵重物品，开列了一份清单，送给父亲过目，征求父亲的意见。范仲淹拿起这张清单，看着看着，就皱起了眉头。 他瞥了一眼兴致正高的儿子，摇摇头说：“结婚买这么多东西，有点太过分了吧!”特别当他听说儿媳准备饰以锦罗帷幔，立即传训儿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未过门的二儿媳妇用罗绮做了一幅账子，他一听就训诫儿子说：“做帐子怎能用这么贵重的材料？我家一向清俭，决不能败坏了我家家风。如果她收带这样的东西过门，我就当众把它烧掉！”纯仁听了，觉得很扫兴，就一声不吭了，显得很不高兴。 于是。范仲淹把儿子叫到跟前，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对儿子详细地讲了自己年轻时的苦难生活，并语重心长地说：年轻时太惦记着享乐，将来恐怕就吃不得苦了。现在你们兄弟几个，从小都没有吃过什么苦，我最担心的是你们会不会丢掉咱们范家的勤俭家风。他还列举了古代一些名士以俭为荣的事例。于是，儿子明白了，便说服媳妇，清简完婚。 他一再要求儿女们要学会“忍穷”，甘于清贫。据《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中记述：“公虽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诫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范仲淹虽然贵为宰相之位，经常以俭约的生活作风垂范家人，还告诫儿女们说：“我贫穷时，与你们的母亲奉养你们的奶奶，你们的母亲亲自下厨房烧火做饭，你们的奶奶常常是粗茶淡饭，很少能吃上美味佳肴。现在我俸禄虽然多了，想用来好好奉养你们的奶奶，可是她老人家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如今你母亲也过早地走了，这让我时常怅恨不已，因此我怎么能够忍心让你们安然享受富贵之乐！” 他在《告诸子及弟侄》一文中，告诫子弟应努力学习，清心洁行。他说：“京师交游，慎于高论，不同当言责之地。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帮得免祸。”他还苦口婆心地告诫自己的子侄，不仅要“慎未防微，各宜节俭”，而且要“清心做官，莫营私利”。 他对做官的侄儿这样训诫说：“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人好事，以光祖宗。”勉励子侄要安于清贫：“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还告诫养父朱家子弟“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以一个长辈对晚辈后进的关怀与指点，尽在言表，且言之谆谆，且严且慈，没有高高在上凛然之气，而是亲切温和的慈父深情。 从范仲淹的治家经验来看，第一要紧的就是家风，而范仲淹的言传身教，就是维系和光大家风的最重要一环。据《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中记载，范仲淹做了吏部侍郎出使外地，至官居参知政事，直至去世，几十年间，未增加一名仆役。不仅如此，由于范仲淹一生奔波各地任职，长期居无定所，直到死也没有为自己营造一所安乐窝，置办一处宅第房产。 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欧阳修写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并序）》中说：“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杭州。据《续资治通鉴》卷52记载，范仲淹“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 范仲淹调任杭州时，子弟因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他颐养天年，范仲淹答道：“人如果有道义之乐，何在乎居室如何？我现在都年过六十了，活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还花时间精力修建高宅大屋，修整园林花圃，我还想在那里居住多少年呢？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怎么能从高位上急流勇退，不用担心退下来没处住啊！……何必一定要有了自己的园林才快乐呢？我毕生俸禄的剩余部分，应该拿来周济苏州的宗族。你们如果听我的话，就不要为我晚年的享受考虑。”有人要替他在洛阳买一座叫做“绿野堂”的园林，他照样不肯。并且说：“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一旦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呢？ 当然，范仲淹不是没有钱，他是不想自己享乐，而以积蓄的俸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堂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范仲淹制定了义庄的管理规条，另外由族人中选出独立的管理人负责实际的运营，管理人凭业绩的好坏获得报酬，而族人对管理人又有监督的权力。范氏义庄建立后不久，范仲淹即因病去逝。 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两宋之际，受战乱的影响，范氏义庄遭到破坏，南宋宁宗庆元、嘉定年间，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和范良器等合力重整义庄，善加经营，又恢复了范庄原来的规模。 明末范允临、清初大同知府范瑶等都在义庄维护中发挥过领军作用，范允临捐助田地100亩，范瑶捐助田地1000亩。这样，范氏子孙秉持范仲淹的理念和训导，不断维护、拓展范氏义田的规模，传播、弘扬范氏义庄的声誉，使范氏义庄历元、明、清乃至中华民国的八百余年风雨而绵延不绝，至清末宣统年间，义庄仍然有田产5300亩，运转良好，成为中国慈善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慈善组织，可以说是范仲淹及其子孙的人格魅力和担当精神，才树起了范氏义庄的精神标杆，才造就了范氏义庄八百余年屹立不倒的传奇。 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贯穿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理念。范氏义庄不仅是对家族的保护，也是以服务社会、减轻国家负担为目的的。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支持和保护。 在范仲淹身体力行的影响及严格管教下，范家始终保持着俭朴的门风。范仲淹在睢阳任官时，有一次，让儿子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麦船返回时，暂停在丹阳，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石曼卿。