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的这部新作，以作者十余年来的若干旧作为基础编纂而成，同时又是对最新的田野工作与研究成果的梳理整合，其间真知灼见迭出。因而无论就作者自身而言，还是就整个中国早期文明研究领域而言，这本书都可以称得上是总结之作。
在书名中，作者以“农业”和“礼制”概括中国文明的特质。其中，定居与农业，是全球所有原生文明兴起的前提，但以粟作与稻作农业起家，则是中国文明的特色；而以“礼制”来定义中国文明，认为礼制是理解中国文明的钥匙，则实在是深中肯綮的。
关于这本书的性质，冈村教授本人也有开宗明义的界定。他指出，这本书不是作为“古史研究”的文化史考古学（其特征是在文化编年的基础上描绘民族兴亡史）著作，而是基于最新的考古资料，论述公元前三千纪到前两千纪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从相当注重过程这点上看，作者的研究理念与“新考古学”是相通的，同时在研究视野和层次上又有较大的提升。
在这本32开、不足300页的“小书”中，冈村教授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全景式画卷。之所以用“全景式”来形容这本书的风格，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作者突破了以往注重社会上层的研究倾向与传统，对社会的变化与国家的确立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这种阐释包括下层结构的“生业”和“生活”，上层结构的“王权”和“礼制”。以此为主线，作者建构起了他对中国早期文明阶段性发展的认识框架。即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龙山时代在各地形成了复杂化的酋邦；至二里头文化则形成了“礼不下庶人”的具有中国文明特征的上层结构，王朝开始出现；商周时代又确立了包含下层结构在内的统治制度，国家体制进一步健全。要之，在中国大地上，以农业和畜产为主的生业，与王权、宫廷仪礼和祖先祭祀等组成的礼制，相互间密切联系，在公元前两千纪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巨大变革。
在这一宏大而严肃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又不惜笔墨地复原了许多关涉人们衣食住行的细节。譬如他详细描述了酒的酿造、肉的食用之时令，以及牺牲埋葬的季节性。又如他注意到爵这种世所罕见的不对称器物，显然是为习惯用右手的人服务的；从爵的手持法与酒的饮用法，可以窥见延续了近千年的饮酒礼仪的细节。这样的研究展现了考古学的特长与魅力，读来也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洞察力。
其次，为了廓清中国文明形成的路径与特质，作者经常把视野上溯到史前时期，对某些要素进行必要的追溯。他把切入点放在公元前三千纪社会显著复杂化、处于巨变前夜的龙山时代，全书论述的下限则拉伸到西周时期，对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这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纵向的、历时性的全景式画卷。应当指出的是，在目前“信息爆炸”、新的考古材料不断增多，研究领域逐渐细化的形势下，学者的研究视野也相应变窄，因而这种跨时代的长程观察和兼通性研究也就愈显难能可贵。
同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的讨论以考古学方法和材料为主，又辅之以对历史文献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环境与气候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利用，融会贯通，因而才能向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立体图景。书中多处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比较分析，也显现出作者宽阔的视野，读来富于启发性。
如果说这种“全景式”的描绘表现的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把握，那么这本书的长处还不只于此。作为海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者，冈村教授的这本著作不是一部“书斋考古学”的作品。我们只要罗列出他在中国当地的主要考古工作，就可以明白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的。除了为数不少的考察活动外，冈村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参加了江苏草鞋山遗址、湖北阴湘城遗址、河南府城商代城址的发掘，调查了山西东阴商代村落遗址，整理了辽宁文家屯积石冢的出土物。这在具有中国田野考古经历的日本和欧美学者中也是相当突出的，彰显了冈村教授在深刻了解中国考古学方面的优势。
这种优势还表现在作者对最新资料、信息的捕捉与把握上。这本出版于2008年6月的书，其收录资料截止至2007年，甚至2008年年初，例如良渚古城的发现等。书中采用了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的最新系列测年数据，对新的考古发现做出新的解读和思考，随时补充完善以往的认知框架。
作为中国学者，我个人的关注点当然会集中在这本书对中国学界的启示上。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受西方考古学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中国考古学，自1920年代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现代学科而出现的，与此前中国所固有的金石学和重视经典的礼学传统基本上没有传承关系。中国学界一直是以肯定的态度来看待学科的这一特质的，学者们强调中国考古学因与传统决裂而显现出的科学性和开创性。如果说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等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因受过乾嘉学派旧学的训练，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底蕴的话，那么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种种社会思潮与教育方针的冲击，此后的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上保持着与上述传统隔绝的趋势。新一代的学者们越来越难以自如地利用传世文献这一宝贵遗产，将其与考古材料紧密结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做深入的探究。因而近年才有资深学者，呼吁应密切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和中国考古学的实际，在研究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走中西文化结合的学术之路（徐苹芳：《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9日）。
