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据报，截止2009年7月，全球已开办孔子学院268所，已开办孔子课堂72所，合计340所，分布于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26个国家93所，非洲16个国家23所，欧洲28个国家122所，美洲11个国家91所，澳洲2个国家11所。中国在外国大办教育，当然是好事，起码说明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在加快。然而，交流总是双向的——我们在对外输出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对内输入教育呢？毕竟，中国只是个发展中大国，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都是我们十分奇缺而又亟待输入的宝贝呵。
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并不乏输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和成效。譬如，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的教会大学就是显著的例子。
说到教会大学，我们第一印象就是那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然而，事实上，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
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说到这些大学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先进的教育理念。相对于传统封建教育而言，教会大学是一种破坏力量，它对传统封建教育培养仕宦之才的教育理念，国家严格控制各级官学的管理体制，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涵养为主的教学内容以及把儒家典籍作为千古不变的基本教材等等，都是一种冲击。这一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当一段时期内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应该说，在传统封建教育的衰败、瓦解直至被废除的历史过程中，教会大学所起的作用，总的来看，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这个过程。而对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式教育的萌芽而言，一方面，教会大学所强调的宗教教育、它的试图使中国基督化的办学目标，与新教育的指向并不一致。因此，在所有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教职的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中都有不准传教和进行宗教活动的明确规定；教会大学为培养宗教人才而设置的课程、所采取的种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有形、无形的举措，始终未被认同。另一方面，教会大学从一定意义上讲，又是被视为西方教育的移植体，对于一切有志于学习西方、改革封建教育、培育人才以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志士仁人而言，教会大学在诸多方面又具有示范、导向和借鉴的意义。
其次是它的实践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最后是它的自由度。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了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如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另外，教会大学还成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
正是因为教会大学有这些特点，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不妨以名扬中外的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是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有4位校长（周诒春、曹祥云、严鹤林、赵国材）是圣约翰的毕业生，人们甚至戏称清华为圣约翰的“殖民地”）。在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大学先后向中国政府立案，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这些中国人校长绝大多数都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如吴贻芳（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王世静（毕业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湛恩（毕业于东吴大学）、韦卓民（毕业于文华大学）、陈裕光（毕业于金陵大学）、张凌高（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陆志韦（毕业于东吴大学）、林景润（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等等。他们当中有的人担任这些大学的校长达20多年，如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陈裕光之于金陵大学等，为这些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贡献出毕生的精力。此外像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圣约翰大学）、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圣约翰大学）等均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孟宪承还曾在圣约翰大学工作过相当长时间。
这里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圣约翰大学。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地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此外，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总结这些教会大学的成就，我们起码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第一，这些大学促进中外高等教育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教会大学是基督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传播的载体，它输入西方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传导者，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输入到中国，不但对中国教育的进步，而且对中国整体社会的近代化都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加速了国人对西方文化世界的了解。同时，它又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媒介。第二，为近代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和社会服务培养了许多宝贵的人才，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历程。教会大学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他们活跃于社会的各个行业，为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燕京大学1924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高质量毕业生受到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的青睐；协和医学院围绕高标准、高质量，经过严格的淘汰，培养出一批拔尖的医学人才，如建国以前国民政府医药卫生部门的高级官员大多系协和出身。第三， 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许多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由于教会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前，必须进行财政预算，而且在图书馆、实验设备、系科数量和类型以及教师资格等诸多方面都有一系列的最低标准，这就促使教会大学的实力得以加强。同时，由于教会大学大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与保护，使得它们在战争年代免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显然是对中国有限教育资源的有益补充。同时，教会大学还将西方的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带到中国，这为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使我国高等教育教育在起步阶段就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借鉴。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吸取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科技文化，乃是这个进程的必由之路，而这条路的终南捷径，勿庸置疑，就是大量引进其先进教育——对外国开放教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