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亚峰
一、异象
中国教会在奥运会之后，处于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战略性的转折点上。从1889到1919的30年之一变，从1919到1949，从1949到1978，从1979到 2008都是30年。从各个方面来讲，中国教会在09年都处于新的转折点上。从前几次的转折来看，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即社会危机和中国基督教的复兴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1919年的转折是五四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政治运动是西化思潮的兴起。西化思潮、科学、民主的口号背后隐藏着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崇拜，进而到后来拥抱左翼的思潮，一直到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这二、三十年的非基运动和1919年的科学与民主是紧密关联的。那个30年，中国基督教不仅仅没有发展，反而逐渐被边缘化。来华的美国基督教的青年会宣教士亲眼目睹了两种思潮都是来自国外的，即一个来自苏联，一个来自美国。基督教的青年会在中国一步一步地被边缘化，直到1949年全部撤出中国大陆；另外一个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潮，经过30年，到1949年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为什么共产党在中国会成功呢？外国宣教士注意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对当时主要的思潮都做了回应，如当时弥漫的”左翼”思潮。为什么会流行”左翼”呢？因为当时中国有几大问题，孙中山先生概括说有三大问题，即民族、民权、民生，这在中国被转换成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左派的乌有之乡的站长说：”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句话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对共产主义的表述本来应该是国际主义的，而在中国却变成了民族主义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是民族主义；其次左翼思潮本身所固有的平等主义倾向使得它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民生问题上做了很重要的回应；第三个问题是，共产主义本来和民权是直接对立的，但共产主义在其策略上甚至可以放弃一些原则。在1939年至1947年的《新华日报》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共的言论正好和今天的言论是相反的。当时鼓吹军队国家化，反对专制，要求开放党禁，要求自由选举，鼓吹美国是自由的灯塔等等。很难让我们置信这些是出自延安的《新华日报》。它对民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也做了一个调整，这体现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上。在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继承，这种批判和继承的观点体现在民权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以及中国传统和传承这些方面。共产党和基督教青年会相比，做得更加高超。我们发现，那30年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边缘化的30年。直到最后许多宣教士被迫撤出中国大陆。而共产主义思潮作为一个外来思潮在中国大获全胜。
从1949到1979，中国社会也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30年，也是中国教会受上帝熬炼的30年。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是一个重要的调整。犹太基督教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二十比八十。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分析的话，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里面，所谓改革范式的确定期，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发生在1978年到1984年这6年的时间里。
我讲这个的意义在于引出今天的主题，即”异象、圣局与战略”。张义南弟兄也提到，从08年开始是一个新的30年。这个说法和中央党校一位教授的说法不谋而合。这位教授认为，中国从1949至1978的30年是政治主题；1979到2008是经济主题；2009至2038 是社会主题。那什么是社会建设呢？在社会学界有句话说，没有基督教社会是不可能的。严格来讲，社会建设就是基督教的发展。虽然中国的学者提出这个词，但没有弄清楚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社会的建设就是因为基督教会，没有别的原因。作为中共意识形态核心阵地的中央党校的教授从外部的观察中，提出和张弟兄同样的具有洞察力的看见。
