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尼斯·奎斯顿（Jahannes Quasten）在他编写的古代基督徒作家标准手册里，把巴西尔刻画为“实干家”，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为“演讲大师”，尼撒的格列高利是“思想家”。他解释说，巴西尔是“三位卡帕多西亚教父中唯一获得‘大’字头衔的”。他接着说，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可以称为四世纪神学家中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喜欢安静地沉思，将修道的敬虔与文学的修养结合起来，而不喜欢显赫的实践生活和教会神职”；他还因捍卫三一论而获得“神学家”的称号。尼撒的格列高利“既不像巴西尔那样是杰出的管理者和修道院立法者，也不像纳西盎的格列高利那样是引人入胜的宣讲者和诗人”，然而，“作为纯理论性的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他在“三位卡帕多西亚教父”中“显然是最多才多艺、最成功的著作家”，所以“如果我们把作为神学家的尼撒的格列高利与其他两位卡帕多西亚教父即巴西尔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相比，就立即认识到他的卓越不凡”。乔治·夫洛若夫斯基（Georges Florovsky）也像奎斯顿那样以他自己的方式作了一些比较。夫洛若夫斯基说，巴西尔“与其说是改造了新柏拉图主义，不如说是克服了它”；至于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他用柏拉图主义术语表达的思想本身并不是柏拉图主义的”；关于尼撒的格列高利，夫洛若夫斯基写道——多少也有点背谬——“格列高利对世俗学问的热心只是暂时的，然而，他始终是一个希腊主义者”。 这三位（或四位）卡帕多西亚教父，每一位都坚定地站在古典希腊文化的传统之中，同时每一位又猛烈地批判那种传统。每一位都在与那种文化留下的不朽作品，与那些阐释作品的同时代人不断地进行思想交流，同样也不断地进行争辩。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声称，像他兄弟凯撒里乌这样的基督教学者的古典学识中没有任何与基督福音不一致的东西。毕竟，甚至亚历山大的圣阿塔那修也曾研究过古典文学和哲学。尼撒的格列高利意识到较开化民族与“较野蛮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其实是指说希腊语的民族与不说希腊语的民族之间的差异；不过，他又告诫说，罪和恶是普遍的，并不因语言或文化层次而有分别。在他看来，信徒可以适当地受益于异教学识，摩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因此不是要避开，而是要培育对“外邦人的教化”。此外，如《使徒行传》的经文所承认的，所传授的并不是无意义的内容，而是某种真正的智慧，尽管它来自于异教。根据巴西尔，“就是摩西这样一个以其智慧而在全人类中享有大名的人，首先也用埃及人的学问训练自己的心灵，然后开始沉思那自有永有者。” 在卡帕多西亚教父中，巴西尔在某些方面既是这种基督教希腊主义——至少就其纯粹的文学特点来说——的最有影响力的阐释者，同时又是对希腊主义从基督教方面进行批判的倡导者。 巴西尔关于基督徒阅读的异教书籍的教育论文——引用时一般使用以“Ad adolescents de legendis libris gentilium”（《年轻人如何阅读外邦人的书籍》）为题的拉丁版本——以简洁但全面概括的方式明确表达了他对古典传统的肯定性评价，这种评价基本上是他与其他三位卡帕多西亚教父共有的。在巴西尔看来，尽管古典传统里有很多内容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在教理上显得错误，但仍然可以从接触中受益匪浅；他还写信给他的侄甥们阐述这个道理，要他们利用机会学习古典文化传统。因此他坚持认为，任何人以基督徒的敬虔和正统教义为名摒弃古代学问都是错误的。就如希拉里·阿姆斯特朗（A. Hilary Armstrong）所说的，巴西尔相信“通过审慎的选择和基督教义，古典学可以‘脱去咖啡因’，消除其中有害的异教内容，并合乎基督教目标使用有用的部分。” 然而，凯撒利亚的巴西尔虽然撰写了《年轻人如何阅读外邦人的书籍》这样的作品，但更加称颂希伯来圣经里“圣灵之话的单纯而不可言说性”，认为它远远优越于希腊“哲学家追根究底的讨论”。基于这样一种优越性，他告诫听众“宁要信仰的单纯性，也不要理性的实证性”。他引用新约里严厉的话“基督能认同撒旦吗？”并将之用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Categories）。 他尽量“使自己的语言适用于听众中的头脑单纯的信徒”，拒斥“异己哲学的各种理论”，这得到他兄弟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赞美。格列高利本人在《摩西的生平》里一方面盛赞摩西的“异教学识”，另一方面却批判那些认为这种学识“更加有力 ”、赞成古典希腊的诡辩而忽视列祖的信仰和基督教传统的人。 巴西尔给西方主教写了许多书信，在其中一封里指责“鄙视列祖教理、轻视使徒传统的人”是要将他们最大的赞美留给“这世界的智慧”。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坚持认为所谓的“哲学家”根本不是“有智慧的人”。事实上，他曾宣称基督徒中的普通人在智慧上胜过希腊人中的哲学家。 显然，卡帕多西亚教父的思想在对待古典希腊文化的各个不同方面时绝非一刀切。虽然可以公正地说，他们对整个古典文化的态度具有某种矛盾特点，但这种矛盾的范围很广，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从他们对希腊语的肯定到他们对希腊化传统其他方面的非难。卡帕多西亚教父以及希腊基督教传统的自然哲学从教父时期一直到拜占庭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就是这样与希腊主义碰撞的产物。而希腊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这种碰撞和相互作用的成果一直是随后几个世纪争论的永恒主题。 （摘编自帕利坎著《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一、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