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漫谈《红楼梦》中皇商薛家与薛宝钗
一
当前红学研究比任何时候都活跃，真是百花齐放。这也需要向国外扩展影响。外国朋友对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还不大理解。英国李约瑟博士著作了《中国科技史》，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认为西方许多东西都是中国移植过去的。外国人要求了解中国，中国人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现在我国在世界上地位提高了，可以说有了根本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我跟冯玉祥先生游历过美国，1981年作为作协代表参加鲁迅纪念会又应邀到爱荷华，再一次赴美。所见所闻，两相比较，大不一样。过去中国人在美国主要是开饭馆、开洗衣店和杂货铺。现在大量的华裔在美国从事文化学术和教育工作，影响很大。美国大学多设立东亚语言文学系，主要讲中文、讲汉学。科技界亦是如此。中国留学生的成绩普遍名列前茅。但现在国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文学艺术了解还不够，甚至可以说了解得很差。主要原因是：一，生活隔阂，生活体系完全不同；二，语言困难，历史隔阂。举一个例子：一名捷克学生（研究红学的著名学者）跟我研究《红楼梦》，学了三年。临告别时，向我提了两个问题：一，贾宝玉和林黛玉谈恋爱，有人在的时候不敢亲热，这个我能懂得，但没人时怎么也不敢亲热呢？二，贾府财物很多，怡红院、潇湘馆到处都有极值钱的东西，像一座座工艺美术馆。为什么宝黛不拿一些变卖、一起逃走呢？听了这样的问题，我有些失望。这说明他根本没懂《红楼梦》描写的人物和生活。这完全不能怪这位外国研究生，外国人的确不容易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中国作品的外文翻译也很不容易。我看过一些名家的译本也不完全满意。现在的关键在于怎样来打破僵局，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当然应该大量接受外来文化，经过消化吸收构成中国文化的部分。我们必须相互交流，让中国文化也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搞“四化”，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没有贫穷的共产主义。这是真理。现在有种极其有害的倾向，就是重理工而轻文史。我在美国的大学讲演，利用主人给的二十分钟，谈自己的观感。我们中国是小农经济的底子，手工业特别发达，可缺少协作精神，万事不求人；社会家庭是宗法家长制，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封建专制政体。西方在这方面发展得比我们高明，因为他们封建主义制度短暂，更重要的是有法律保证，讲究法制。西方物质文明很高，精神文明太成问题。我接触美国的许多大学生，他们都很苦闷，对人生的意义不能掌握，个人主义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重视物质文明忽视精神文明的结果。现在我国提倡两个文明一起抓，但我看精神文明（文化）没有得到落实，其中最基本的教育尤其被轻视。改革以提高生产是必须的，但文化教育万万不可忽视，传统文化不可偏废；就是讲科学重视科技也不可绝对化，理论总是母体，万不能忽视的。无论就当前，或为未来着想，都是如此，否则，如何建成中国的社会主义？
研究《红楼梦》，是研究中国文化最集中的、最高级的丰碑。这种研究，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我只是《红楼梦》一个很普通的读者、爱好者。若说对这部书的研究，恐怕还谈不上。讲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指教。
1954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不知怎么搞成批判运动。听说是朱德总司令讲：你们讲人家研究《红楼梦》讲得不好，那么你们讲一讲嘛！有了这么一句话，就叫北大中文系开《红楼梦》的专题课。这样，就打鸭子上架，任务一下子落到我头上来了。
作为一个读者，我有这么一点体会：有许多小说，读一遍就再不想读它了；而读《红楼梦》却不是这样。《红楼梦》我小时候读过，最初读它是13岁，似懂非懂的。以后有了好版本——我所指“好版本”，不是现在所谓八十回抄本，而是指亚东书局出的，经过胡适考证、汪原放标点的本子。那个本子对于我当时来说就是一种“新文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它比以前石印本《金玉缘》很不同，有了崭新的面貌。它用铅字排印，有标点符号，分行分段。我多次反复地读，读了一次还想读一次。每次感受和理解都不一样。随着年岁的增长，经验、阅历的增多，对《红楼梦》的欣赏能力、理解能力不断有新的提高。我深深体会到，要读懂《红楼梦》、理解《红楼梦》须熟悉内容，还须有相当的社会生活知识。没有生活知识、或生活知识太少、或有而不动用都不行。这对读《红楼梦》来讲，就是历史知识。它既包括对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和文化思想情况，也包括上溯到明中叶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变化及文化思想变化情况，也包括我们现实社会的生活知识。在这方面，胡适的考证对我的帮助很大，比蔡元培他们的《石头记索隐》帮助大得多。
实事求是地讲，胡适对五四运动是有功劳的，是个功臣。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白话文，胡适就有贡献。在“五四”时期他极力提倡白话文，使白话文逐步推广，趋于成熟。为了提倡白话文，胡适把这些古代小说翻出来了。这些名作过去都是被压在最底层的，梁启超等虽以新的观点加以重视，但未落实；经胡适的提倡才真正翻身，经过整饬，重新出来，让大家公开阅读。在这方面，胡适的功劳不小。他对《红楼梦》的研究，考证出作者是曹雪芹，考证作者的家世，同曹寅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帮助我们对《红楼梦》获得比过去更多清楚的了解。
