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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于鲁迅的理解，还仅仅放在公共语境里进行，不太注意其私人话语的意象所指。或者说，公与私的界限是朦胧的。理解鲁迅的难度，是话语带有界定性，分不清这种界定，意思可能就走向反面。记得四十多年前，王得后先生出版的《〈两地书〉研究》，就沉潜在博物馆的史料里，从手稿里摸索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理解方式发生了一丝变化。这本书以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为基础，发现了别人很少注意的缝隙。我还记得初读它时的感觉，在正襟危坐的气候里，忽然有异样的光泽过来，调子有些不同了。 鲁迅之于后来的国人，牵扯着文化神经里敏感的部分，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带着个体超时代的精神内力。认识他，倘没有对立的和回转的视角， 其难度可想而知。王得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绕过习惯的思维逻辑，放弃大词的使用，以文本为出发点，提出鲁迅存在一个人本的立场，即“立人”的思想，这对于后来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我们几代人都在这个思路里。这“立人”的思想，是从鲁迅内部世界出发，考察思想者的一个心得。许多域外思想与本土话题都沉积在这里，构成互为透视的关系，公共语境和私人语境不同的隐含交织着，单一逻辑似乎无法对应其形态了。 正是考虑了这样的复杂性，王得后所悟之境就不是唯道德主义的，思考的焦点直指存在的本然。那便是：“人的第一大问题是生死，其次是温饱，再其次是男女关系。而人类又只能群居才得以生存，一切困境，由此滋生，由此蔓延。”理解孔子如此，感受鲁迅亦复如斯。只有阅读《两地书》，才看出鲁迅世界最为本然之所，如何看世，怎样对己，在不测的世间对付着各种潮流，保持自己的定力。他内心最为本色的部分和最为柔软的部分，于此都可感到。而智慧的光泽照例与其文学作品一般，有着罕有的内力。 好奇于鲁迅作品的人，常常会问，为什么他有如此的气质和风骨？这大约和自己的生命记忆有关吧。他的早年婚姻，是一个悲剧，母亲包办的结果，便是一个苦果，也只能吞下。许多文献记载了他对于无爱的家庭的态度，这些影响了他的生活状态也是自然的。当许广平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才发生了变化，这直接扭转了他后来的生活之路。他们由初识到交往，由师生之情到爱人关系，其实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沉重与苦楚之影依稀可辨。那些对话，带着丰富的内蕴，是极为特殊的文本。我们知道，鲁迅自己编辑出版的《 两地书》，其实是有所增删的。但那并非私人的甜言，却多的是人生感叹。顺着其间的蛛丝马迹，看出两人对于读者和社会的态度。在私人文本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什么该保留，什么是要隐藏起来的，也看得出他们的为人之道的边界。 我们在鲁迅杂文里看到作者之影，是坚毅与决然的时候居多，但看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则感到其世界犹疑、悲悯和自我否定的情感的浓烈。王得后发现了这是研究其思想不能不面对的地方，许多在文学作品里没有的思想片段在此一一显露。那时候鲁迅手稿还没有公开，利用鲁迅博物馆原始资料和鲁迅墨宝，细心对校，有发现的欣慰，也多意外的所得。有许多空间没有被研究者注意，时代语境偏离了远去岁月里的遗痕。不仅同时代人理解鲁迅不易，后代人要走进他，亦有重重障碍。王得后从众多人的文字中感到了世间对于先贤的误读之深，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中去，从最为基本的事实出发，考察人的心绪的变化。《〈两地书〉研究》在多方面显示了良好的风范，乃至成为研究鲁迅自我意识的标本之一。 从文本的变化看鲁迅的婚恋心理，推及精神的内质，是王得后这本著作的特色。经历了早期的婚姻，鲁迅对于自己是一度悲观的。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那篇《随感录四十》，就深叹于无爱的婚恋的残酷。当许广平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开始并没有勇气接受那巨大的暖流。但在渐渐交流中，彼此都感到内心呼应的地方殊多，不久已经可以进入深层的讨论了。王得后在原始稿件和发表的文字的对比中，看到了两人的情感的微妙变化，诚与真的词语，还有着智性的东西。鲁迅处理个人情感的方式，令人肃然的地方殊多。怎样地相濡以沫，如何讨论“牺牲”的话题，都触目可见。读这些文本，没有嗅到流行的意味，那些书信和旧式读书人的感觉也是有别的，既看到了鲁迅的敏感，也指出那含蓄、委婉、朴素的风格的价值，“好用欲亲反疏的曲笔”，多了表述的趣味。这需要慢慢品味才能感受到。在家庭问题上，鲁迅被新旧道德所吸引，妥协的一面也是有的，由其有限性出发，而非圣人的角度阐释对象世界，所得的结论也自然是不同的。 