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祖鲲 文章来源：麦种
中国教会在过去六十年来，曾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目前则将进入关键性的第三次转型。自1949-1978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国教会经过了火的洗礼，原有的宗派及教会都被打散，转为家庭型态的聚会点，又经过十年文革的摧残。但是中国教会却在风雨飘摇中被炼净，也扎下稳固的根基。1979-2008的第二个三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调，中国教会经历了爆炸性的成长。但是量的暴增，也带来质的降低，因此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异端邪说的问题层出不穷。
未来在奥运结束后，中国社会都市化的形势会持续，教育水平会快速提升，国外影响力也会更明显。在面对这些内外环境的变化时，中国教会未来必然需要“模式转移”（Paradigm Shift），才足以应付这些挑战与压力。但是中国教会转型的方向为何？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依我个人这些年对中国教会的观察，并参考海外华人及西方教会有关此问题之研究，我愿意提出些个人的浅见，藉此来抛砖引玉。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教会的模式转移，基本上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那就是：治理体制化、牧养小组化、教导系统化、福音处境化。
治理体制化
据我的观察，目前国内家庭教会的治理，基本上仍停留在圣经中初期教会的“雏型”阶段，也就是说大多数堂会还没有正式按立的执事、长老及传道人。而在事工的配搭与分工上，也多半是采取松散的、非正规的组织体系来运作。这对教会未来的成长，将造成瓶颈与困扰，也限制了教会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教会治理的关键乃是教会领袖的选立问题。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例子来看，最早期的型态，是以十二使徒为首的领导团队。但是随着信徒人数的暴增，在教会的关怀上，就出现了破口，这才有《使徒行传》第六章七位执事的设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位执事的名字全部是希腊人的名字，可见他们都是生长于侨居地的年轻领袖们。所以教会增长到一个程度，就必须建立更完善的“体制”，才能更有效率、更全面地治理教会。
此外，《使徒行传》也记载，保罗每到一处宣教，离开之前往往会按立长老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也按立了提摩太、提多等年轻的传道人作为接班人。这对他宣教事工的传承，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面对假先知、假教师的攻击与挑战时，要巩固教会领袖的属灵权柄，公开按立的程序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今中国教会文革时代以来的属灵前辈已经不多了，他们以经过火的试炼之见证，树立了威望。但是在老一代逐渐凋零的情势下，属灵领袖的传承，是极为重要的。目前中国各地教会领袖多以“同工”为名，教会事工也是以“同工会”的名义来运作。这种方式虽然行之有年，但是在面对如“东方闪电”等异端团体的渗透与分化，就看出这种松散的、非正规的组织体系的漏洞。因此应当趁着这些属灵前辈还在世时，正式按立长老、执事，使教会的属灵权柄得以明确地传承下去。
所以中国教会“体制化”（Institutionize）是迟早必须走的路，也是圣经明确的教导。过去三十多年来，教会在松散的组织下还能运作，并不代表这就是理想的组织架构，更不表示这是合乎圣经的模式。如今中国教会已经走过了初期的过渡阶段，成长到一个地步，需要按照圣经的方式，以更透明、更有公信力的途径来选立传道人及长老、执事，并以“长执会”的方式来治理教会。
当然，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讨论。第一是传道人要不要被按立为“牧师”的问题。其实“牧师”就是圣经中的“牧人”之意，也是合乎圣经的职称。若教会同意“牧师”的职称，则传道人采取国际公认的“牧师”名义最为妥当。而“长老”一职，多数海外教会是指带职事奉的平信徒领袖（lay leader）。但是不同的教会传统，对这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立场与见解。若教会对“牧师”这个职称有所保留，也可以采取吴勇长老创立的台北地方教会的做法，即他们在大部分堂会都设立专职并且支薪的“当家长老”来负责。这些“当家长老”其实就等于是牧师。
其次的问题，就是聚会点的负责同工或传道人该不该支薪的问题。我在海外遇见许多国内来的神学生，都反应这个问题是他们踏上全职事奉的最大障碍。我认为教会既然迈向体制化，供应传道人的生活需用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提醒我们：“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加拉太书6：6）。至于传道人的薪俸应该有多少，也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据我了解，国内教会对传道人的资助往往过分偏低。合理的标准，我建议可以参考当地中学老师的薪资，因为老师的工作性质最接近传道人的事奉。