在北大开《红楼梦》专题课，凭我读《红楼梦》的一点经验，一上讲堂就讲：上这门专题课，读一遍《红楼梦》不行，起码要读三遍。这我还是打了折扣，心里觉得读三遍还是不够的。可那时在不少人心目中，《红楼梦》写女人谈恋爱，是部黄色书，贾宝玉是个坏分子。我说要读三遍这句话，就惹出麻烦来了。一搞运动，就拽出来批一顿，说我放毒。我也只能听之任之，没有话好辩解。后来幸亏毛主席对干部讲：你们读《红楼梦》，非读五遍不可。这一句话才解救了我。过去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不像在周总理前面那样什么话都敢讲，对他心怀戒惧，但对这一条，我对他非常之感激。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读《楼红梦》要多读几遍。要把它读得你懂了，确实需要一些生活知识，需要一些不止是正史上的历史知识，而且要有相当多的社会生活知识。这要多看一些笔记和明清人的集子，才能真正了解当时东南和北方地区的一般社会生活，人与人的关系和风俗习尚，当然还有现实的社会生活知识。熟悉了这些，再用来看《红楼梦》，就会体会一些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意图与用心。缺乏生活知识，缺乏历史知识，评论《红楼梦》，无论论人物，或是论艺术、分析思想，都只能浮光掠影地抓住一点最表面的粗浅印象，无法深入到里面去。而我们最容易凭一些浮面印象来作评论与研讨，因为这最省心省力。现在强调作家要熟悉生活，其实，评论家更需要生活知识。你缺乏对某种题材的生活知识，你的评论就不能中肯，你的论断就不可靠。你认为好的，却是坏的；你认为坏的，恰好是好的。所以，生活知识对评论者确实是重要的。有个人所熟知的故事：苏东坡的笔记中记载，唐代大画家戴嵩，善于画牛。他画了两条牛打架，这幅画被一个收藏家宝贵得不得了。一天，他打开来晾，客人无不欣赏，说画得像，有精神。旁边有个放牛的小孩，看了，不禁哈哈大笑。问他笑什么。他说，牛打架紧张用力，浑身收敛，尾巴夹得很紧。这画的牛，尾巴翘得多高。哪里像牛打架！评画家在这一点上就不如这个小孩。当然并不能凭这一点就否定戴嵩画牛的艺术，但不能说不是瑜中之瑕。评论家需要生活知识是确实的。这个道理，当今文学界并没有重视。现在更不同了，有些人甚至认为作家也可以不需要熟悉生活，只需关在屋子里写意识流、写主观感觉与情绪、写胡思乱想，提倡淡化人物、淡化情节，认为这是艺术的最上乘，那就更谈不上评论家需要熟悉生活了。但我总认为没有生活就写不好作品。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是冥想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的。评论家同样如此。我看了一些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凡是有些生活知识、历史知识的，对曹雪芹写的题材——他那时的生活，如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政治背景、风尚习俗等有所了解的，他发表的意见就常常有些深度。
我在这里提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琐屑问题：薛蟠把冯渊打死了，薛氏全家进京。进京前，先派佣人到北京修缮住宅。薛家是皇商，领皇家的钱、替皇家采购用品。他家在许多大城市都开设各种店铺。北京的店铺就很多。除了自己开的店铺以外，还有大量的市房和住宅——可是，薛家进京以后，却没有住进自己家里去。这是什么道理？再者，薛姨妈娘家是王子腾家，也住在北京。那时，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离京查边，可王子腾的家眷全留在北京。书中写的，贾家每逢喜庆礼节活动，王子腾夫人是出席的。这次，薛姨妈全家进京，或因房子没修好，暂不住自己的家，照我们中国人的常理，也应该到娘家去住。但他们一不住自己的家，二不住娘家，却偏偏住到外亲（姨亲）贾家来。这是什么缘故？还有更让人感到奇怪的，他们在贾家先是被指派住在梨香院。后来贾家从苏州采办来十二个小女戏子，又把薛姨妈一家迁让出去。这时，你薛家该迁住自己家或娘家了吧？可是，仍然不。倘说和王夫人是亲姊妹，感情好、舍不得离开，那时北京有马车、有轿子嘛，照样可以经常往来，可以早来晚走嘛。我想，住进自己家多好！住在国公府里多别扭、多不方便？现在连梨香院也不给住了。这透露贾府在贾母的主持下对薛家是很不客气的。可是，薛姨妈一家还是赖着不走，结果贾府指派他们搬到东北角上一处房子去住，还是不走。这就叫人觉得非常之奇怪了！
我们再看看薛家，全家主要是三个人，一个薛姨妈，一个薛蟠，一个薛宝钗，另外还带来个香菱等等。薛蟠是个花花公子，薛家的主人——薛宝钗的父亲死了以后，剩下孤儿寡母，薛家明显走向衰落，偌大的家业很难承当啊。薛家是皇商，皇商当然也是豪门，可又是商人。中国的商人，是豪门也好，在上层社会里是没有多少政治地位的，往往被人瞧不起。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后世儒家也赞美它，视为经典，但和许多著作对《史记》里的《货殖列传》十分不满。《货殖列传》是写商人，为商人立传。商人怎么可以入传？怎么可以入正史？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看不上《货殖列传》。中国的传统是抑商，对商人瞧不起。所谓本末，就是农业为本，商业是末。因为商业搞商品经济，破坏小农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万事不求人，自给自足。搞商品经济，势必破坏小农经济；而破坏小农经济，就是破坏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小农经济是家长制，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皇权专制，就是封建主义专制。所以非抑制它不可。我们古代小说像“三言”“二拍”“照世杯”写了很多商人，小商贩也成了许多作品的主人公。他们一般都是很老实的，有很好的品德，辛辛苦苦工作生意。像《施润泽滩阙遇友》，施润泽捡了人家的包包，也送还给人家，因此同一个农民建立深厚的友谊。古代商人处在被压迫地位，所以有许多人的品德是很好的。《儒林外史》也写了这些，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新的面貌。