在鲁迅那里，个人情感是与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交织在一起的。这让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人是社会的动物，一旦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生命便被退到动物的层面。古今的社会，大约都是如此。所以，鲁迅在讨论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与情感问题时，背后都有长长的影子，历史的与时代的印记都可在此找到。在较为私人化的空间里，对于社会问题的描述反而更为真切，由此也可以感到那精神的深。当编辑《两地书》的时候，鲁迅也意识到自己所说的东西，未尝不是在文学作品里要表达的部分，只是倾听的对象有别罢了。翻阅他给许广平的诸多信件，就可以发现其内心鲜为人知的一面；也可以解释其杂文激烈的地方，其实也是最有爱意的表达。不懂此点，那是难以走进其世界的。 《两地书》闪动的思想，当可看成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或可以注释鲁迅文本里深藏的思想。看他在《新青年》《语丝》上的文章，对于旧道德的批判，是带着痛感的低吟，有时候也夹杂著某些“抉心自食”之态。旧式生活，造成了无数无爱的婚姻，在女子方面，也多无辜，而觉醒了的青年寻自己自由的路，也常常有大的代价。以清教徒的办法处理这个难题，乃大的不幸，人总要有自己的路径才是。我们看他的一些杂感和小说，每每涉及两性的爱，都拖着长长的历史之影，倘不是己身之苦的存在，自然不会有类似的感受的。而他在思考伦理与道德的时候，都非从外在概念出发，一部分来自自己的一些经验。有时候也可感到，他是带着肉身的痛感而面对人间的是非曲直的。当我们从流行的观念把握那些文本的时候，往往走到了对象世界的另一边，反而越发难见其意了。 人的生命之路，关联着思想与存在的诸多难题。鲁迅在己身中，意识到社会以及历史里的复杂之思，对于社会的许多看法，是从自我的生命体验里形成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都折射于此。所以，在爱情的对话里，没有那些卿卿我我的表达，而多是一种切实而无伪的谈吐。书信中透露的是对于生活的极为丰富的认识，至今阅读，亦幽思诱人。在道德观上，鲁迅认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因了这样的基础，不论在后来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中，精神都是有一种定力的。看似偏颇的文字，其实有大爱精神。王得后一再感叹，在鲁迅的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中，人性的美质从来没有消失过。在为私与为公方面，有一个本色的东西在延伸着。不过，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时候，鲁迅的精神表达并非私人对话那么平和，激愤的调子反而更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在精神放达、飘动的时候，初始的逻辑是不变的。不然可能被文章的表象所惑。优秀的思想家绝不是在流行的模式里陈述人间是非，而是有着深的精神内省与突奔。在词语微妙变化中看世界观与审美观的原色，是十分重要的。 从词语改动中看修辞的策略，是走进鲁迅的办法之一。流传中的鲁迅的样子看似狂狷，而发表的文章，也是顾及社会效果的。第一封信中，许广平的话很锐利，毫不掩饰对于时局与学界的看法，用词也比较生猛。她将教育界佞人说成“猪仔行径”，发表时删掉了。鲁迅以为文字要有分寸，不可过于猛烈。王得后说这是鲁迅“壕堑战”理念的折射，这是对的。第五封信中，原稿“现在固然讲不到黄金世界”后加上“却也已经有许多人们以为是好世界了”。此句改得更有逻辑性，是对于麻木于现状的人们的一种批评，阅读此处，能够发现表达的周密，而现实情怀渗透于纸面。第四十七封信，原稿“右派”改为“旧派”，“右倾”改为“顽固”， 王得后以为是鉴于国民党已经背叛了自己，词语的含义就不同了。旧文新刊，与环境的对话性也是必要的。第五十七封书信中，提及“研究系”的地方，后来出版时都删掉了，主要是考虑环境有所变化，便以“现代评论派”代之。王得后的解释是：“显然是在文网极密的时候为了隐去政治色彩的做法。”从这类改动里，有时空变化中的表达位移，也多社会责任的一种。其中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热心，依稀可辨。 《两地书》是深入了解鲁迅私人语境的典型文本。鲁迅关爱人，并不强加什么己见，充分理解青年的心。许广平在第二十封信中说，有同学要介绍自己加入一个政治团体，虽然兴趣有所接近，但害怕自己被过多束缚。鲁迅的回答是：“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只有安那其是没有规则的，但在中国却有首领，实在稀奇。”书稿发表时，这一段被删掉了。而王得后感到，这里有鲁迅对于政党文化的态度，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进步的青年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鲁迅是别有看法的。由此可以生发出思想者鲁迅颇为主要的意识。他在杂文中所强调的诚与爱，其实也是做人标准。