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07 21:21:55 来自: 阿盟 (不断地因信称义) XX弟兄的发言： 谢谢阿盟弟兄推荐。同意——十字架是雅典和耶路撒冷共同的仇敌。 我基本上收集了我能找到的中译路德原典和研究著作（包括港台地区），译林的《马丁路德的神学》还在读。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的中译著作也收集了，也在读，工作、服侍、家务事情多，精力很有限，进度较慢，希望有机会交流阅读心得。 施特劳斯关于创世纪的解经几年前我曾读过一篇，可以参刘小枫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 http://book.douban.c om/subject/1007274/ ，记得这本书中有收录。犹太教解经和基督教解经有很大不同，我以前曾略略研习犹太史，但可以参考一下，施特劳斯引领的古典政治哲学风潮非常立论坚硬——不信神且自以为有智慧得可怕，可惜的是迟迟不见主内学者的批判性回应。 另外，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刘小枫治古典学的方法，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习，他主张返回本源（中西传统），有点类似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只是不知刘小枫会不会孵出中国的“路德”？今天中国基督徒还是过于纠缠于现代转型后的神学传统，我对教会原典的关注是受刘氏方法的刺激，尽管我完全不认同他的神学观念。 ——————————————————————— 阿盟的回复 XX弟兄： 主内未有批判，我想主要是因为其效应尚未显在具体和当下教会的冲突中。当然，到那个时候，起来预备回应可能就晚了。需要稍微早作预备。国内教会在古典学上可以说尚未起步，海外有一些人有研究，我知道的比如李锦纶，奥古斯丁专家，目前在研究更广泛的教父传统，他有两本教会神学的书你可以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三一论，位格者的议题。 对于刘小枫的治学方法与理念，其实这也不是刘一个人就能带动起来的，而是中国社会学术发展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果。中国从清末“师夷长技”，搞兵工、铁路、造船起，至五四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启蒙兴起，“走向未来丛书”，到六四之后因沉寂而来的深化，到新千年前后新儒家的崛起（十博士事件可算标志之一）走向中学古典，此种格局之下，西学古典的兴起也算是顺理成章。如此说来，刘小枫不算是“先知”，而可算是“弄潮儿”。 看到这一层，对于刘回归古典的理念，我们就不能简单模仿，而要看教会整体发展的阶段与格局如何。我一直坚持，个人很容易跨越上千年的教会发展脉络，直接对话初代教父，但是教会整体活泼而有生命力的信仰传承，却不能如此简单地跨越，有一些阶段和道路，还是要耐心地走，不能指望我们一下子回到古典，这不仅仅是教育一批孩子从小就会说拉丁语和希腊语就能解决的。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基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完全支持“回归古典”，意即，不能以“回顾古典”为终极解决之道。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一个方面，回归古典的理念，宽泛地说，是以古典为本源，以其后至当代一切的思想论说，都当做对柏拉图的注脚而已；细致点说，就是施特劳斯之古典与现代、启示与哲学之争导致的历史观，相信现代的学术发展是一种偏离。这种思想在基督教神学领域内差不多就是“复原主义”，以初代教会及神学为完美之典范，以这之后的发展为一种“偏差”或者说“下降”。但是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仿佛今天圣灵在教会中没有工作，基督在教会中不掌权一样。 但是我们相信，那感动奥古斯丁等初代教父的灵，今天同样在感动我们，这不是要否定神在奥古斯丁等人身上有特别的引领，毕竟那是个奠定教会神学表述模式的时代，而是说，不要把这之后的教会神学发展，特别是不要把宗教改革当做是节外生枝，是可悲的分离而已，似乎这一切不是上帝的工作——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在救恩论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初代教会三一论、基督论、圣灵论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神学发展里程碑，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延续而不是偏离或下降。如果从启示论的角度，我们和施特劳斯的不同在于，我们相信渐进启示，启示是逐步清晰化的，因此新约也是神的话，而不仅仅是旧约；而在正典形成之后，虽然特殊启示没有了，但圣灵引导、感动、光照的工作没有停止。考虑到当代神学界的一些危险倾向，考虑到教会整体性传承必须有的过程，我不但坚持宗教改革和初代教会时期同样重要，而且对我们更正教而言，必须是首先继承的历史，没有这个，试图“跨越”这个阶段，而直接追溯初代教父，会使我们失落我们信仰的传承和根基。 第二方面的反对理由，就比较简单了：对于基督教而言，最本源的“古典文献”是圣经，是先知话语和使徒的教训，其后的大公教父们所做的，仅仅是注解圣经而已。包括对教会传统的处理也是如此，我们经过宗教改革的更正教强调，传统之权威也是建立在圣经根基之上的。因此，对于教会和神学家而言，最根本的古典研究功夫不是别的，正是研经的功夫，是圣经神学，这也包括继承中国教会老一代对于圣经话语的体验和认知——这是极为活泼，至今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到，用手摸到的教会历史。没有或轻视这个“古典功夫”，所有其他的古典功夫都是偏差。 同时我还要提出第三点理由，说起来同样很简单的理由：所有的古典学研究，所有的神学研究，都可以是没有圣灵，无视圣灵的研究，换言之，可以是“不关身”的学术功夫，人作为主体对文本这个客体的研究功夫。我们若被世界带跑，以为这才是学术，就忘了我们的信仰，忘了神的教导：“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15:4）“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所以，真正的神学，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研究和判定，是圣灵保惠师这个主体带领我们这些主体，进入到真理这主体中去，这是一个位格性的关系，位格性的学术功夫。世俗之人，无法明白这一层，他们的研究之偏差，也来源于此。而我们则不可如此，反而要谦卑地做圣经的学生，做圣灵的跟随者，做主的门徒。不仅要“水平地”追求回溯，更要“垂直地”追求被提升。缺一不可。 所以，我相信今天中国教会整体的神学发展，有志于神学侍奉的青年所要做的，不是“超越”宗教改革，直接跳到奥古斯丁、奥利金、加帕多加教父的文献海洋中去（他们当然可以学习，可以是很好的，随时的借鉴），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在谦卑的祷告与寻求，在不断操练的教会生活基础上，借着宗教改革之后更正教成熟的教义神学体系，一方面回到宗教改革路德、加尔文所阐述的福音核心，一方面进入更深入、严谨的圣经神学、圣经研究中，有根有基、且生动活泼地继承宗教改革至今的教会神学与灵性传统，从而真正进入到圣经的话语世界中去。这就是宗教改革的精神。 唯有在此神所为我们历史性地设立的信仰和教会根基上，中国教会才好谈回到初代教会，回到大公传统中去。话说到最后，其实很简单，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