当然，商人也有各种各样的。《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就大不一样。《金瓶梅》这部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我们塑造了西门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西门庆的特点，在于他是个市侩。他开各种店铺，有很多钱，他是个恶霸，不少的钱是诈骗来的，霸占来的，巧取豪夺来的。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本是他结盟的好朋友，所谓“热结十兄弟”之一。他把好盟友的老婆李瓶儿和家产全搞过来了。他开了个生药铺，人家蒋竹山开个生药铺，他就买通流氓给砸掉了。娶妾也是从钱上看，看可以带多少钱过来。他用这些钱干什么？一是用来买土地；再就是用种种办法行贿，钻蔡太师的门子。钻进去了，做干儿子，大量送财礼，放了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就是当上地方上判案子执法的官，执政了。商人执政，在中国封建社会这是非常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在明代正德以前，“三杨”当政，实行的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朱洪武因胡惟庸一案取消了宰相制度，“三杨”死了以后，实际上是太监掌权专政。朝廷里是太监专权，皇帝的权都落到他们手里。在外地，大量的太监，遍布天下，无论哪个地方都有太监。一个地方出产什么，就派去一个太监，管收税，叫“税珰”。太监原来是没有地位的，他们见到大臣要下跪；明代中叶后的太监反过来了，大臣要向他们下跪。想谋官首先要向太监大量的奉送金银财宝。正德时大太监刘瑾就专权，从刘瑾到后来严嵩、严世蕃父子，再到清代曹雪芹时代的和坤，他们都专权祸国。他们实质上都是市侩。他们既做官当权，又都做生意买卖。他们败官抄家的账单上，有很多都是垄断的商品。他们专政，实际上是市侩专政——即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实行统治。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上不是纯粹的封建主义专政，实际上是市侩主义专政。毛主席曾做过这样一个论断：外国不打进来，不把资本主义强加给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慢慢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我很怀疑这个想法。这在外国适用，在中国不行。外国商人反对教会，教会代表封建势力，商人有法律保护他们。所以他们的商业资本主义，可以积累资金慢慢地发展成为工业资本主义。而中国则没有这种条件。中国没有法律保护商人的权益，且在市侩主义的统治之下。市侩主义是新的最凶残的封建主义。他们专政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人民的头上，搜刮的大量民脂民膏都被胡作非为地挥霍掉了，永远也发展不了资本主义。直到现在，我们搞“四化”建设，搞改革，搞开放，提高生产力，阻碍我们的，还是这个势力的残余。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肆意挥霍，这完全是市侩主义的遗风，是市侩主义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所以《金瓶梅》写了西门庆这么个人物，是非常有社会历史意义的。写他的生活，从里写到外，写他的性格，写他的内心世界，以前没有哪部书能写得这么深刻。现在出了洁本《金瓶梅》，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掉了。淫秽部分是西门庆市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删掉了，这个典型形象就缺了一大块。这是很可遗憾的。当然，这些淫秽部分，让没有结婚的青年人看了确实不好。不过，要研究学术，就不能删，删掉了，这个典型形象就不完整，就不能窥其全貌了。
拿西门庆同贾家比较。贾府，像贾政都是正统的封建主义，整个百年显赫的国公府实已落到财源涸竭、后继无人的地步。而西门庆家却不是这样，他越搞越红火。以后他死掉了，那是纵欲所致，他的家业并没有败坏。这是由封建社会末期市侩主义特点决定的。市侩主义的特点，就是搞实利主义。他不讲什么传统的道义，根本没有什么道义感，也没有什么伦理观念，也没有什么封建道德观念；要抓的是权势，以权势谋取实利，实利之所在，无所不为，不择手段。市侩主义者把封建社会的伦常、伦理以及礼法观念全都打破了，他们要的是实际利益——实权、实利。一朝权在手，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现在我们回到前边提的薛家进京住处问题。薛姨妈进京，不住自己家，不住娘家，而住到姨家。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所以有内亲外亲之分，舅家是内亲，姨家是外亲。内亲亲，外亲疏，这是封建社会普遍的道理。那么，薛家进京后为什么这样选定他们的住处呢？
让我们用几点常识来看看薛家。薛家进京提出四条理由：第一，送薛宝钗进宫候选；第二，整理店务；第三，探亲；第四，观赏上国风光，就是到北京玩耍。这四条，只有第四条像可能是薛蟠的主意，因为他除了吃喝嫖赌、恣意玩乐以外，别的事他不会想，也不会干。其他三条主意看来不是出自薛姨妈，就是出自薛宝钗。其实她母女是二而一的。
第一条送薛宝钗进宫候选。若不动用历史知识，对这一条也不容易了解其意义。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普通的善良人家的父母会打主意要主动地把自己女儿送到宫里去做宫女的。看看当时的小说是怎样写的，例如《聊斋志异》里《刘夫人》《窦氏》等篇，都写到朝廷选宫女，老百姓就家家户户把女儿赶快嫁出去。川剧、晋剧、湖北梆子都有这类戏，叫《拉郎配》：乱拉一气，一个人可以拉几个小伙子，有的十三岁姑娘拉了个老头子，也配上了。再不好，也比进宫当宫女好嘛。请看《万历野获编》，那里面详细写了宫女们的日常悲惨生活。所以，想送薛宝钗进宫，曹雪芹这一笔，就把薛家贬得很厉害，就把薛家市侩主义的实质点出来了。女儿进到宫里去做宫女。寻常百姓家的女儿同国公府的小姐——贾宝玉的姐姐不一样，国公府里小姐一被选中是逃不掉的，是非送进宫不可。她是作妃子，作女官。元春封了凤藻宫尚书，已经是贵妃了，即使如此荣耀，省亲回来还哭得不能抬头，说在竹篱茅舍之家也比她在皇宫那个不得见人的地方好。元春尚且如此，一般宫女的痛苦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可见，没有历史知识，对《红楼梦》里写的送薛宝钗进宫候选这一条就看不懂。现在红学界不是讲究恢复曹雪芹原来的本意吗？这一句没看懂，曹雪芹的原意就不能了解。