目前改革范式的核心是什么呢？从1978到1984的6年里，让我们看到改革30年的核心是经济的改革开放和政治的威权。在改革30年中，经济确实不断地放开，乡村的承包责任制完全的成熟，城市的改革在1984年开始启动。另外，1979年镇压民主墙运动，1980年打压北京大学生选举；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1984年阅兵。可见，到1984年的时候，经济的改革开放和政治的威权模式基本完全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而言，2008年奥运之后到2014年的六年，是中国社会探索新的30年道路的范式形成的时期，是未来30年核心范式基本确定的时期。因此，对教会而言，既然未来30年是所谓的社会建设，用张弟兄的观点来说，是以福音为中心的30年，那么，未来30年的基本格局的结构是什么呢？毛泽东时代有两个基本结构，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另一个是文化上的独裁和专断。从1949到1979的30年也符合这个原则。从1949到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形成的时候，毛泽东统治的30年的格局基本上已经确立，即政治的专制，如”三反”、”五反”等；文化的独裁，如反胡风和梁漱溟的斗争等等，后来所谓的反右、文革不过是前面6年政治专制和文化独裁的延伸而已。因此，我们注意到，这个思维方法是非常有用处的，前面6年基本上确立30年的基本格局。
1988年韩国教会开始的6年大复兴，让我们看到中国2008年奥运之后的6年大复兴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其既符合圣灵的感动，也符合历史的逻辑。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异象的主题。那么，在这6年当中，我们可以确立什么样的结构呢？从1919年以来，理解整个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的奥秘，主要是两个关系，一是政治，二是文化。如果理解了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那么基本上把握了核心的结构。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共产主义不仅是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更是一场文化革命，在毛泽东时期也是政治和文化。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问，如何解释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呢？过去30年的基本特征是文化上的荒芜。因此，我们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环境的污染、道德的沦丧、官员的腐败、两极分化四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中，道德的沦丧、官员的腐败和文化都有关系。因此说，过去的30年基本上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理解中国未来的30年大变局，应该说，中国这样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社会建设的很大的核心在于理解中国文化、文化社会和政治法律的关系。
在2008年底中国的政教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突破是中国家庭教会高度的政治成熟，没有反奥运、没有抵制奥运，顾全大局，同时又持守信仰。从1978年到2008年，我们看到中国教会在2008年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面对2008年中国社会的两件大事，即五月份的地震和奥运，中国教会交出了两份非常好的答卷。五月份的地震，据民政部的统计，100万的志愿者中有63万是基督徒；社会捐款1000亿人民币中，基督徒占115亿。中国教会在四川地震当中兴起，正如青年哲学家夏可君先生说，在四川大地震当中崛起了一种新的力量。所谓的志愿者元年实际上是基督徒志愿者元年。在奥运问题上，中国教会没有走两个极端，既没有被政治化，没有像那些极端势力一样抵制奥运。同时，在08年为了社会稳定，政府也有一些打压，乃至要求教会停止聚会。而中国家庭教会在此打压过程中没有后退，坚持持守了圣经的信仰。中国教会在1978到2008中顺利地实现了实力的积累。从2009年开始，中国教会进入一个新的处境。在这个新的处境中，大规模的、全面性的打压和大逼迫不太可能再出现，但是整个处境可能会更加复杂。
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中国教会往何处去呢？这里共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以韩国教会为代表的，至少是6年的大复兴。这种看法已经得到很多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地论证。同时，我本人也非常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其是一个非常符合中国历史和逻辑的看见。第二，在城市教会里面比较流行的一个看法是，中国教会需要长期在逼迫中成长。没有逼迫，教会就会混乱，只有逼迫才会炼净教会，使教会更加成熟。第三种看见是张义南弟兄的观点，即中国教会需要建立先知、祭司和君王体系。先知、祭司和君王体系的重建，意味着中国可能会出现古列王，其对基督教有好感，并会扶持基督教的发展。总体来说，张弟兄的这个看见和6年大复兴比较接近和吻合。用张弟兄的话来说，马英九可以视为古列王，因他受过天主教的洗。第四种看见是，基于对中国教会的四个异象的分析，我认为中国教会在这之后，会面临新的转换。这四个异象是：华福异象（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宣教的中国产生于80年代的华福异象）；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远志明的神州异象；和本人概括和归纳的圣山异象。圣山异象对于奥运之后的中国的发展，意味着：我比较赞成6年大复兴和先知、祭司和君王体系的观点，而比较不赞成中国教会将长期在逼迫中成长的看法。这种看法类比于中国民主化过程当中的一种观点，断言中国社会实现中国民主化需要30到50年非常类似，是一种决定论的观点。