温州教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的传道同工都是自力更生，多少都兼一些副业。但是我认为长此以往，这将成为温州教会发展的瓶颈。你认为一位蒙召又受过正统神学训练的传道人，应该还兼差做生意、去上班吗？这符合“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属灵原则吗？我认为中国教会必须走出这个框框，否则很难培育下一代优秀的属灵领袖。
第三，按立长执的程序问题。教会里年龄七十岁以上的属灵长辈，原则上不必再担任管理日常事务的“长老”职，而退居属灵的“咨询顾问”角色。而在尚未设立长老的教会，我建议由这些年高德劭的属灵长辈先按立一批长老。然后每个“片区”，可以由众教会推选出来的十几位长老及传道人代表，组成一个“长老团”，作为教会的主要决策机构。接下来由这个长老团提名各堂会的“执事”候选人，并经由各聚会点信徒或主要同工们投票予以认可，这是海外众教会的正规做法。理想的情况是，每个百人以上的聚会点，都应该有自己堂会的几位执事。超过两、三百人的聚会点，甚至应该还有长老。人数少的聚会点，每三、五个聚会点可以组成一个事奉团队，其中包含长老和执事。每个堂会对教会的财务、讲台事奉的安排及同工的人事权，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这是圣经的原则。
第四，关于教会长老与执事的分工问题。一般而言，执事偏重于担任行政和事务性的工作，长老偏重于教导及牧养的事工。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恩赐及事奉的角色。当然有些执事若有教导恩赐，也可能会参与教会教导的事工。此外在属灵成熟度上，长老应该高于执事。在执事方面，负责财务的执事格外重要，因为财务必须公开而且透明，否则会给魔鬼留地步（这是国内教会行政方面较弱的一环，也常为人所诟病）。
牧养小组化
当教会人数迅速增长时，若牧养和关怀跟不上，就会产生挂一漏万的状况，以至于流失率很高。这是目前中国教会的通病，特别是都市中的教会。据我的了解，国内教会的关怀工作多半还是以传统的方式，依靠传道同工去个别探访。这对于一百人以下的聚会点还行得通，超过百人以上的堂会还用这种“单线牧养”的方式，传道人就会疲于奔命。换句话说，牧人会变成像赶羊的“牧羊犬”了。
面对成长迅速的城市教会，比较有效的牧养方式，是以小组来编织成一个“关怀网”，协助传道人做牧养工作。但是这种以牧养为导向的小组，与灵恩派所提倡的“小组教会”截然不同。“小组教会”是以传福音为导向的，所以鼓励小组迅速增殖分裂；牧养导向的小组为了建立组员间的关系与信赖感，因此不鼓励成员变动太快。所以两者做法完全不同，夸张一点的说法是：“东离西有多远，‘小组教会’与以小组来牧养的教会相差就有多远。”
在教会历史上，最成功的小组牧养模式，就是十八世纪韦斯利（编注：韦斯利又译为卫斯理·约翰，是循道公会的创办人）创立的“班”（Class）。由于受韦斯利感召而信主的人，大多出身于贫下农阶级的文盲，原本生活放荡无忌。因此韦斯利成立了许多十几个人左右的“班”，班长要定期考核班员的属灵状况，包括生活方面（如酗酒、打架、说粗话等）及灵性方面（如读经、祷告等）。他也为了帮助他们能读圣经，就推动以识字为主的“主日学”。这些都为当年的福音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十八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巨变阶段，与今天中国的情势相仿，因此特别值得我们效法。
至于近代比较成功的小组牧养模式，还有韩国赵镛基的中央纯福音教会。他在所写的《爱网重重》一书中，介绍了他成功的秘诀。其实赵牧师自己承认，他牧会以来，个人从来不探访信徒。但是他却重用成千上万以姊妹为主的小组长，殷勤地替他探访、关怀信徒，使他的教会蒸蒸日上。
在国内实施小组牧养的时候，还有几件需要注意的事。首先，作为教会骨干的“社会青年团契”可能需要拆开重组。以海外华人教会的经验来说，将十七、八岁的未婚年轻人，与五十几岁的中年家庭放在一起组成团契，牧养效果不会太好。因为不但人数太多，而且年龄、兴趣与需要差距太大。海外华人教会的“社青团契”成员，通常都是指未婚的就业青年。而已婚（特别是已经生孩子）的夫妇，则另外组成“夫妇团契”或家庭小组。所以“社青团契”需要作一个适当的切割。
其次，已婚的夫妇应该按照小组牧养的模式，将5到8个家庭组成家庭小组。编组方式要考虑居住的地区，以及孩子年龄大小。因为如果住得近，孩子年龄相仿可以玩在一起，小组的向心力就会强，出席率也会比较稳定。小组聚会内容可以包括三部分：过去一周的生活见证分享、主日信息响应与讨论以及彼此代祷。这是许多推动小组牧养的华人及西方教会常用的方式，效果很好。
家庭小组的负责同工主要的责任不在于教导，而是牧养与关怀。因此需要找到有这方面恩赐的人。如果在关怀时碰到比较困难的个案，觉得力不能胜，小组长就要呈报上级负责的长执或传道人来处理。
我自己曾牧养一间五、六百人的教会，曾有几年的时间我连一个能操华语的助理牧师都没有。但是借着三十几个家庭小组及团契来关怀大多数的信徒，我和师母则偏重辅导较棘手的个案，教会在七年内仍然可以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所以这种分层负责的牧养模式，适合牧养比较大的教会。同时，牧者也可以针对有特别需要的信徒，有时间提供更有深度、长期的服事。
