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第11期）一个乡村的宗教现实
虚空、渴慕的心灵与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迫使宗教信仰走入地下，大陆宗教中的邪教异端恐怕仍难断绝。让异端和所有正统的主流宗教进行良性、健康互动，大陆农村宗教信仰的生态才可逐步得以改变。
文／记者 刘志明 邓飞(发自河南 北京)
3月的凌楼村，麦田新绿。村子1700多人。村长张道生告诉《凤凰周刊》，在村中，目前10户人家有六七户信教。而在徐文库老家所在的徐营组，这种比例更高，除个别人家外，几乎家家户户在信教。
当地村民信奉着多种教会，其中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周末，村民们集中在散落各地的小教堂里或者信徒的家庭里聚会做礼拜、唱赞美诗、做祷告。一些信教年数较久的人对圣经做讲解，他们被称为“传道人”。
村民介绍说，在当地和徐家一样信教最早的是与徐营组一里之遥的邓玉村谢长凤家。
63岁的谢长凤从小就开始信仰基督教，他告诉记者，谢家信教是从他奶奶开始的，也是因为老人家有病，治不好，于是入了教会，全家人也都跟着入会。在谢信教之初，信众还非常少，“一千个人中间有一两个”，当时附近的东坪村有所教堂，并且设有长老与牧师，“文革”开始后，教堂被迫关闭，像徐文库一样，谢长凤的父亲谢振乾还因此遭遇牵连。
谢回忆说，父亲被人吊在树上打，双手的骨头都被绳子勒得显现出来。因为信教，谢振乾不但被划为“五类分子”，而且按40％的比例被扣七年工分。直到80年代初，宗教活动逐渐复苏，谢家又重新人教。
谢振乾今年84岁，双目失明，脑子混沌，但仍能唱赞美诗，老人育有七子，子又育孙，目前全家30多口人，全都人了教会。老人说，信教的人能够做到宽厚处世，幸福康乐。
凌楼村附近教堂非常之多，除邓玉村教堂之外，小店乡范围内还有8所教堂。凌楼村徐营组村民焦春才是邓玉村教会的“二把手”，每到周末，他便会去教堂讲道，是村里公认的最虔诚的基督徒之一，对于信仰基督教，他经历了一个“信——不信——再信”的曲折过程。
焦春才向记者介绍，在清朝末年，美国人就曾在南阳建有基督教堂。焦母患有乳腺癌，治病无钱，于是转投信教，后来病症居然好了，直至97岁时无疾而终，于是全家跟着信教。
曾做过一段乡村干部的焦春才性情耿直，他对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曾多次向上级写举报信，南召县公安局某局长曾因此被查处。焦春才告诉《凤凰周刊》，正是因为这些事情，他得罪乡里权贵，以致于他多年担任民调干部的工资计万余元一直被扣着不予发放。焦春才去找相关部门，无人理会，因此心情郁郁，便在退出教会之后又重新人了教。
“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信教可以让人心灵平静。”焦春才说。
一些信徒告诉《凤凰周刊》，乡村的教会如得知信徒家里有困难，就专门派人上门表示关心，甚至一些信徒被组织过来帮助做农活，“虽然不像是政府部门那样送面送被，但他们是真诚的”。此外，乡村里的男女青年多在外打工，留守者多为幼小，生活单调，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去教堂里聚在一起可以唱歌、做祷告，是难得的一种集体活动，很多人由此认为信教让人感觉温暖而不孤独。
乡村里的信徒们知道城里有规模庞大的教堂，那是政府许可的“三自教会”，“但他们还来不及进入村庄，他们事情太多，人手太少”，所以，村民信奉某种教派几乎是自发的，一直以来的一个规律是，“哪个教派在治病方面比较有名气，那么它将得到较多的信奉者——大多数农民看不起病，他们总是试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对付病患。”
“公安抓了哪个教的，那我们就不会去信它了”。村民张春富说，他们由此可以判断哪些教派是政府允许的，哪些是政府不允许的。但他又抱怨，乡村不断有新的教会出现，公安民警也不可能总是出现在村庄，很多时候，他和他的邻居们面对一些游说者心生迷茫。张也就坚定选择了去教堂，他相信中国乡村一句俗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有个固定场所的教派应该更好一些”。
当地政府对乡镇村民信教几乎没有干预。村民们如果在当地教堂里集会做礼拜，他们将不会被打扰和盘问。张道生说，教堂里写着戒条，告诫信徒们要信奉神、要孝顺父母、不能奸淫偷盗、不能做伤害其他人的事情，所以信教的人往往比其他人要好脾气和好相处。
一名当地的知情者说，当地除了去简陋教堂做礼拜的，还有在家庭里秘密信奉的。事实上，当地警方对这些没有进入他们掌控范围的教会控制严密。很多县的国安大队都设有“反邪教大队”，专门打击被中国公安部定性的“邪教”。
徐显然没有在他的家乡拓展教会，所以在当地寂寂无名，几乎无人知晓。不过，与徐领导的教会发生重大冲突的“东方闪电派”却有着较大的知名度。张道生相信，像“东方闪电派”这些不被政府认可的教派还存在当地乡村，只是他们的活动更加隐秘。
《凤凰周刊》注意到，中国反邪教专职机关在反对邪教异端的一些新的工作思路。基层党政组织被要求建立防范邪教工作机制，高度认识防范处理邪教工作的重要性，并把这项工作纳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来抓。
大陆官方认为，邪教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威胁极大。渗透进入少数农村地区的邪教正在危害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侵蚀基层政权，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作为一村之长的张道生也感觉到乡镇对待村民信教的一些变化。他接触的一些资料说地方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迅速行动起来，按照进村、入村、面对面的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反邪教教育活动”。
乡镇的干部曾通知张和他负责的村民委员会要教育村民“不听邪教的宣传，不相信邪教的鬼话，更不要帮着邪教去传播”，并鼓励村民发现邪教在骗人、非法聚会、搞破坏活动时，要赶紧向村委会干部和公安机关报告。
对于官方坚决遏制邪教异端活跃乡村的举动，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康晓光提醒说，邪教是在被政府抛弃的人当中兴旺发达的，邪教提供了政府没有提供的社会服务，让人们有一种归属感。
2004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暴力败坏了宗教对中国穷人的慰藉》文章，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异常缓慢，占中国总人口2／3的农民仍然过着贫困落后的生活，城里人可以享受的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也没有进入农村。该报认为，“三班仆人派”和“东方闪电派”暴力争夺信徒暴露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宗教政策差异以及政府对农民的整体忽视——卫生、教育、就业和宗教信仰导致的风险。
中国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宗教研究人士说，空虚、渴慕的心灵与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迫使宗教信仰走入地下，构成了麦子与稗子一齐茂盛滋长的特异土壤。由于缺乏多元资讯的流通和与正统信仰相互参照的管道，大陆宗教中的邪教异端恐怕仍难断绝。因此他呼吁政府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开放较多空间，让异端和所有正统的主流宗教进行良性、健康互动，所有异端也就消失于自然，化解于无形，大陆农村宗教信仰的生态才可逐步得以改变。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刘志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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