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竞技，是游戏，是艺术，是形下之器，又被赋予了形而上的“道”的意义，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文化传统，一切知识都要在“道”的面前检验其存在的合法性，以此证明自我价值。立象比德，技进乎道。当然，这“道”，既是儒家的仁德之“道”，道家的自然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和谐之“道”。在某种意义上，围棋成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一个标本、一种象征。 立象比德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首题为《围棋》的诗，说围棋“如同摆布星宿的游戏”“那是一种比最古老的文字还要古老的发明/棋盘就好像宇宙的图形/黑白交错的变幻/足以耗尽千秋生命”。 博尔赫斯没有来过中国，也不会下围棋，却不影响他关于中国、关于围棋的奇思妙想。文字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然而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与天地宇宙的对话。棋盘就是宇宙，黑白子如同阴阳两爻，可以演绎出大千世界的无穷变化。中国古人就把围棋称作“星阵”，宋代《棋经十三篇》谓“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白黑相半，以法阴阳”。围棋大师吴清源认为，围棋的起源应与八卦占卜有关。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是在棋盘上用白子和黑子来推测阴阳的变化。 当然，这用于“八卦占卜”的棋具，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围棋”。围棋是人类围绕生存空间争斗的一种游戏。战国史官撰写的《世本·作篇》谓“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东晋张华《博物志》进一步说明了发明围棋的动机：“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围棋由此被纳入儒家的伦理教化传统中。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与礼。“仁”是道德修养，“礼”是礼法规范。“艺”也被纳入这一体系中。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立志，以德、仁立身，以艺游心。孔子关于“艺”的观念，也影响到对博弈之类游戏之事的看法。《论语·阳货》中提到围棋：“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把围棋看作是物质生活满足之后的一种有益的休闲娱乐活动。 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也提到弈：“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儒家所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君子必备的六种技能。围棋虽然只是“小数”，毕竟也被纳入“艺”之中，有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儒家对围棋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贬抑围棋，所谓围棋“不仁”“失礼迷风”，玩物丧志；另一方面，“游心”之戏又是人的精神需要。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围棋与圣贤之道，与人的“成德成仁”联系在一起，使下棋这一“游戏”之事具有不同凡俗的意义。班固在《弈旨》中论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成，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班固将围棋与天文、阴阳、王政、仁德联系在一起，开启了“立象比德”的论棋传统，由此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棋论话语。形而下之“技”通于形而上之“道”，为围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技进乎道 如果说儒家为围棋提供了一套价值评判的尺度，道家则更多地与棋人的生命追求、棋艺境界相通。 围棋在魏晋时代取得很大的发展。魏晋时期人们追求人的自觉、精神的自觉，戏与艺由此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围棋也逐渐被精神化、审美化。这个时期，围棋出现了一系列的别称：手谈、坐隐、忘忧、烂柯。《世说新语》中说：“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以“手谈”代清谈，何以解忧，唯有下棋。所谓大隐隐于朝市，中隐隐于庭园，小隐隐于山林。在一方庭院之中，一局棋，一盏茶，即可保持心的清静。而“烂柯”出自南朝梁代任昉《述异记》：“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入山，见二童子下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觉饥，以所持斧置坐而观，局未终，童子指谓之曰：‘汝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 山中才一局，世上已百年。快乐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围棋就是给人带来无限精神快乐的一种游戏，棋成了人精神存在的一种方式。到唐代，棋正式成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 围棋是技，也是道。在老子那里，“道”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也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或法则。所谓“道者，万物之奥”。道以“无”的方式存在，不可见，不可说，但又游于天地万物中。道法自然，万物皆有“道”在其中。 儒家之道，多偏重于人事；道家之道，则更多地体现为天地自然之道。因而，儒家多强调“以艺载道”，“艺”是“道”的载体，是体现“道”、实现“道”的一种技术手段。道家则更注重把“道”看成是“艺”的本体、内容，“艺”是“道”的感性显现，最高的艺术境界便是道的境界。因而，技亦可进乎道，技、艺达到一定境界便是“道”。 以围棋而论，它是“技”，为了取胜，它有一套具体的法则、战术。而当棋到了一定的境界，它又与艺术境界、道的境界相通。所谓技进乎道，棋又不仅仅是胜负之物了。 