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07-05 14:13 作者: 高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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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市攸县一场基督教葬礼上的腰鼓队。 资料图片
众所周知，任何宗教与其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总是存在着张力，只是张力程度的高低不同，否则宗教将不成其为宗教，但这种张力是会改变的。在《宗教的未来》一书中，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总结了有关张力变化的规律：一般而言，一个宗教在创立之初，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张力相对高，这样才能突出其独特性。但这种一开始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存在高张力的宗教组织，如果难以在社会中求得发展，在社会交往方面孤立无助，以至于会使其成员隔绝于外界，那么，这种张力就会降低。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张力与融合并存
如果我们承认宗教是一种文化或者是某种文化的精髓，那么，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文化的相互“渗”与“透”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过，许多事实揭示出这种渗透具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即主流文化或强势文化的元素更容易被外来文化或弱势文化接受。因此，这种渗透也就导致了外来宗教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张力的降低，从而使“宗教本土化”成为可能，而这种本土化最终又导致了原社会文化对相异者或外来者在整体上的接纳。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就是如此，从其传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它就与中国社会文化有着或大或小的张力。这种张力的产生，不仅源于基督教的信仰、教义与礼仪等，以及基督教明确的传教目的，也源于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社会接纳异质文化之机制的开放程度。当然，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在19世纪后期的大规模进入，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的。因此，对以儒家传统为根基的中国社会来说，长期以来，基督教不仅被视为“洋教”，而且还被打上了“文化侵略”的印迹。
因此，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对于基督教的排斥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然而，根据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律，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仍然存在着有限的接纳。基督教从进入中国到1949年之前，其发展虽然曲折，但最终站住了脚并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
尽管如此，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张力仍然是存在的。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甚至对抗，许多学者已从哲学、伦理学等理论层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而当我们关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在实践层面的相遇时，可以发现，这两种文化之间张力的呈现是具体且丰富多彩的。
农村葬礼中呈现的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张力与融合
所谓实践层面，主要是指宗教的仪式活动。当某种宗教的仪式活动成为某种文化结构的一种体现时，其影响会更为广泛。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宗教的某类仪式就是整个基层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农村，葬礼不仅是单个家庭的活动，更被看做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子甚至一个地方的重要活动，是许多地方文化结构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葬礼含有对祖先的敬拜，对逝者在来世生活的寄托，以及对生者的保佑等重要功能，所以它常常发挥着整合一个家庭、家族甚至一个村子的作用。在一个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或者多元宗教并存的小社会中，葬礼的举行往往是文化与宗教的交锋、交响时刻。
云南省红河县宝华乡一位不信基督教的91岁高龄的老太太去世后，其两个信仰基督教的儿子要给母亲采用基督教式的葬礼，3个不信仰基督教的女儿则主张采用传统葬仪为母亲安葬。于是，两场葬礼开始了PK，最终，在这个第一次举行基督教式葬礼的村子里，基督教会葬礼队输给了传统葬礼队（案例资料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孔德继“教会入席：社区互惠与民族认同中的基督教合法化——以滇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两则丧葬仪式为中心”一文。笔者获作者赠文，在此感谢）。基督教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呈现出了高度的张力。
事实上，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例如在贵州省青岩县，基督徒家庭的葬礼不请道士做道场，遭到了一些村民的反对，于是在送葬时，有些村民就不允许基督徒家庭的棺木经过自家门前的路，基督徒们只好抬着棺木绕道从田埂上走。
我们再来看一个呈现基督教葬礼和传统葬礼调和的案例（案例资料来源于王莹“新时代的‘礼仪之争’——对当代基督徒葬礼的考察”一文，见笔者与杨凤岗主编的《从书斋到田野》下卷）。河南Y县传统葬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成殓。死者五服之内的孝子、亲戚、朋友都会来参加这个仪式，其中“洗脸”、“通路”最为重要。所谓“洗脸”仪式，是由死者的女儿为死者擦洗七窍，其目的是让死者到阴间还能耳聪目明、嗅觉灵敏、能说会道，擦洗时要为死者“愿意”（即祷告）。如擦眼睛时会说：“爹（娘），我给你把眼擦亮点儿，阴间的路黑不好走，你可睁大眼看清路，别绊倒了。”“通路”是女儿用桃木梳子梳自己的头发，边梳边说：“爹（娘），我给你通路了，三条大路你走中间，可别走错路了！”这两个仪式完毕，才可以盖棺。