薛家走向没落了，孤儿寡母，难以支撑。各地方的生意都被经手人侵占出卖了，下腰包，跑掉了。贾史王薛四大家中的薛家这个豪门，正在急剧的没落。这个家庭面临这种严峻的局势，促使他们迫切地要抓政治势力来为自己撑腰，否则就维持不下去。所以，薛家进京提出的探亲这一条也非常重要。一个豪门要完蛋，它决然要用种种办法来挣扎，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下水，连稻草也要抓一把。所以，薛家进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抓政治势力，寻求政治靠山。我们用常识来分析，薛家离不开薛宝钗。薛宝钗不仅不能进宫，就是嫁给另外一家阔人家也不行。薛宝钗一出嫁，薛家只剩下薛姨妈和薛蟠母子两人。薛姨妈管不了薛蟠。他们两个人怎能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家业，从皇家领钱，做皇商？有些喜欢作考证的，考证薛宝钗进京后，曾否进宫候选？是没有进宫候选，还是没有选上？这种考证，我看没有多少意思。因为薛家扬言进宫候选，不过是虚晃一招，表示自己有权势可倚，拉大旗，作虎皮，包庇自己，吓唬人家。薛蟠打死冯渊，引起很大的民愤。东南地区是商品经济、文化思想发展的先进地区，从明代中叶起，经常出现市民闹事。这次薛蟠随便把人打死，就跑了，社会舆论不免哗然。薛家是很心虚的。他们用进宫候选虚晃一下，以抵挡当时汹汹的舆论。同时，通过这个凶案，也使他们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抓取政治势力。因此，他们进京后，不住自己家里，也不住娘家，一定要住在国公府。
到国公府，有个好对象贾宝玉——国公府的继承人。如果同贾宝玉成了婚，薛家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曹雪芹写《红楼梦》，用种种办法写环境，突出地写出国公府势力之大，地位之高，以烘托贾家之“贵”。薛家富，缺乏贵，迫切需要贵；尤其犯了罪以后。不要以为封建社会有钱人犯了罪没事情，不讲法律。那才怪哩！没有后台，薛蟠打死人也一样得偿命。所以，薛家进京住到贾家来，目的就是要抓贵。
薛宝钗是薛家的灵魂。薛姨妈有丰富的世故经验，但缺乏文化。有文化教养的是薛宝钗，她出的主意都很高明。许多主意看来只有薛宝钗才能出得来。有人说，把薛宝钗说成那个样子，是否符合实际？《红楼梦》写人物一般都比现实提高一步。我不相信像林黛玉那样一个11岁进贾府的女孩子，会那么博雅，随口就能念出《葬花辞》来。我是科班底子，念了一辈子中国文学，也做过几句诗，可叫我即兴做出《葬花辞》来，那可没门儿。写薛宝钗那么渊博、那么高明，那么有心计、会出主意，也是拔高了一步的。
薛家来贾家住下，看到有个贾宝玉，怎么也不肯走了，就死心眼摽上了。薛宝钗要完成家势给她的任务。这个任务很艰巨，很不容易着手！有个先来这里的林黛玉，她是贾府的内亲——贾母的亲外孙女儿，老祖宗疼爱的独女儿遗下的一块血肉，而且跟贾宝玉青梅竹马，从小好得不得了。连凤姐在内人人都认定了贾母必然会把她配给贾宝玉的。薛家面对眼前局面，怎么办？
作者曹雪芹对薛家进京后为什么住在贾府，也讲了许多理由。我们用常识来衡量，看那些理由是否可信。孔夫子说，观其人，而察其言，“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观察一个人，不光看他说的是什么，还要看他做的是什么。这很要紧。我们常说不能只听人家的宣言，而要看实际行动。对曹雪芹直接说的话，也不可全都相信，要把他说的拿来跟他具体描写对照来看。何况，中国文学艺术传统是主张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在作品里作者不大直捷说什么话，主要通过形象来表达。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是不大讲话，而多是通过情节场面的种种不同描写手法，来表达他的观感评断和爱憎褒贬的；可是，有时他也出面讲话。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作者自己在书中的言论呢？有些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总是引书中曹雪芹说的话作依据，认为作者的自己的话最可靠。这就未免太老实，太简单了。因为，第一，作者对他笔下描写的生活，认识水平是有局限的；第二，他说的话往往有意绕弯子，有时又故意说反话。总之即使引的是曹雪芹的话，也不可靠，还是要拿来跟具体描写对照对照。更何况有些人把所谓“脂评”当做金科玉律，把脂砚斋之类的人跟曹雪芹本人划等号。目前书的开篇“此开卷第一回也”的一大篇话，早就证明和指出这是别人的批语，但仍然保留着当做作者自己的话来看待。那就更成问题了。最重要也是最科学的方法，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例如书中说的薛家进京要住在贾家的那些理由，绕了许多圈子，到头又把那些话否定了。他说，薛家所以要住在贾家，是希望贾家的长者和兄弟把薛蟠管教好，带上正路；可是，跟着又说，薛蟠到贾家以后，被贾珍、贾琏这些人带得比以前更坏了。试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住在贾家，不住到自己住宅里去呢？再如，对薛宝钗在金玉问题上的态度，作者也正面讲了话，说是薛宝钗因为有金玉之论，就时刻远着贾宝玉，不肯接近贾宝玉，日常只是跟李纨、迎春、探春一块做针黹。这是作者说的话，可信不可信哪？拿书中的具体描写一看，就完全不相符合。是怎样具体描写的呀？常常是林黛玉和贾宝玉在一块“一语未了”，丫鬟说，“宝姑娘来了”。自她住进贾府，最初，林黛玉同贾宝玉在哪里，她总是插进去，北京话叫做“夹萝卜干儿”——老是跟着他俩转，她一点也没有“远着他”。