施定庵《弈理指归》谈到弈者的几个等级：“毋论战守取舍，成竹在胸，举念触机，会心自远。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受八、九子者，即可得其步骤；而细玩熟思，渐至六、七以上，则得形；四、五以上，得意；二、三以上，渐至会神；一先以上，入室而无难矣。此彻上彻下之至理也。”得其步骤—得形—得意—会神，既代表弈者“品”的差异，又是棋艺由浅入精、技进乎道的过程。 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施定庵在《弈理指归》序中曾谈到自己“棋悟”的一段经历。一次施定庵与梁魏今同游岘山，梁指着山下蜿蜒曲折的泉水，对施说：“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仍未脱一先耳。”定庵由此得悟“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则棋之止于中正，犹琴之止于淡雅也”。棋艺大进，终成一代国手。 弈棋应如行云流水，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平淡自然，这是天地之境，也是审美之境。 和谐之道 小小黑白子，承载的是东方智慧。围棋的原生规则其实很简单，主要有三条：其一，一人走一手，轮流下子，先行者贴目，它遵循的是公平原则。其二，两眼活棋，棋以气生，气尽棋亡。它作为一种生命法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以气为本的生命观。其三，空多为胜，一切战术皆围绕吃子与围空来展开。人多为胜，正是原始时代生存法则的再现。 黑白子，纵横十九道格子，围棋形式要素被简化到极致，又包含着无穷丰富的变化。简单中的复杂，也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一大特点。正如中南大学教授孟泽在为《中国围棋思想史》作的序中所说：在漫长的传承演绎中，围棋深度参与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乃至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与精神。或者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载体，一个隐喻，一个出口。因此，关于围棋，言“道”言“技”，言“广大”言“精微”，都有足够多的材料和凭据，它曾经接纳过无数沉迷者的精力、智力和想象，慰藉、消化了他们的幽微心事、浩渺情怀和沧桑际遇。 天圆地方，人居其间。儒家的伦理之道，道家的天地自然之道，指向的都是一种和谐之道。儒家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了君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和”，所谓“贵和尚中”。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还多次提到“致中和”“过犹不及”“君子矜而不争”等。儒家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同理想”和“中庸之道”。“大同”是一种社会理想，“中庸”则是为人处世之道。如果说儒家更多的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意义上追求和谐，道家则致力于建构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道法自然，守雌守柔、虚静无为，流水不争先，正构成了道家的“和”之道。 然而围棋本来是一种“争”之道，它体现的是人类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的争斗，中国古人也曾把围棋当作“害、诈、争、伪”之物加以贬抑。那么，怎样才能协调“争”与“中”“和”的关系？中国传统常常把“争胜之物”纳入儒家“和”的体系中，一方面淡化棋的胜负一面，所谓“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另一方面，把围棋与天地人生之大道联系在一起，所谓“围奁象天，方局法地”，“局方而静，棋圆而动”,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阴阳，相生相合，宇宙万物由此化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宇宙和谐之道，也是围棋之道。 吴清源认为：“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和谐相依，方成棋局”，围棋看起来是交战双方在展开激烈的争斗，但棋如流水，当你委身于围棋的流势，行于当行，止与当止，交战双方心息相通，最终达到的又是一个和谐境界。 围棋是竞技，同时又被称作“手谈”，手谈即对话，它强调的是一种不需要语言文字的特殊话语活动。竞技的本质在于冲突与征服，话语的本质则是沟通与交流。对话性，决定了围棋是讲求平等竞争的一种智力游戏，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现代精神。对话，也使围棋具有一种宽容性。围棋自然是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的战争，但在“围地”的过程中，并不非要你死我活，不给对方留一点“余地”。所谓两眼即活，一盘棋终，常常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平共处的态势。和而不同，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现代社会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中需要提倡的。这就像现代企业的竞争，并不追求非要击垮对手，而是在平等竞争中，大家都有收益，当然，多得者为胜。“手谈”，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冲突中的和谐。对话乃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真正的对手既是敌人又是契友。真正的棋局，也是双方在不断的冲突中最终走向和谐。下棋如此，人生亦然。 平等竞争，和谐之道。围棋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围棋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如今，代表中国传统的围棋正日益走向世界，为世界不同肤色的人所认同、喜爱。世界共下一盘棋，围棋完全可以成为国际性的公共精神产品，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作者：何云波，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围棋思想史研究”负责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