因此，概括而言，有两种异象，一种认为中国教会会长期地、确定地在受逼迫的环境中成长。受逼迫的环境是否是不变的？是否是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基本确定的处境？第二种看法是：我们持守一种从天上而来的异象，中国教会已经迎来大的复兴。这就是两个重要的差别，刚才说的四个异象，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种。在这两种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期逼迫的看法，是一种未经祷告、未经寻求上帝旨意的、自己的看见，而不是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合乎当下处境的看见。因此，当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当下复兴和异象时，我们需要全面地去看待问题。
那么，圣山异象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对前面三个异象的学习。在对这三个异象的学习的基础之上，有一个新的提升。华福异象基本上是完成一个宣教的使命，刚才吴弟兄说要培养牧者的三种角色，即牧养、社会关怀和宣教。一位香港的弟兄和我谈起说，70年代的时候，他那是正在上高中和大学，校园里面举办祷告会，他去参加，主要为中国的竹幕打开、福音广传而祷告，这明显是当时华福异象的一个成果。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极大发展，这是华福运动一个伟大的贡献，上帝也特别使用这个异象。第二个异象是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三化异象，即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它比较完整地阐发了中国教会的需要，但三化异象缺乏一个形象的表述。异象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说看见了图像，从本意上而言，指的就是先知看见图像。圣经里面讲到异象时，通常以图像的方式、活生生的方式。由于赵天恩牧师比较善于思考，所以基本上都是概念，因此这个异象总体来说，影响不是很大。这跟其异象的概括不够简明和不能实现图像化有关。在21世纪，教会宣教需要更加关注影像的权力。现在所谓后现代的年轻人很喜欢图片、图像等动态的东西。21世纪社会更加多变，人更加脆弱，人的感知更加灵敏。因此，图像和形象对教会宣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异象是远志明弟兄提出来的神州异象。神州异象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其用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州”这个词，其用了文化混合主义的策略，把中国文化传统的夏、周、商三代所有的传统说成是圣经里面上帝的传统，其实中国文化的人格神并不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神州和土地有关，非常形象。神州已经触及到中国基督化里面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国度的问题。上帝的国度有三个要素，即上帝的主权、土地和人民。远志明弟兄非常值得我们研究，他有非常高的天赋，对媒体、概念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非常善于形象化的思维。因此，他拍的片子都极具冲击力。这是大陆非常值得学习的优点。神州异象是中国基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他拍的《河殇》涉及的是水的问题，《神州》涉及的是土的问题；《十字架》共有三集，其主题分别是血种、苦杯、生命泉，最后是迦南歌声；还有《福音》和《彼岸》等。远志明弟兄提炼的这些主题非常有智慧，既合乎圣经又有很强的想象力。本人提出的圣山的异象是对远志明弟兄精心研究的结果。但是”神州”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有混合主义的倾向，混淆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它把中国的人格神说成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说有一些普遍启示，而不是出乎三位一体上帝的特殊启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辨析。
中国教会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时代的异象。圣山异象直接和奥古斯丁相关。北京的海外宣教士去年在北京郊区开了一个专门研究奥运前后中国的形势和神学建设的会议。感谢主，我们在很多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却有同样的看见。北京和中国教会的建设需要特别注意奥古斯丁神学的奠基性意义。我认为这是北京教会一个核心的特征，也是中国家庭教会未来本土神学建设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海外宣教士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奥古斯丁最为重要的三本书中，分别提出了基督教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忏悔录》提出了罪的问题，《论三位一体》提出了三一论；《上帝之城》提出了神的圣山。”圣山”的另外一个维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是《易经》，所谓《易经》有三易，一是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和周代的《周易》。夏代的易之所以叫《连山》易，是因为他在大禹治水之后、洪水泛滥之后，人为了安全居住在山脚下。所以说，夏代的易核心是连山。中国历代王朝的名字都带有非常强的那个时代的凝炼，如明朝是中国文化的光明不足的问题，满清是洪水泛滥问题，共产主义在中国基本上也是水的问题。从文化的精神上来讲，圣山意味着从满清开始几百年的水患之后，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需要栖居在山下，即圣山之下。山和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讲的圣山是两个角度的论证，一个是奥古斯丁神学的论证，”圣山”说到底就是上帝之城，这在圣经里面也可以找到解经的依据。从中国文化自身来讲，圣山也有其意思。神州相对来说是平面化的，中国的内圣外王基本上是平面化的，而圣山基本上超越了神州的平面化，是一个纵贯上下的关系，这就超越了中国文化超越性不足的一个难题。