贾宝玉那块玉，说是从妈妈肚里带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存而不论。可是你薛宝钗的金锁怎么来的？书上一会儿说是和尚送的，一会儿又说八个字是和尚送的。为什么你这八个字同贾宝玉的玉上面八个字恰恰做成对子？这就怪了。我看这个问题倒值得考证考证。而且，薛姨妈放出口风，扬言，也是和尚说的，“只有有玉的才可以配。”请问，普天之下，只有贾宝玉有那样一块玉，眼前还有哪个有玉？这就露出馅儿来了。薛家母女制造金玉之说，看似下策，用心良苦，实是出于不得已。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在上层阶级，女儿只能“待字闺中”，从没有女家出面向男家求婚的，薛家迫切要求这门亲事，又碍于传统习俗及现实形势，不能直接启口，就只好设计这么个主意。但我们知道，这样一手，在平常稍稍顾全人情体面的人家是干不出来的。这就是实利之所在，钻头觅缝，不择手段！这个金玉之说，形成一个魔影，使得宝黛关系受到极大的干扰。林黛玉跟贾宝玉多次吵闹，大伤脑筋，全是为了这问题。这是明摆着的。
许多同志认为薛宝钗是位封建淑女。从给人表面印象看她确实是封建淑女的样子。但看书中的具体描写，绝不是什么封建淑女。一位封建淑女，新来乍到这个国公府姨亲家，怎么会总跟着这个老表贾宝玉转？缠来缠去，惹得林姑娘闹别扭，贾宝玉都厌烦她了：你不要老跟着我们嘛，到老太太那里去打牌吧——这是薛宝钗同贾宝玉关系的第一个阶段的情况。
到后来，慢慢地贾母喜欢她了。第二十二回贾母说她稳重和平，会讨人喜欢。要给她做生日。贾母对谁也没给做过生日，这可是特殊的恩宠，给她极大的启发。从此以后，薛宝钗从两方面做工作：对贾宝玉这边仍不放松，还是跟着他转，要引起贾宝玉的好感。这主要关切贾宝玉的活动，显示自己的才学。可与此同时，又抓紧机会对家长——尤其贾母等方面有意奉承，博取他们的欢心——这是薛宝钗同贾宝玉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再到第二十八回，元春送端午节礼，薛宝钗和贾宝玉的礼品完全一样。这可是喜从天降的事！因为其意义非同小可。她就不大紧跟贾宝玉了：你喜欢不喜欢我，我不在乎，婚姻决定权掌握在家长手中。从此，她便尽力“一边倒”，一心讨好家长们，不惜歪曲事实，说些违背本心的话，并且进而逐步做到环境中所有的人多对她产生好感，同时也敢于批评宝玉了。薛宝钗同贾宝玉关系的发展，就是由这三部曲组成，写出了他们关系一步步的发展。写出事物或人物逐步的发展，而且明确地写出它发展的阶段及其主客观因由，充分显示出现实主义创作极为高明之处。欣赏《红楼梦》的艺术，不着眼于这些地方，是欣赏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我看了一些讲《红楼梦》艺术的文章，往往脱离内容，大讲技巧，讲得越详越细，就越把曹雪芹贬低了——仿佛大作家曹雪芹写了这么一大部《红楼梦》，就是耍技巧！仿佛艺术性、艺术的魅力就是技巧！这扣个帽子就叫做搞形式主义。安徽老百姓有句话：自以为他的跟头打得好看，他却不知道自己没穿裤子。不读思想内容，不联系思想内容谈技巧、手法，那就像没穿裤子打跟头！
第二十八回收到元春的端午节礼，薛宝钗的表现也不像个封建淑女。红麝串只有她同贾宝玉两个才有，别人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她们这些姑娘们对这个问题无疑都是非常敏感的。她假如是个真正的封建淑女，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害羞，不好意思，即便对红麝串再喜欢，也会锁在箱子里，不肯拿出来；可薛宝钗却带在腕子上到处跑。端午节天气热了，红麝串非珠非玉，主要是香料，带在手腕上不是很舒服的，汗水一浸，腕子上就可能沾上红印子；而且书里又一再讲她平常不爱花儿粉儿，从来不爱打扮，现在热天竟把红麝串戴起来，到处显示。这一反常的举动，其用意是很明显的。作者这样写，实际是有嘲弄她的意味。薛宝钗的金锁，作者也有点挖苦她的意思。说是个和尚给的，让她把这么个沉甸甸、冷冰冰的东西挂在颈子上，冬天简直不好受。这些地方我看都是作者在开她玩笑。你平常不是不爱花儿粉儿，屋子也不陈设装饰，总是穿旧衣服吗？那你带这个金锁干什么？这些地方显出了薛宝钗迫切的真实意图。戚本第八回回目作“比通灵金莺微露意”，说莺儿把主子的真意露出来了。曹雪芹大概觉得这样写太露骨了，所以把这个回目改得含蓄一些了。
对薛宝钗滴翠亭扑蝶一节，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认为薛宝钗是封建淑女的论者，极力为她掩饰、辩解，说她扑蝶时所说所为并没有坏心眼——嫁娲于林黛玉。到底怎样，应该仔细看看书上是怎样描写的。那天是芒种节，为了祭饯花神，大家一早都到园里玩耍。薛宝钗一看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没来，就到潇湘馆去找林黛玉，看到贾宝玉先进去了，她怕讨没趣，就不好再进去了。返身往回走，就扑蝴蝶，被蝴蝶引到滴翠亭旁，听到小红跟坠儿在亭子里头谈手帕子的事情——贾芸跟小红搞恋爱，送小红一块手帕子——一时里，她就用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装模作样地喊：“颦儿，我看你往哪里藏！”还故意跑进亭子里去，东找西找，一面说一面走，自己心里又自觉好笑。她全是在表演作假嘛。她明明在作假，干么替她辩护？只因她到潇湘馆去，看到贾宝玉进去了，心里不是滋味，在这样一种隐微情绪支配之下，碰到小红的密谈，就自然地如此这般地表演出来了。这实际不是对林黛玉使的一手吗？
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贾母忽然要张道士给贾宝玉说亲。贾母这话使两个人受到打击：一个是在热恋中的林黛玉，回来跟贾宝玉吵得最凶，贾宝玉把玉都砸了；还有一个是薛宝钗，她刚刚得到元妃送的同贾宝玉一样的节礼，本以为她同贾宝玉的关系已经有了眉目，怎么忽又要另给提亲？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所以遇事不免失态。人们都说薛宝钗脾气好，稳重和平，从来不动肝火。其实那是在她未遇挫折的时候。此时心情不同平常，听到贾宝玉说了一句玩笑话，就一反常态，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借着小丫头靛儿找扇子的由头，发了脾气，把贾宝玉抢白了一顿。《红楼梦》在艺术表现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写人物的情绪，写人物的内心活动，用现在的话讲，即写到人物的潜在的意识活动，不太明确，但有迹可寻。一个人在某种情绪支配之下，就讲某种话，作出某种表现。对薛宝钗一些行动表现的描写，也属此例。
到第五十七回“情辞试莽玉”，对薛家的打击就更大，薛姨妈住到潇湘馆去。看来这是王夫人的主意，也是最狠的一手。王夫人最讨厌林黛玉，她骂晴雯那些话就是骂林黛玉的。这透露出王夫人与贾母婆媳之间矛盾很大。