一位有一儿一女的老基督徒去世后，不信基督教的儿子和家里的亲戚坚持要给死者举行传统葬礼，而且要让信基督教的女儿来为死者“洗脸”、“ 通路”，否则就不盖棺。此时，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上升至最高点。最后，还是以信仰基督教的女儿的妥协告终。不过，逝者的女儿在履行传统仪式时，却偷偷换上了基督教的内容。她这样祷告：“感谢主，奉主的名说：爸爸，我给你通路了啊，你要走，走天堂路。我给你擦擦眼，你眼可看着天堂，眼朝天堂上看；洗洗鼻子，叫你闻闻耶稣的味儿……”
如前所述，葬礼在许多农村已经成为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基督教葬礼不磕头、不烧纸、不哭灵、不吹不唱等行为，使非基督徒对其评价从不热闹、没意思的就事论事，到不孝顺、藐视祖先，进而再上升到违反中国传统文化，使处于高张力之中的基督教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基督教要想适应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有所发展，“有意识的”本土化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河南Y县基督教葬礼的改革有效地体现了这种“有意识的”本土化，即有意识地妥协与坚持。基督教徒坚持的是不上供、不烧纸、不磕头，以摆放鲜花、静默3分钟取而代之，并且坚持祈祷、唱诗与布道。他们有所妥协及改革的是，仿造传统寿衣，并把帽子、盖棺布由红色改为白色，在其上绣红色十字架。随着教会经济状况的改善，有的地方在葬礼中组织了大鼓队、腰鼓队，有的地方甚至按照军乐团的乐器和服装配置乐队，替代了传统的唢呐、鼓、钹、锣。这种妥协与改革表现了基督教接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以调整自身，达到了降低张力、传播自身的效果。
城市基督徒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基督教与其周围文化环境的关系，在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是不同的。就葬礼而言，在城市，追悼会完全取代了传统的葬礼仪式，基督教团体只在小范围内为逝者举行追思会，其影响几乎只在教会内部。那么，对于城市基督徒个体而言，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有张力呢？
笔者对北京市的基督徒进行了一个调查。从调查来看，信徒在接受基督教时，大多数没有考虑过基督教的观念（如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等）与传统文化是否相融这类问题，也就是说这些观念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困惑，或者说他们从来没有从张力的角度去思考过这些问题。但是，当问及他们对祭祖、上坟、烧纸、磕头等一些具体的中国传统习俗的态度时，他们则表达了不图的看法。
大致说来，对于中国传统习俗，城市基督徒持有3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完全反对这些习俗，认为它们违反了基督教信仰，因而绝不参与类似的活动，持这一态度的人居多数。第二种态度是虽然自己反对这些习俗，在行动上不再遵从，但因为考虑到其他各种因素，所以对家人或他人的做法抱一种宽容之心。第三种态度就是要么改变形式参与这些活动，要么认为只要自己内心没有认同这些习俗，它们就只是形式而已，参与也无所谓。
为了掌握更普遍的现象，笔者又发放了问卷，提出“你认为基督徒可以参与烧纸钱、磕头、祭祖等传统的习俗活动吗？”回答此问题的有效样本数为555个，其中，认为“可以”的基督徒占3.1%，认为“不可以”的基督徒占83.4%，选择“视情况而定”的基督徒占13.5%。这个结果与笔者访谈的结果相一致。
这一调查说明，在对待中国传统习俗上，大多数城市基督徒都感受到了自己的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张力，但是他们基本都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放弃传统文化中与其信仰不符的内容。
本土化：异质文化获取被接纳的必然倾向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张力总是存在的，且存在于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常态，基督徒个体常常能体会到这种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是不同文化相遇的必然结果，但张力存在并不意味着只有冲突而没有融合。当张力降低时，就会出现融合的可能性。
最近，某些学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今天的农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家无壮男甚至家无男人的情况，大家族正在逐步解体，许多传统的价值观正在逐渐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基督教会适当地吸取传统文化的元素，组织信徒实践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其文化合法性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然而，由于不同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象征体系，其本质是不可能与相异者融合的。那么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否就只能是在形式上呢？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层面的相遇证明，在现代社会，不同文化是以一种并列关系存在的，当本质的差异不可能整合时，形式上的差异却可以通过交流、调整甚至妥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产生某种新的东西。差异的降低即是张力的降低，因此，哪怕只是形式上的融合，也是有意义的。
本土化可以说是任何一种异质文化获取被接纳的必然倾向，基督教在中国，乃至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基督教本土化的过程。在本土化过程中，在不改变本质的前提下，中国的基督教必然会带有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这种吸取了本土文化元素的宗教，才更能适应本土的需要，才能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
只要基督教在中国继续传播，它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就不可避免。而二者在实践层面的相遇中所反映出来的差异和张力，以及这二者的变化，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与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