范纯仁问他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亲之丧，无力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全送给了石曼卿，让他作回乡的费用。范纯仁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账，在父亲身旁站立良久，一直不敢提起此事。 范仲淹问儿子：“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我看到石曼卿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立刻对儿子说道：“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话，心里一阵轻松，很快回答道：“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一听很高兴。那时候，范纯仁只有十几岁，就能做出这样乐善好施的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风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 范仲淹生有四子，分别为纯佑、纯仁、纯礼、纯粹。纯佑多病，去世较早。纯仁替代兄长，担负起了承继范家门风的责任。他为人谦逊温和，正直宽恕，从不严声厉色，道义当前毫不畏缩，私怨面前大度宽恕。熙宁二年，范纯仁因批评王安石变法，遭到贬逐。后来司马光复相，准备尽废新法，范纯仁却劝司马光去掉不合理部分，如果有可取之处应尽量采纳，搞得司马光很气；蔡确结党营私，算是范纯仁的政敌，后来有人检举蔡确有反诗毁谤圣上，但范纯仁主张宽大处理，反对大兴文字狱，以至被人误认为他是同蔡确一伙的。 范纯仁曾经说：我一生所学只得“忠恕”二字，一生受益无穷。用在朝廷上侍奉君主，接待同僚朋友，与同族的人和睦相处，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这两个字。曾有亲族向他请教修身养德之道，他说：只有俭朴可助人廉洁，只有宽恕可成就德行。后来范纯仁做了宰相，仍恪守家风，俭朴廉洁。他两度为相，官职超过父亲，所获的俸禄也多过父亲，但他节俭不输其父，他把所得的大部都投进了范氏义庄。 任职西京留职御史台时，司马光也在洛阳谪居著述，两人都好客，但因家贫，相约朋友聚会，招待宾朋只是粗米饭，而且是酒过几巡就罢，而因为他们高洁的人品，洛阳士人都把参加他们的聚会当作是件荣耀的事。 朱介《曲洧旧闻》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遗闻：范纯仁有一次留自己的同僚晃美叔在家吃饭。晃美叔吃完回去后就对别人说：“可惜呀，范丞相家的家风被败坏了。”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晃美叔回答说：“平时他们家吃饭总是青菜豆腐之类，这回他留我吃饭菜里居然放了两小块肉，这不是他的家风败坏了吗？”众人大笑。 他把所得俸禄也像父亲一样，用来资助“义庄”，帮助族人，义田因此由原来的一千亩增至三千亩。他对义庄付出的精力，在诸兄弟中也最多。对义庄规矩的修订，大多是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完成的。因此，史家说他“位过其父而有父风”。 范纯仁还教育子孙：“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其子范正平小时候学习勤奋刻苦，穿的用的比穷苦人家的孩子还差，与普通人家孩子在离城二十里的果林寺读书，来回步行，用一把破扇子遮挡烈日，谁也看不出是当朝宰相的孩子。就连范纯仁的妻子王氏也因勤俭持家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她虽然生于官宦家庭，但能持守贤良女子的礼仪；嫁到贤良的家庭，做了守妇道的表率。对家庭勤勤恳恳，操劳至极，对外则以节俭礼孝示范别人。可谓一门持俭，家风清正。 范仲淹对子孙的良好家教，传承清廉家风，让我们想到了司马光所讲的一句话：“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无论是后代子孙能力比先辈强，还是不如先辈，把钱留给他们，其实都是有害无益，以为子孙长久之计，留下良好的家风家教最好。 事实也正是这样，范仲淹良好的家风家教成就了一代又一代贤能之才。其长子范纯祐，字天成，历任监主簿、司竹监。次子范纯仁，字尧夫，中皇祐元年进士及第，官职北宋宰相。第三子范纯礼，字彝叟，历任河南府判官、吏部郎中、礼部尚书等职，沉毅刚正，为政宽仁。第四子范纯粹，字德孺，官至户部侍郎，加龙图阁直学士，沉毅有干略。孙子范正臣，范纯祐之子，官守太常寺太祝。范正思，范纯仁之子，字子思（一说子默），至孝，居父丧感伤而疾，十年不愈。范正平，范纯仁之子，字子夷，历任开封尉、象州知州，著有《荀里退居编》。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沦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为民造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古人评价人物，有一个普遍而全面的标准，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三者有其一，就足以名垂青史。范仲淹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卓越建树，在政治、军事、教育、书法诸多方面成就非凡。 南宋潜说友说：“孰不为德，而立德难。若存若亡，德乌乎立？孰不为功，而立功难。倏成倏堕，功乌乎立？孰不为言，而立言难。可无可有，言乌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始可言立。若公则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于德。无他，仁义以为之主也！德立，则功与言俱立矣。” 南宋朱熹誉赞仲淹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元末元好问称“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名教器。在朝廷则孔所谓大臣，求千百年盖不一二见，非但一代宗臣而己。” 清代冯梦桢《重修湖墅文正书院记》赞赏“宋范文正公学术则为纯儒,立朝事业则为纯臣,垂范子孙则为贤祖宗,而师表百世则为绝殊人物。”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品格也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品德的典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余年来仁人志士的座右铭，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历代的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