薛宝钗尽全力做周围所有的人的工作，也包括林黛玉，搞得上下一片称赞，上自家长，下至奴仆，无人不喜欢她。有些大学生讨论薛宝钗，认为她群众关系好，说话又稳重和平，若在今天，可以入青年团了。不把一个人的举止行为摆在一定历史背景里来考察，离开一定的时间、空间来评论事物，必定是得不到正确的评论的。冬天嘛，皮袄好；夏天嘛，汗背心好。这就是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条件来评论事物。评论薛宝钗也应该如此。看人不能看表面，要看实质。
对林黛玉、对薛宝钗的分析评论，都应该深入一步，透过表面，看到实质。都说林黛玉尖刻，器量狭小，好发脾气。其实，她并不是一个疙里疙瘩只闹别扭的人。她跟薛宝钗完全两样：薛宝钗所迫切需要的——权势、富贵、门第；而这些正是使林黛玉受到压抑、最起反感的。她看到荣国府里的人多是势利眼。她年纪虽小，对此却极为敏感。她从林如海死了以后，同香菱一样，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女，与香菱稍有不同的是有个外祖母——贾母。外祖母年纪老迈了，许多地方照顾不到。所以，林黛玉处在这么一个人事关系复杂的环境里，时时刻刻警惕着，生怕人家侮辱她，瞧她不起，损害她。她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身份哪！这样，就不免要引起她同周围环境包括同贾宝玉之间的矛盾。可是，到了三十二回“诉肺腑”以后，她确知拿到了贾宝玉赤诚的心，获得他爱情的保证，就再也没发过脾气，对谁都很柔顺，对谁都和平得很。而且，同贾宝玉的矛盾解决以后，同薛宝钗也言归于好，以敌为友了。这时，她迫切需要人们的支持，希望能有个长辈来主持自己的问题。所以，她情不自禁地总想起父亲、母亲。父母生日她买了东西来祭祀，把眼睛都哭红了。这些，在书中同样是作为一种意识活动、情绪活动来描写的。
林黛玉常说自己身体不好，总睡不着，又咳嗽。薛宝钗也多次对林黛玉说，你的身体是不大好。作者这样写了以后，马上又写贾宝玉来了，见面就说黛玉今天的气色非常之好。我们设身处地想想，薛宝钗搞这一手，对有病的林黛玉的心理会产生什么影响。她随之又送燕窝给林黛玉，说你身体这么坏，只有每天吃燕窝才行。表面看来，薛宝钗对林黛玉多好啊！可是，这是最狠的一招！林黛玉住在外婆家——豪门国公府里，要你一个外戚来供她吃燕窝？这把贾府置于何地？燕窝又贵得不得了，要每天吃，这笔开支太大了；贾府财政这时已经很窘迫了，贾母的金银器具都也拿出典卖了。薛宝钗这一手，是好意还是恶意？动机和效果要联系起来看嘛。看书中关于此事的几笔描写，紫鹃和宝玉都严重关注，显得很为难，很尴尬，最后还是宝玉勉强去告求贾母每日给黛玉送燕窝才算了事。
三
上次讲《金瓶梅》最大的贡献就是塑造了西门庆这个形象。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一个富有社会历史意义的典型人物。中国封建社会，像汉唐和两宋，凡是主持国政的大臣，在皇帝面前都有发言权。他们所秉持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属于儒家政治思想体系，要求皇帝亲政爱民，要克制自己，为老百姓减少痛苦，以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一直到明代初叶“三杨”乃至成化年间主政者都是孔孟之徒，仍属儒家政治思想体系。到了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突破小农经济制度。原来被歧视、被鄙视，被轻视的富商阶层，变成了地主，而且抓政治权力。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制，而且人治传统的统治之下，他们必然要走上这条路子。比方说，有人在北京开饭馆，开绸缎店，或是做什么买卖，发了财，有了钱，就买地。因为那时候国家没有法制保护他们的权益，遇到权力者，遇到任何一个坏蛋，就可以把他们的铺子砸掉，就像西门庆砸蒋竹山的药铺一样。因此，他们有了钱，就不能安心只做商人，必定要买土地。土地最牢靠，抢不走、也烧不掉。所以，商人有了钱，必然成为地主。有了土地，没有政治势力卫护，农业也无法进行，水、路都会被人挖掉，粮食也可以被人搞走。因此，中国商人买了土地变成地主以后，为了保护财产，必须有权势，必须要做官。最初，总是投靠一个有政治权力的封建官僚；同时，又极力培养自己的子弟，读书考科举，走上仕途，做官当权。明清以后，尤其在清代，这种情况最普遍。秦汉之时也曾有“官商”，但其性质与此时不同。一个大官僚，他家里必定做生意，做买卖；也没有一个官不是地主的，官儿都是地主阶级。这由来已久，唐宋以前或以后的大官都是地主。他们被罢官或致仕以后，就回家当地主，生活不会发生问题。
到了明中叶以后，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人物。那些大官僚象刘瑾、严嵩、和坤等都拥有大量的商品，如胡椒、绸缎之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上所具有的特色，与欧洲各国的情况很不相同。欧洲的商品经济，商业资本主义，经过资金积累，就可以发展工业资本主义。中国是办不到的。中国在像西门庆这类人的市侩主义统治下，他们做生意，赚大钱；做官，挖民脂民膏。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真正统治权力就是掌握在西门庆这类市侩主义者手里。他们暗中明中做许多坏事，表面又做一些好事，标榜着封建伦理道德。这种现象在明清笔记里多有反映。一般所谓“旧家”人家，善良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样，对这种市侩主义分子深恶痛绝，对这种人非常敏感，提到他们就十分厌恶，总是嘲笑他们没文化，开当铺，放高利贷。称为“暴发户”。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直到辛亥革命以后，真正的统治权都是掌握在这种市侩主义者手里。各地的军阀没有一个不做大生意的。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宗昌，江苏的孙传芳，都做买卖，而且无恶不作。他们没有什么伦理观念、道义观念，只讲究实利，抓权，抓钱，从没想过替国家、替社会、替老百姓做一点好事情。从地方军阀到蒋介石都是这种人。慈禧太后也是个极大的市侩主义者，她卖国害民，什么坏事情都做得出来，把封建的一套规章制度、纲纪国法全都扔掉，目的就是要抓权，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割地赔款，屈辱苟安，搞得国是日非，民不聊生。
