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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與憲政——2007年5月21日晚在河海大學學術報告廳的演講(强烈推荐)

五四與憲政——2007年5月21日晚在河海大學學術報告廳的演講(輯要)

   劉大生

         一、五四人物

      (一)愛國學生也害國

   當時的學生無疑是具有愛國情懷的,但是愛國情懷僅僅是主觀的東西,具有愛國情懷不等於實際行動都維護了國家。事實上,五四學生的有些行為對國家的危害是很大的。比如說火燒趙家樓就是對國家的極大危害,為什麼?趙家樓是民用建築,燒毀民用建築是歷史上的流寇們最愛幹的事,歷史上的請願者是不幹這種事的。東漢的大學生劉陶、北宋的大學生陳東、晚清的大學生康有為都領導過請願,都沒有幹過打人放火一類的事情。即便是革命,即便是造反奪權,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會放火燒毀民用建築。周武王燒過民用建築嗎?李世民燒過民用建築嗎?華盛頓幹過這種事嗎?托洛斯基幹過嗎?當然,像項羽那樣的偽革命家就喜歡火燒民用建築,認為那樣很過癮,但是,動不動就放火的革命家是不會成功的。為什麼?因為住房一類的建築不僅是房主人的財富,更是社會財富,國家的財富。不管打著什麼旗號,故意燒毀就是浪費資源,就是反社會,就是危害國家。
   所以, 1919 年 5 月 4 日下午,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的行為是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五四時期的學生還燒過商店、商鋪,也是危害社會利益、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
   五四學生的暴力行為不僅在物質層面上危害了國家,更在精神層面危害了國家。 請願者放火是對政治道德的顛覆,是對法治精神的破壞,是對政治科學的破壞,是對民主原理的破壞。
   所以說,愛國學生也害國。
   (二)賣國政府未賣國
   都說五四請願是因政府賣國引起的,都說當時的政府是賣國政府。然而在事實上,五四時期的中國政府並沒有賣國。不僅如此,整個北洋政府其實都沒有賣過國。臺灣是清政府賣掉的,蒙古是蔣介石賣掉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大片國土是毛澤東扔掉的,日本應當向中國支付的巨額戰爭賠款是周恩來做人情拒絕掉的。請問,北洋政府有這樣的賣國行為嗎?
   五四時期的政府不僅沒有賣國,而且很愛國,不僅愛國,還愛出了成就。政府愛國有兩個表現:一是愛國土,二是愛國民。
   因為愛國土,而拒絕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    敢在不平等條約面前拒絕簽字,是因為政府願意依靠民眾,至少是願意聽取民眾的呼聲。在是否簽署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與民眾合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6 月 24 日,北京政府通電各省: “ 如保留實難辦到,只能簽字, …… 熟權利害,再四思維,如竟不簽字,則嗣後挽救惟難。 ” ① 真是難得的政治透明度。
   有一份資料這樣記載: 6 月 28 日,晚 8 點左右,徐世昌請請願代表進總統府對話。面對代表們的堅定和激情,徐世昌說: “ 政府當然接 …… 接受民意,不 …… 不簽字就是了。你們好好回去安心讀書吧! ” 代表們立即說: “ 大總統既然答應拒絕簽字,請立即擬好電文拍發出去。我們回去也好向同胞交待。 ”“ 徐世昌萬分無奈,不得不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簽署巴黎和約。 ” ② 徐世昌總統在為難之中,與請願民眾零距離接觸,傾聽請願民眾的意見,痛下決心答應 “ 不簽字 ”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三)反動軍警不反動