联想起他后来在“左联”中的表现，依然如此。多年前在爱人面前的真言，多年后也贯穿始终。人很容易在职业选择中迷失自己，在社会大潮里，保持自我个性与社会责任感的统一，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 从增删之处看出鲁迅对待自我的态度，也是《〈两地书〉研究》十分注意的部分。有一些话，因为涉及许多人际关系，成书时被删掉了。比如第六十六封信，鲁迅说“因为我不太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这是自我批评的话，说明在与他人出现矛盾的时候，自己也并非不知道一些自身的问题。第七十九封信，谈及“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对于内心的灰暗感是有所警觉的。原信与修改的文字对比后，发现界定更为清楚，表述是带有分寸的。王得后认为都涉及自我解剖，值得注意，并非没有道理。第一百零四封信则说到在厦大独来独往的样子，一方面认为“旧性似乎并不很改”，一方面还得意自己对于校方的搅乱。作者清楚，这种性格带有两面性。鲁迅既释放着忧愤之情，也意识到具有破坏性。这种悖反的情形，在自己是一种无奈。删去此类文字，也许觉得不要过于炫耀自己也未可知。《两地书》的对话，是深的、真的表露，鲁迅对于自己的问题的袒露，也惊人得可爱。在人间的难题里，重要的是寻找克服的方式，其间也有对于自身弱点的剖析。王得后在研究此书过程中，一再惊讶于鲁迅的坦诚，以至于感叹之音飘出，中国古代的许多先贤，何曾这样表述过内心的原态呢？ 在《两地书》中，除了个人感情，还对教育、学术、政治文化多有涉猎。在梳理其间的观点时，王得后感慨那些论述的精神之深。比如言及大学的教育，就认为是适应环境的工具，且与人性的全与美，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要的在于“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但这不过还是理想的憧憬。“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将叛徒处死。”在“五四”过后，舆论界的复古之风很盛。比如“坚壁清野”主义，就是以“收起来”的方式，防止男女接触，所谓避免有碍风化之事。鲁迅以为殊为可笑。人的个性发展，做好性教育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之一。如果人人都成了呆相，那是十分可怜的。而他的主张学生做好事之徒，与流行的教育方式是有别的。看鲁迅与许广平间的通信，主要提倡的是个性精神，对于旧文明的攻击不遗余力。他们要在没有绿色的地方犁出春之生机，都是和环境格格不入的。而那种突围的方式，都是颇可借鉴的。 应当说，在众多书信里，虽说是十分私密的对话，而从中折射的社会性的话题，是那么丰富。王得后的许多论述，都是由近及远，从私到公，深深浸在那阔大的世界间。他对于鲁迅“心灵深处的政治意识”的把握，颇多感慨，是进入先生世界的重要入口。因为那时候彼此都在教育界，涉及学界的当然很多。从大量对话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学界之关系，他对于“研究系”“现代评论派”都有警惕，批判的语气是重的。在北师大风潮中，国民党与“研究系”之间的斗爭是激烈的，知识人在那时候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但后来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立场发生变化，鲁迅与许广平受到的冲击亦可想而知。从他们的交流可以看到，鲁迅的确曾希望革命党人开拓一个新天地的，所以对于守旧的“研究系”颇多反感。而那时候的知识人，倘有良知，不能没有自己的现实态度。所以鲁迅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顾颉刚虽然声称不谈政治，但看他与胡适通信，也不无趋时之言，胡适不是想专心著述么，看他后来的文章，与政治纠葛也是深的。 钱理群曾将王得后视为自己的几个重要知己之一，他在点评《〈两地书〉研究》时说，作者不仅细读颇有功夫，关键是不断提出各种问题，在新时期为鲁迅研究开了好头。这是中肯的。许多研究鲁迅的书，时过境迁，已经无人问津了，但像《〈两地书〉研究》提出的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知识界，比如：如何面临人生的“歧途”与“穷途”？怎样坚持“壕堑战”？“人道主义”与“个人无治主义”平衡点在哪里？这里不仅仅牵扯人生哲学，其实也有生存智慧的问题。王得后是带着自己的这代人的疑问走进鲁迅的，要疗救的也有自己的痼疾。这个过程，也推及社会的改造诸类话题。每个细节的追问都非空泛之思，先贤的遗产被一点点凝视着，一些心得也可视为《鲁迅全集》的注释。我一向认为，研究历史与个人，远远地静观还很不够，需要的是生命内觉的拷问和周围世界的考索。王得后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那一代人对先贤的体味有特别的角度，根底是要改造社会。现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此大抵是隔膜的。 （《 〈两地书〉研究》， 王得后著，商务印书馆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