《红楼梦》里的贾政，是个正统的儒者。他不是市侩，贾母也是旧式的封建主。他们对新的生活现实没有办法应付，遇事招架不住。只有王熙凤才行。王熙凤正是个市侩主义者，什么孝道、贤德全都不讲，把丈夫也踩在脚底下，抓得紧紧的。丈夫另外搞女人，她就同他打闹；她自己在男女关系上却乱七八糟。这在《红楼梦》里写的比较含蓄隐晦，年轻人没有生活经验，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王熙凤的娘家是做外事和外贸工作的，王子腾、薛姨妈都是一丘之貉。
自有《红楼梦》，读者就有两派——拥林派，拥薛派，现在又多了一派——“两个第一”派。我不能算是拥林派，或反薛派。我是体会《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爱憎褒贬，书中怎样写的，想给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要叫我“拥”的话，我看两个年轻的姑娘都有些好处。她们都有值得称道和大可同情的地方。她们同是封建制度的牺牲者，即同在“薄命司”。就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也算是“两个第一”派。但我体会在曹雪芹的笔下，他在同情她们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爱憎褒贬倾向的。读《红楼梦》，要仔细体会那些情节和场面的具体描写。
《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这是我从当代小说作家郑万隆跟前学来的说法，他说他的作品采用过这样的手法。《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内容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进行思索。邢夫人和王熙凤、贾母和邢夫人、王夫人婆媳之间的矛盾非常之大，但书中并未正面明写出来。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本来贾府应该长子贾赦当家，邢夫人主持家政；可贾母不喜欢老大，便叫老二贾政当家，王夫人主持家政，大儿媳妇邢夫人靠边站。贾母有她的一套当家长的经验，也为了调和邢王之间的矛盾，也为了王熙凤有办事能力、讨她喜欢，她巧妙地把邢夫人的儿媳妇王熙凤（王夫人的内侄女）拉来跟王夫人一道管家。贾母以为这一手来得很漂亮，结果矛盾就更大。这在抄检大观园事件中集中强烈地反映出来。另外，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也非常之严重，但也是藏在“水”底下，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对看不惯林黛玉那样的人，要她配给贾宝玉，做儿媳妇，王夫人怎么也不能接受。因为林黛玉是贾母最心爱的外孙女儿，她不能直接骂，而是通过别的方面，把对林黛玉的厌恶痛恨表现出来。所以，读《红楼梦》，如果不深入进去，不把书中描写的许多相关情节场面联系起来，加以具体考察，是无法看到那些大量潜在内容的。
上面讲过，儒家正统派像贾政、贾母，在新的生活现实面前无法应付，无法招架，只有市侩主义者王熙凤才能维持局面。但王熙凤由于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搞得她身心交瘁，病倒了，病得很严重。由哪个来接班呢？接班人问题是贾府这个贵族家庭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就郑重提出来了。冷子兴提出两点：一个是经济危机，肆意挥霍摆阔，入不敷出，外面的架子没倒，内囊已经空虚；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这么一个大贵之家，后继无人，怎么不是非常之严重？长得像样一点，品格又合适的，只有一个贾宝玉。可贾宝玉坚决不肯走封建正统这条路。另一方面就是财政问题，也是极为严重的。这两方面严重的局势，最后迫使贾府的家长在贾宝玉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只能弃黛取钗。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形势决定的，也是贾宝玉爱情婚姻必然要成为悲剧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悲剧的根源在客观现实形势，而不是由于任何个人的原因，这是前八十回书中的描写宣示给我们的。
关于贾宝玉爱情婚姻问题，《红楼梦》确实写了“木石姻缘”跟“金玉良缘”的矛盾，写了双方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争夺。这是有非常深刻社会历史意义的。贾宝玉同林黛玉的关系代表的是一代人——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孩子们——的幸福问题。他们代表了一条路线：要求自由恋爱，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以取得自己未来的幸福，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条反映了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要求的路线。薛宝钗要的是宝二奶奶的宝座，走的是封建主义道路。她虽然很年轻，因为是生长在皇商家庭，所受的教育是讲实利的；她没有什么别的理想。她的诗尽管文辞不错，但内心也是讲实利的。所以，《红楼梦》确实表现了贾宝玉爱情婚姻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那末，这个爱情婚姻悲剧到底怎样产生的呢？《红楼梦》充分地描写广阔的社会环境，从而揭示出这个悲剧产生的深刻背景。
三十二回诉肺腑以后，宝黛的矛盾解决了，作者就不大再着重直接写宝黛间的关系了。但有关的情节场面的描写还是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我提两点：一是五十三、四回盛大的家宴，贾母命宝玉给众姐妹斟酒，各人先喝干杯之酒再另斟酒，独至黛玉却把一杯剩酒送至宝玉唇边，请宝玉喝了，此是一大失态，令贾母十分不悦；二是五十六回情辞试莽玉，无异把宝黛关系推到家长面前，而得到贾母的承认。这给宝钗一个最严重的打击，因此有“爱语慰痴颦”的一幕恶劣表演。