二、圣局
圣局的概念，来自刘同苏牧师的文章《圣局中的棋子》的启发。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是以上帝的眼光，从上面来看中国基督化进程和中国福音的传播历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基督教传播的基本特点是从边缘到中心，这个可以套用围棋的术语，即金角、银边、草肚皮。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中国，基督教的传播从1807开始进入中国首先是从当时帝国的边缘–广州开始传入。之后，宣教士有个很大的特点是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李提摩太的路径，另外一条是戴德生的路径。一条是扎根草根，即帝国统治的边缘；另外一条是进军帝国的中心。但是1900年是新教传入中国第93年，”庚子教难”和义和团从圣局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是中国宣教所遭受的严重挫折。这个挫折意味着中心是很难征服的。围棋的术语”草肚皮”，其含义就是在中腹做局。在中腹大龙做活是非常难的，京津一代是帝国的中心地带，不可能轻易地让基督教会来作活。相反，宣教士对云南的宣教非常成功。从宣教士进入云南到现在为止，云南从未发生大规模的教案。从边缘到中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最近几十年，首先在温州、河南，然后逐渐进入到中心地带。这就是现在城市教会的崛起。换句话来讲，在08年之后，中国以北京教会为中心的城市教会的崛起，是基督福音传播的从边缘到中心的最后环节的完成。这个最后环节的完成带有非常强的”圣局”的含义。
第二个维度是城市和乡村。这个维度非常关键。过去几十年，以农村包围城市、从农村到城市是基督福音传播的基本路线。
第三个维度是世界与中国。这个角度有利于我们分析中国未来福音发展的方向。前几年有一个提法是”福音进中华”、”福音在中华”、”福音出中华”。我认为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抓住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双向互动，它体现的是一个单线的思维，而我们知道圣经的思维是一个多线的思维。所以看上帝的圣局，它是多线展开的，从边缘到中心，并不是说中心没有，而是说中心失败，中心很难。从乡村到城市并不是说城市没有，而是说城市是辅线，乡村是主线。在中国与世界、普世教会与中国教会的互动的情况下，我不赞成沿用这种简单的概括提法。在上帝眼中的格局是世界福音的格局，甚至是福音中心的不断的变动。以东亚为中心的整个教会实际上是整个世界教会福音发展最快的、也是最有活力的地区。
目前，几乎全世界的基督教教会的主要牧者都意识到，未来几十年基督教的中心东移，即转到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河南教会所提出来的回归耶路撒冷的异象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既不批评，也不赞扬。但我们需要从圣局的框架来看，我刚才提了三个维度，即城市和乡村，中心和边缘，中国与世界。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回归耶路撒冷”是不是有问题的呢？它是不是对基督再来之前的世界历史的简单的、单线的思考呢？我们只想到，福音是单线的，从欧洲传到美国，从美国传到中国，从中国传到耶路撒冷，然后世界历史就终结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断言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耶稣说，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并不能知道。因此，我认为把回归耶路撒冷当作中国教会最主要的任务，这是不妥当的。一个普世性的教会，一个世界基督教的中心，就是要领导整个普世教会，要对普天之下所有的灵魂传扬福音。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中国教会的使命定为所谓的回归耶路撒冷一个单一的使命，那肯定是不全面的。
三、战略
基于对异象、圣局的讨论，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战略这个词。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战略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感觉有点怪，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但是，上帝毫无疑问是个战略家。当我们看中国福音传播的整个历程，便看到其中非常高超的智慧。我们体会从上帝来的异象，体会上帝在中国这样一个布局的智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在中国作工的时候，做一些战略性的思考，我认为是恰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词引入到圣经中来时，我们要非常的警惕，要注意它的限度。
那什么是战略呢？有关战略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定义是说思想方法就是战略，比如毛泽东军事思想里的人民战争的理论，即广泛宣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广泛依靠群众，这一思想方法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第二种定义认为思想加计划加行动就是战略，比如对人生的规划，就属于人生战略。第三种定义说战略就是创造影响力的艺术。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用战略的思维去思考基督化进程，我们需要把持这个限度，不是用人意去替代上帝，但是战略性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思考方法、思想加计划加行动、创造影响力的艺术。中国福音的传播，尤其是城市教会的复兴以及整个城市教会的成熟，实际上都需要我们掌握战略思考这种创造影响力的艺术。