为了达到小组牧养的效果，每个堂会的目标应该是：教会信徒有80%以上的人参加小组或团契。若是信徒参与率未达到一半，则教会肯定会有许多漏网之鱼。此外，每个聚会点都应该有专任的关怀同工（可以是长老、执事或传道人）来负责协调、调度与训练。据我所知，目前温州教会各片区传道人系轮流讲道，但许多聚会点却没有指定专人负责牧养。这可能会造成破口，需要改弦易辙，使牧养工作做得更扎实。
教导系统化
中国教会信徒一般而言，量多而质低，这是普遍的共识。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真理的教导这一个环节很弱。有鉴于此，国内各种神学培训班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被建立起来。然而其程度参差不齐，又引发另外一些问题。有关对传道人的神学培训问题，在此我姑且不谈，本文想谈一谈对一般信徒的教导事工。
教导事工的“系统化”，其实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主日信息的系统化，另一方面是成人主日学的问题。
海内外华人教会的主日讲台，迄今基本上还是以主题式信息为主，因此信徒对真理的了解，往往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容易让异端钻漏洞。而防治异端之道，唯有让信徒对真理有一个系统性、全面性的认识，才能使异端邪说无缝可钻。要达到这个目的，逐卷、逐章式的解经讲道，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一百年前英国著名的传道人司布真就以系统性解经讲道闻名。有人曾说：“一个信徒只要在司布真的教会聚会十年，都会成为一个小神学家。”可见他的教导何等扎实。今日美国福音派的教会，也多半采取这种讲道的方式。我个人在过去十多年的牧会生涯里，也坚持以此方式讲了三、四十卷新旧约圣经。
但是要能逐卷逐章地解经讲道，一方面传道人要加强解经讲道的训练，也需要各种的辅助材料。幸而目前磁带、光盘，及网络上所提供的补助材料，多少会有帮助。另一方面，讲台的安排也需要调整。温州教会的讲台一向采取轮流的方式，这种方式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对于信息的连贯性，却是一大障碍。
我个人的建议是将所有站讲台的传道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牧养为主的，及另一类以巡回讲道为主的。以牧养为主的传道人，可分配到各聚会点，作为“驻堂传道人”。“驻堂传道人”的恩赐及负担是牧养和关怀，事奉方面以自己的聚会点为主，每个月在自己教会至少讲两次道，不再经常外出讲道。另外两次则由巡回传道人负责。至于以巡回讲道为主的传道人，则每个月排三次以上在不同的聚会点讲道，但是不参与牧养。为了主日信息能有连贯性，可以定规某几个月众教会都讲某卷书，每个不同的讲员，都要按次序讲，这样信息就可以衔接起来。
除了主日讲台之外，成人主日学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教导途径。温州教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多数信徒在主日会从早到晚忠心地待在教会里，他们常常会一整天参加崇拜。但是温州教会似乎没有“成人主日学”的课程1，这是可以略加修改的，也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在主日崇拜后，再参加一堂主日学。
海外的华人教会，大多数都有琳琅满目的课程是为成年人预备的。一个教会的属灵素质如何，可以从他们主日学的课程，以及参加人数的多寡略知一二。美国的美南浸信会之所以能在过去四、五十年来，当其它教会人数日渐减少的情况下，却能逆势成长，就是因为他们有极为完善健全的成人主日学。这一点是值得中国教会学习的。
成人主日学要像学校一样，提供多种不同程度的课程，让信徒来选择。这些主日学的课程，可以和以圣经为主的主日讲台信息相辅相成，帮助信徒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全备。我自己牧养的教会之主日学课程，分为四个程度：
1) 慕道级：慕道班、基要信仰、受洗班等；
2) 初信级：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灵修生活等；
3) 一般级：圣经专卷、生活系列（婚姻、儿女管教）、宣教系列、神学系列等；
4) 进深级：启示录、护教学、基督教伦理学、释经学等。
主日学课程通常以12到14周为一个学期，每年分为三个学期。中间可以穿插一些特别节目（如圣诞节、复活节、母亲节等），或三、四周的专题。为了提升信徒对真理的认识，要鼓励信徒有终身学习的观念。我自己牧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信徒经常参加主日学的学习。
福音处境化
在中国教会中，温州教会无论在本地的福音工作，还是外地的宣教工作，都算是最有创意，也最有成效的，值得众教会来学习。然而为了更上一层楼，容许我提出一些建议作为参考。
宣教学上所谓的“福音处境化”，不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还包括福音要能响应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情势。因此，除了超越文化的宣教事工需要另行专文讨论外，在中国现有的处境上，教会需要响应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民工问题、工业化造成的农村空洞化问题，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国文化更新等三大问题。这些都是重要的大问题，不容易三言两语说清楚，我只能点到为止地提供一些管见。