此外用大量的篇幅写环境，写环境里的斗争。这个环境里的斗争写得非常的深入、生动，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简要地讲，《红楼梦》三十二回以后对环境的描写，主要写了四个方面。
第一，写贾府的内部矛盾。以抄检大观园为主，揭示邢夫人同王夫人之间的深刻矛盾；其中又交织着两对婆媳之间的矛盾——贾母同王夫人、邢夫人同王熙凤的矛盾。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把王熙凤搞得焦头烂额，站不住脚了，身心交瘁，垮下来了，不得已把三小姐探春推出来理家。过去不论是一般百姓之家，或是上层贵族之家，没有姑娘当家理事的。探春理家，又弄来个薛宝钗协助她。这是谁的主意？当然是王夫人的，而非贾母的。内部矛盾的结果，是统治无人，男的都不行，只有女的出来治家理事。整部《红楼梦》一开始就是写女人当家。女人当家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一个最为严重的现象。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一个家庭女人当政，取代男人，那就意味着这个封建家族后继无人，已趋没落。所以，过去母鸡打鸣就要杀掉它。
充分写内部矛盾，提出谁当家的问题，谁来继续这个贵族之家的治理问题。这是贾府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第二，写对抗性矛盾。王熙凤无法治理家政，垮了台了。老太妃死了，家长都去皇陵守丧，家里就闹得一塌糊涂，不成体统，到处生事。十二个小女戏子联合起来打群架，围攻赵姨娘。平儿当家，一天不知发生多少案件，按下葫芦瓢起来——都造起反来了。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矛盾在贾府的反映。东南地区、运河沿岸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市民联合起来打群架，打太监。太监都是朝廷放下来进行搜刮的，市民们就对他们闹暴动。
第三，写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穷得难乎为继，把贾母的金银器皿都偷出来卖了，自鸣钟也卖了。自家里挥霍浪费，开销很大；宫廷里太监来敲诈，也得应付。
第四，写后继无人。这个环境里没有人能持家理事，哪个能接替王熙凤把这个贵族之家维持下去呢？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婚姻对象的选择问题，势必要提到贾府家长的议事日程上来。
在前八十回提出了关于荣国府这个贵族之家面临的形势或社会形势这四个问题。但曹雪芹没能写下去。所以，我们看前八十回，关于贾宝玉的爱情和婚姻问题没有结论。贾母一直没有肯定的表态，仍举棋未定。这说明两种势力——初步民主主义力量和封建主义力量——在僵持着，谁也没能压倒谁。
过去，在一个贵族家庭得宠的公子，倘若他真的爱上一个女子，非跟她结婚不可，换个别人，他就要用自杀或别的方法来进行要挟，家长也不是绝对不妥协，也有答应他的要求的。但是，贾府则不能允许——这是由贾府所面临的总体局势决定的。贾府家长如果允许贾宝玉同林黛玉结婚，环境提出来的那些问题，林黛玉一个也解决不了，只有薛宝钗才能恰当其任。就是说，客观形势要求封建势力必须选择薛宝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过去也有这种情况：一个大家公子爱上一个女的，非同她结婚不可；可家长不同意，施加压力，于是他不得不向家庭屈服。家长替你定的老婆你不满意，你尽可以用讨小老婆来补偿嘛，贾府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可是，贾宝玉却怎么也不能放弃林黛玉，因为贾宝玉同林黛玉的关系有一套共同的思想作基础。而这套思想是受以完全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为主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长期影响而培养起来的。贾宝玉的灵魂深处浸透了这个新兴社会力量的影响，他与这些人是分不开的。所以，贾宝玉挨了打以后，林黛玉劝他说：“你改了吧。”他说，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心甘情愿。这就是说，贾宝玉那套思想都是从她（他）们那里来的，她（他）们是贾宝玉思想性格的社会基础。所以，贾宝玉也绝对不可能向家庭——封建势力妥协。这就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中必然要出现的深刻的环境原因。
总之，我是说，《红楼梦》主要是写贾宝玉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两方面的悲剧：薛宝钗所遭的也是个悲剧。有人以为写爱情婚姻问题，没有多大意义，一定要说是写的四大家族的垮台。其实，爱情婚姻问题是社会的重要问题，婚姻制度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环节。《红楼梦》写的爱情婚姻问题，正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时代社会那种主要对抗势力的矛盾斗争。写四大家族败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书中明明只写了贾、薛两家，王家只写了王夫人等三位，主要的王子腾家根本未写到，他家有些什么人我们都不知道。史家呢，只有贾母和史湘云。史湘云家里情况我们完全不明白：她家境很不好，这个天真可爱的姑娘做针线很辛苦劳累，可贾母并未帮助她什么，说什么“一荣俱荣”的话，都对不上号。“护官符”的四句话，恐怕是过去的旧话，拿到当前来用，就不落实了。
很抱歉！我讲得哆嗦。虽然占了大家很多宝贵的时间，可许多问题还没有讲清楚。只能就此打住。谢谢。
（《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1辑）
本文为吴组缃先生1988年5月“在第六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共三次），现标题为编者所加，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