中国基督化解决什么问题呢？中国基督化简单的概括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张义南弟兄所提出的先知、祭司、君王体系的重建。中国两千年文化的道统、政统和学统合一的”三统”，到辛亥革命时彻底断裂，整个道统、政统和学统全部断裂的。到现在为止，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主流的信仰和宗教。中国基督化首先的第一个维度是对中国自身文化逻辑的道统、政统和学统的重建，尤其用以圣约为中心的神学资源来重构中国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法律结构乃至政治结构。这就是中国基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另外一个合乎逻辑的是，对于毛泽东党国体制人民宗教部分的转换。分析毛泽东党国体制最核心的结构，就是党、政、军、主义、领袖这五个子系统。这五个子系统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在人民宗教方面也有五个板块。中国的基督化，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人民宗教的五个板块做一个转换。这里涉及到释经学的问题和解释学的问题。党国体制的五个子系统的形式，事实上是可以透过注入新的精神和意义，使它有新的作用。这样可以对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做比较成功的转换和改造。基于这个思考，我们讨论的基督化的战略布局首先从它的横向战略布局来分析的话，我认为需要五个板块，即神学、人事、组织、运作、经济。
（一）神学、人事、组织、运作、经济五板块
1．神学与神学教育
中国教会现在对于神学教育和培训已经比较重视了，但是对于神学建设还是缺少比较足够的重视，包括温州教会、河南教会和北京教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都是很不够的。我认为，神学建设是这个五个板块当中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板块。这个问题有两个角度的论证，一个是普世福音派的危机，为什么世界基督教未来要转移到中国呢？并且现在的中国没有准备好。普世基督教神学出现深刻的危机是福音派和灵恩派各执一端，灵恩派神学偏于感性，福音派神学偏于理性。现在美国福音派福音神学提不出新的思路和新的神学框架来解决高科技带来的人的身心的问题、家庭问题、同性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在中国教会用圣经神学、用圣经的真理和道更新中国文化之后，所形成的中国本土的处境化神学。在中国的本土神学建设中，我认为在汉语神学之后，迫切需要处境化的中国家庭教会的教会神学。这种教会神学是迫在眉睫的。这是一个论证。
另外一个论证，在毛泽东建党思想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思想建党。对基督教来说也是一样，神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据我了解，在目前的中国教会中，还是温州教会抓到了问题的本质。温州教会对神学的重视，毫无疑问，是中国乡村教会里面最早的。但在神学建设上，无论是温州教会还是北京教会，都没有将其真正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在神学建设中，我认为核心有三个神学，即圣经神学、灵修神学和公共神学。即新内圣外王之道。
2．领袖集团建设
在教会领袖集团的建设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门徒培训体系没有形成。我们发现从主日学教材、平信徒培训教材到一般同工的培训教材，以及到教会领袖的培训教材，整个中国教会还拿不出一套属于中国教会自己的、成熟的、可以大面积推广的教材。现在没有一个教会完成了这个工作。门徒培训体系没有完成带来一个弊端是，城市教会快速发展，人数众多，但是素质很差，正如一个美国基督教机构opendoors讲，中国基督徒的特征是人数迅速增长，但是灵性普遍很低。其核心原因就是门徒培训体系没有形成，没有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门徒培训又和神学建设关联在一块。我们只有在关于中国教会的神学问题有完整的思考之后，才会有比较成熟的门徒培训体系。
第二，教会的网络化程度需要更加提高。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国教会还没有形成几千万人里面的几百到几十人的核心网络。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教会的核心的教会领袖集团没有形成。如果我们去观察美国教会、韩国教会的话，它们这个领袖集团是非常清楚的，其在内部和外部都是公认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愿望之一，我们盼望推动这个网络的形成。教会网络形成的意义是巨大的，对整个中国教会而言，意味着从此告别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对于许多战略性的问题，包括一套好的教材的推广、一种新的理念的发表以及整个中国教会共识的形成都是意义巨大的。另外，这个领袖集团的形成对地方教会的意义也非常重要。
3．组织建设
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提两个问题，首先是地方教会向超大教会的转型。这个问题，我在私下里对很多教会也谈到过。韩国教会出现很多个几万人的大教会，而韩国教会的基督徒总共只有一千万人。根据中国人和韩国人非常相似的国民性特征，相对而言，我相信中国未来出现超大教会也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转型没有准备好，对超大教会的研究，对地方教会向超大教会的转型以及对超大教会的成长等方面的研究都很不够。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基督教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相信，中国必然会出现基督教联盟。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讨。虽然目前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但是我们发现上层的中国教会组织建设非常不够，我认为未来超大教会的转型和基督教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两个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工作。
