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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儒家中庸之道与基督教正统神学

儒家中庸之道与基督教正统神学
— 从基督教改革宗神学角度浅议儒教与基督教的会通

王志勇
一.会通的界定 谈及儒教与基督教的会通,笔者首先声明,我是从基督教改革宗神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笔者所讲的会通至少有三大方面,一是从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的角度而言,儒教和基督教确实有会通之处,一切美善的恩赐,不管是在儒教中,还是在基督教中,最终 “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雅1:17);第二,从特殊恩典和特殊启示的角度而言,儒教和基督教在终极真理方面存在本质性的歧异,不可能完全通过人为的努力而达到沟通,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林前2:14)。第三,互相对话,真诚沟通,求同存异,合而不同,尽量避免文化冲突和宗教战争,不管是对儒家而言,还是对基督徒而言,都是爱的本分,乃是理所当然的。 二.中庸之道与正统神学 《中庸》中有一名句:“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程子在《中庸章句》开头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其实,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中庸就是正统神学,中庸之道就是坚持正统神学。因此,那些不懂得儒家心学,没有儒家心灵体证和生命实践的人,当然无法参与儒教与基督教的会通。同样,那些不精通基督教正统神学,没有个人重生经历,不参加教会生活,没有见证耶稣基督救恩之热心的所谓的基督徒,也没有参与儒教与基督教会通的基本资格。

三.天命、人性与修道
《中庸》起头三句话是:“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 是整个《中庸》的纲要,也是我们明白中庸之道的关键。南怀瑾在讲解此书时强调说“ 这三句话,是影响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最大的东西。尤其后世的、宋元以后的理学家、儒家们,所有讲的儒道、理学的道理,他的修养、功夫,统统是从这里出来的。”很显然,《 中庸》预设了绝对者“天”的存在,预设了“天人”关系的存在,然而问题在于人如何知天,如何知天命?《大学》中提出:“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在《中庸》中强调:“唯天下至诚,为能经论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话语。”然而问题在于: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欺;不仅自欺,还要欺人。因此,儒家虽然强调“诚”,最后所培育出来的多是自欺欺人的伪君子,正像基督教中众多不学无术、假冒伪善的挂名的基督徒一样。自以为境界高得不得了,修养高得不得了,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腐儒、小儒、酸儒、豆腐儒,既不能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也不能治家齐国,不过是之乎者也,搞点古典的语词游戏,自欺欺人而已。

然而,《中庸》中这三句提纲挈领的话,在基督教改革宗神学中则有完美的解释。“天命之谓性” — 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形象的核心不仅在于认知、情感和意志的能力,也在于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中,使人本身有自己与其他受造物截然不同的道德法则。若是按照人本身内在的道德法则行事,既合乎人性,也合乎天理。这种内在的良知是人人 都有的基本的是非之心,而此是非之心乃是基本的人性。在雅哈博神律哲学中,我们把上帝的律法与人性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强调上帝的律法不是外乎人性、悖于人性的东西,乃是处于人性之中,甚至构成人性的本质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很大方面就是因为上帝把基本的道德法则刻在人的心中: “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罗 2 : 15 )。堕落之人的突出特征就是 “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 8 : 7 ), “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罗 1 : 32 )。当上帝在人心中作重生之功的时候,核心表现就是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来 8 : 10 )。

“率性之谓道” — 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乎天道,就是正道;也就是说, 按照上帝刻在人心中的道德法则去行,或者用儒家常说的话就是按照良知行事,就是按照人性的本然去行,就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生命之道就是让我们率性而为,自然而然。 “修道之谓教” — 教育或宗教的核心就在于使人世间不断明白、遵行这样的天道、真道、正道、大道。此处的问题是,既然人性本善,既然自性具足,为什么还需要“修道”呢?儒家并没有提出完美的解释。但在圣经中明确指出了人的堕落(创 3 )。 人在堕落之后,人性就受到了扭曲,对上帝既没有感恩之心,也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律法去行,总是以怪为美,以奇为美,倒行逆施,上悖天道,下乱纲常,成为上帝的不肖子孙,也就是说根本不像是上帝的子孙。所以,这才出现各大宗教中都强调的“修道”的问题。宗教就是教化,就是使人重新认识真道,并且实行真道,这就是宗教教化的目的。当然,基督教的教化并不是人本主义的教化,而是内承圣灵的神秘光照,外有圣言的坚固扶持,更有教会的爱心团契,这也是基督教优胜于以个人修行为中心的儒教等宗教的地方。

可见,儒教中有许多闪光的真理,儒士中也有许多人执著于天道的追求,但只有在基督教中这些真理才得以补足,这种追求才得以成全。二十一世纪儒教的发展必须突破自身的壁垒,接受基督教真理的补充;当然,二十一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当吸收儒教中优秀的成分,不可妄自尊大,否认儒教中真理的闪光,轻看儒士对天道的追求。这样的融贯和会通必须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比较性诠释上,同时也需要基督徒和儒家人士都要有博大的胸襟,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之见,不分中学西学,不分中国外国,唯独以追求真理为念。当然最最需要的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怜悯。唯独上帝能够使我们真正谦卑下来,放下历代以来历史和传统造成的壁垒和伤害,从平等的对话走向真诚的了解,同被真理的圣灵感动,同归上帝公义、圣洁、喜乐的国度。

四.儒教与基督教之会通的三大前设
谈及儒家和基督教的会通和对话,首先想到的就是 《论语》 开头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也是儒教与基督教会通与对话的三大前题。

首先,不管是儒家人士,还是基督教人士,都应当抱着“学而时习之”的态度,既要有开放的学习心态,也要确确实实在心灵中相信自己所探讨的真理,在生活中实践自己所认信的真理。儒教和基督教对话最可悲的就是:在对话双方中,所谓的代表儒家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所谓的代表基督教的人也不过仅仅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而已。这样的对话不过是增加一个学术课题,多写一篇论文,多出席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总之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更深入一步,不管是儒教,还是基督教,都没有抽象的儒教和基督教,都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和宗派立场。在真诚的对话中,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信仰立场。那些超传统、超宗派的儒家和基督徒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其次,要放下宗教、宗派、地域之见,发自内心地向对方说“有朋从远方来”,这就要求儒家不要以中国的正统自居,把其他宗教,尤其是外来的基督教视为蛮夷之物、异端邪说。当然,对基督教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应当首先把对方视为有上帝形象的人,予以充分的尊重。当我们与对方相见的时候,我们甚至应当想,对方虽然现在还没有归信基督教,但是上帝自有他的计划,也许对方将来信主,会成为像奥古斯丁那样被上帝重用的器皿,远远胜过我们自身的见证。

最后,沟通双方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即使真诚的对话,也不一定带来真正的沟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见和处境,在对话过程中误解、曲解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定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样才能够继续保持真诚对话的心态,在对话中不断解蔽,逐渐消除双方之间不当有的歧异,能够一起为人类大家庭的和谐共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