冈村教授也在自身的研究实践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在几乎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消亡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文化制度还能通过文本保存下来，实在可称为稀有的文化财产。虽然不能认为儒家等经典完全准确地传达了史实，但全然无视它们，恐怕也难以确切地理解具有四千年传统的中国文明。对出土文物的分期和分布，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但要想搞清诸如商周时代社会与文化中的青铜器和玉器是在什么场合下，以怎样的组合，又是如何来使用的等等问题，仅靠考古学的方法是有其局限性的。有鉴于此，冈村教授将中国古代礼书中的相关记载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对文明形成期祭祀仪礼中的供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构成了该书一个最大的亮点。作者兼通考古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学术背景，使得二者的整合研究在本书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贯彻。这种超越了简单比附的深度整合研究，代表了今后相关研究应当坚持的方向。
见微知著，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是该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特色。就农业史和饮食史的研究而言，关于稻作的起源与传播、动物的家畜化等都已展开过讨论。但水稻是如何栽培的，什么样的家畜又是如何被饲养的，它们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类似的关于生业和生活方式的研究还非常少。关于生业的变化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生活于王都的统治者和农民的食物构成有着怎样的“城乡差别”也很少被论及。该书则从对动物骨骼和炭化种子的分析入手，聚焦于人们进食的肉和用米做的酒，通过观察其生活方式的历时性和阶层性变化，尝试廓清文明的形成过程。关于聚落研究，作者不仅凭遗址规模与结构考察聚落层级，还用日本式方法对陶器和其他遗物进行细致观察，从生活的视角入手分析聚落的层级化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海外汉学家，冈村教授能以更为平和持重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其研究视角和结论都富于启发意义。譬如他对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及其含义的演变，对龙山时代广大地域玉器的流动及其背景的分析清晰透彻。他认为黄河流域的“五谷齐备”（固有的粟黍、晚出的大豆，以及南稻西麦的引进）是中原王朝兴起所必备的物质基础。对各地新石器时代以来出现的众多城址和中心聚落的性质，也不乏历史主义的理性分析。
关于王朝文明的形成，他指出二里头宫室与礼器等的发现，是西周金文和儒家经典所见“礼制”的原初形态，因而可以把这一时期看作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期。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扩散，与其说是自二里头文化积极地、有系统地向外进行信息传送，不如说是以各地的接受方为主体，有选择地加以吸收。二里头时代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不是以强制力为背景的统治与从属的关系，由于二里头文化的辐射力显著增强，周边地域不断地接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态势。这种不同于一般所主张的“二里头文化强势扩张、军事殖民说”的见解，应更符合当时文化互动的实况。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是写给并不熟悉中国考古学的日本公众看的。它深入浅出的阐释、流畅清新的笔触，都令人折服。这样的面向公众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在中国还极为罕见。但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在中国，公众考古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冈村教授及其他海外学者的这类面向公众的优秀著作，在学术普及上所具有的表率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随时在检验着既有成果的可靠性。这本书当然也不例外，它只是关于这一课题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冈村教授本人就依最新的发现，在若干处订正、补充和完善了他此前论著中的观点。但若干推论解读仍有进一步探讨验证的必要。无论如何，作为一部优秀论著，它的问世必将推动和深化对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而廓清中国这一区域性个案在文明化进程上的特殊性和共通性，无疑也是对探索全球文明史的重要贡献。
（冈村秀典著，日文书名《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8年6月出版，定价1800日元）
（《中国文物报》2008年10月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