4.运作系统建设。这点我不做深入的探讨。
5.教会资源和教会经济
张弟兄比较强调这点，我对这点也非常强调。唐崇怀牧师讲，基督教有三个定义，即教义、教会和教产。温州教会在这点上做得不错。但对教产的使用和管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教产实际上具体体现在规模化，也就是说，在温州比较优势的地区，需要考虑大型神学院的规模化用地问题，比如说几百亩神学院的用地以及基督教社区。现在温州教会从战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话，不应该再是原来的小打小闹，而应该像韩国教会超大教会那样，都有几栋二十多层楼的大楼。未来中国教会大发展的话，必须要规模化，要集中。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温州教会目前自身的一些缺陷需要纠正。北京教会正处于教产的起步阶段。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需要知道，要透过联合来解决问题。我认为北京教会欠缺的是教会联合行动的水平非常低下，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它将严重阻碍未来北京教会的发展。
（二）点、线、面、体四个层次
点、线、面、体四个层次的含义是我们需要从点、线、面、体的纵向的四个层次的高度去把握和驾驭教会的事工。现在教会通常更多注重”点”的事工，即多做事，但不考虑一条线的积累，很少有人做线的积累。因此，我对吴东日置办神学院非常赞赏。中国人现在很喜欢搞多元化，就像中国的企业一样喜欢做大型多元化集团，如联想既生产手机，又生产电脑等，导致联想手机的口碑极差。事实上，中国教会需要告别过分注重”点”、过分注重做事，而应进一步向线、面、体层次的提高。要在一条线上持续地积累，如主日学这条线、神学院这条线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切入。另外，我们在一些”面”上需要重大的开拓。所谓”面”，我们刚才提到的五个板块就是五个面，即神学建设、领袖集团的建设、组织系统的建设、运作系统的建设以及经济资源的建设都是面的建设。体就是透过面来把握整体和全局。
（三）文化基督化的三个战略问题
1．基督教和传统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虽然是研究法律出身，并且做教会维权，但并不认为政教关系是中国教会发展的核心问题。虽然政教关系是中国教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但不是核心问题。我的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对基督教非常有洞见。他认为，09年以后中国教会的核心根本不是政教关系的问题。中国教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基督教和传统中国文化的关系。儒家化和基督化的竞争，是中国教会的最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混合主义，我们对各种混合主义都需要警惕。第二个极端就是简单的敌对倾向。把传统中国的文化都简单地认为是魔鬼的言论，这个很难令人信服。在未来中国，整个面向更高层的城市教会发展当中，我们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中国教会在文化上、灵修上缺少真正能够攻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带的精兵。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目前，中国教会没有兴起对中国哲学有极为深刻理解，又对圣经有深刻理解的双重理解的人才。但我们需要一大批这样的人才，包括艺术家等。只有兴起一批这样的人，才能在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动荡中争战得胜。这绝对是一场属灵争战。我们现在这一块上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这个问题是教会未来向高层发展的核心问题。
2．神学院的建设
基于对三个中心的推理，我认为未来中国最大的三所神学院应该出自于温州、河南、北京这三个地方，即三个地方应该各有一所神学院。同时，西部肯定也需要一所神学院。 那是不是一定会办成呢？也未必。总而言之，中原地带需要一所，东部需要一所，北京也需要一所。另外一个问题是，神学院建设的资源的集中程度很低。目前，分散的状况极其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学院的建设值得我们专门讨论。
3．政教关系和公共关怀
今天吴弟兄提出”牧养、宣教、公共关怀”。由于教会封闭久了，所以面对进入社会，没有一点准备。如四川赈灾出现的问题，有些弟兄姊妹到四川发了福音单张后就跑回来了，有些弟兄姊妹发财物、粮食时只发基督徒，除非决志祷告，否则不给发。因此，有人在网上发了一篇亲眼目睹四川赈灾中的基督徒的文章，指出基督徒的某些做法引起了普遍的反感。这说明全国教会对于公共关怀缺乏起码的建造，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一套基本的教程，哪怕是简单的、简明的教程教导我们如何去公共关怀、如何去传福音。所以说公共关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在政教关系方面，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未来面临的形势会越来越复杂化。中国教会面临邪教化，世俗化、受逼迫三重复杂的处境。在这三重复杂的处境中站立得稳的话，需要中国的教会背负着上帝的使命，承受从上帝而来的异象，然后在教会二百年的基础之上，继续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基督化的使命往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