第一，在民工问题方面，温州教会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也有些果效。现在需要加强的，乃是由个人的关怀推进到更深远的事工。其中民工的职业训练，及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可能是教会可以着手的两个重点。在这方面，英国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韦斯利的循理会福音运动，以及“救世军”的慈善救济运动，都有值得借镜的经验。我们需要鉴古知今，作一些深入地研究。
第二，有关农村的问题，则可以从教会及社会两方面来看。在农村教会方面，由于青少壮人力的外流，农村教会只剩下老弱残兵岌岌可危。因应之道，我认为只有以“认领”的方式，将城乡教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每个城市教会可以个别认领一个乡村教会，以定点、定期的方式，让青年人下乡，去教农村的儿童学业及圣经；让成年人去探访、去领聚会。长此以往，将对农村教会有极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要减少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外移所造成的问题，釜底抽薪之计只有设法将工厂开设在农村。以台湾的经验来说，七十年代许多工厂纷纷开设在台北、高雄等大都市，形成许多所谓“加工区”。但到了九十年代，因为地价高涨，人工成本增加，工厂又纷纷回到乡村。我预测一、二十年后的中国也会如此。因此我鼓励温州有先见之明的基督徒企业家，能尽早到农村购地、建厂，不仅可以减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帮农村留住人才，更可以减低都市人口过份集中的种种弊端。
第三，关于如何以基督信仰来更新中国文化的问题，一向是我个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教会信徒大多数在农村，因此教育水平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国教会信徒虽然大量增加，却未能在中国社会看见明显的影响。这与港台及北美的华人教会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识水平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然而自从八十年代中国学生出国的热潮开始后，情形就有很大的改变，很多海外学人归主。现在由于“海归”的学人大量增加，也使国内知识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显著地提高。但是知识分子中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并不代表基督教信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有等比例的增加。
二十世纪初，由于“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的路线之争，中国福音派教会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国教会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现在是我们重新检讨这个策略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确信福音能转化文化，中国教会就应该鼓励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众传媒来传递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并以生活及职场的见证，来凸显我们与世俗迥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透过这些途径，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社会，进而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
结论
自马礼逊来华传教，迄今已经有两百年了。在中国，无论是基督徒的人数和比例，或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目前都处于空前的最佳状态。因此，如何使中国教会能在神州大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将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的挑战。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掌握时机，开创未来，迎接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