   許多文獻將五四時期的軍警稱為反動軍警。果真反動嗎?請看事實。
   許德珩回憶說: “ 隊伍到達趙家樓時,已是下午兩點多鐘。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進去。我們於是變計,向軍警和和氣氣地講明來意說: ‘ 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裏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 ’ 我們做了很多說服工作,果然有效,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 ” ③ 你們說,如此善良的、好說話的軍警是反動軍警嗎?
   再看發生在武漢的故事: “ 聞文華于戳傷學生時,當場將四署巡警抓去二人,捆縛校內,經許家棚署長再四要求服禮,始行釋放。文華學生被捕二人,致激動學生公憤,全體將四署圍繞,勒令放回,許署長見勢趕緊釋放,一再賠禮,各生始散。 ” ④ 這樣的軍警反動嗎?
   還是在武漢, “ 私立法政各生被捕至左旗營中,後旋由該七團三營營長賈萬興(河南人)出為接洽。略謂:諸位熱心愛國無不感佩,弊營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之滋事,奉令解散諸位之演講而已,實非敢擅於逮捕。今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當呈報團長,轉請督軍送諸位回校。於是乃一面諭令護兵優禮招待,一面置酒備飯自陪暢敘。各學員等亦將聯合會之宗旨及演講之要義,逐一詳告,飯後複令於樓上安置鋪蓋,請事憩息。各學員又複逢人隨時演講,各軍士多被感動,均各摒息傾聽。 ” ⑤ 這樣的軍警是反動軍警嗎?
   6 月 5 日晚, “ 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走了,當時拘禁在裏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員警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員警所和步兵衙門裏面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卻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 ‘ 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 ’” ⑥ 世界上有這樣的反動軍警嗎?
   再看看山東, 12 月,濟南軍警打傷學生,教師宣佈將要罷教, “ 反動當局迫於形勢,不得不予肇事人員以處分,給學生損失以一定賠償。 ” ⑦ 快達到現在美國的水準了,也能叫反動當局?
   再看天津: “ 在端午節的下午,她們兩人(郭隆真、張若名)到監禁男代表的那邊,一同舉行娛樂和會餐。會餐前,一個代表提出要買酒,看守所長答復說這裏嚴禁任何人飲酒。他們發覺看守正在飲酒,就提出質問: ‘ 不許任何人飲酒,為何允許看守犯所規? ’ 弄得這個所長沒辦法,不一會兒,送來了他們要買的酒。 ” ⑧ 這樣講道理、通人情的員警也能叫反動員警嗎?
   (四)帝國主義有仁義
   “ 你一拳,我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在打得起勁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人,拼死命地保護著他。你打章的頭,他用身體遮蓋著章的頭;你打章的腳,他用身體遮蓋章的腳,這樣拼命保護章伲瑓s一言不發。 ” ⑨
   “ 我們打進去的時候,曹汝霖便換了員警的衣服混在員警堆裏,從後牆跳出去。陸宗輿怎樣逃走,我們卻不知道,聽說他也來喊口號,喊打倒賣國伲煸谌罕娧Y面逃走的,是否確實,卻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較老實,他和那個日本人一道躲在一個小房間裏,群眾跑進去的時候,日本人還掩護著他,於是大家知道他是一個要人。 ” ⑩
   以上兩份資料講的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者保護其 “ 走狗 ”—— 中國 “ 賣國外交官 ” 章宗祥的細節。中國有好多主子,身邊總有好多走狗,但是從未見過主子如此捨命保護走狗的事情。在中國,只有走狗捨命保護主子的道義,而沒有相反的道義。從利益上考慮,這個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必要捨命保護章宗祥,走狗被打死再買一條也就是了,何必拼命保護呢?只有從仁義的角度看問題,才能解釋清楚他為何捨命保護章宗祥。
   再看上海,有一本書上這樣說: “6 月 8 日,罷工邉永^續高漲。這一天,日商內外棉五廠的工人,衝破日本領事館和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裝包圍,把罷工浪潮很快地擴大到內外棉其他各廠,實現了內外棉各廠一萬五千人的總罷工。他們在罷工的時候,還舉行了示威。 ”11
   如果帝國主義者真的實施了武裝包圍,罷工工人能夠沖出去嗎?如果工人真是沖出去的,他們能一個傷亡也沒有嗎?合理的解釋是,無論是日本領事館的武裝人員還是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裝人員,都是在站崗執勤,都沒有包圍罷工工人,都沒有向罷工工人開槍。他們是仁義之師,而不是專制工具。
   所以說,五四時期,帝國主義有仁義。
      (五)大學校長不負責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5 月 8 日向教育部遞交辭呈。教育部尚未來得及研究, 5 月 9 日晨,他便離京出走。給北大師生留了個便條,說: “ 我倦矣! ‘ 殺君馬者道旁兒。 ’‘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 。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
   “ 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鬧下去,於是五四邉佑种匦戮o張起來了。 ”12
   在蔡元培的影響下,大概 11 日,教育總長傅增湘未獲批准辭職離崗。 13 日,大學校長聯名遞交辭呈。醫專校長湯爾和、工專校長洪熔,未獲批准,在遞交辭呈的當天,即 5 月 13 日,正式離京赴津。
   大學校長當然有權辭職,但是,辭呈尚未得到批准就急急忙忙離校出走,這不合法律原理,不合政治道德,古今中外未見先例。孔子、秦檜、朱熹都當過大學校長,他們幹過這種事情嗎?
   未經批准就辭職,這是不負責任,這是擅離職守。這樣的大學校長能教出好學生來嗎?五四之後,中國的苦難愈加深重,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
   (六)文學巨頭少文采
   五四時期,文學家佔領了政治舞臺,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領導邉拥奈膶W家們其實也沒有什麼文采。
   胡適的《文學改良之芻議》,實在乾癟的利害,一點文采也沒有。胡適後來發表的《四十自述》更是乏味。鄙人,當代中國的劉大生,文筆很一般,但是,如果與胡適的《四十自述》相比,你會覺得,劉大生的自傳《不惑的代價》(發表於《當代法學》,網上也能找到)簡直是美不勝收。
   魯迅的文章更是病句多多。舉兩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 橫眉冷對千夫指 ” ,這是魯迅的名言,其實是病句。男人的眉毛本來就是橫著的,高興與不高興都是橫著的,不橫著又能咋樣? “ 橫眉冷對 ” 還不如 “ 閉目冷對 ” 呢。
   “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 這也是魯迅的名言,很流行,聽起來很有道理,實際上也是病句,也沒有多少道理。這句話需要改一個字,才不是病句,將 “ 成 ” 改為 “ 有 ” ,即: “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 修改過了,不是病句了,仍然不精彩,為什麼?因為,靠眾人走出來的路,僅僅是荒野小路。驛道、馬路、鐵路,還有現在的高速公路,是走不出來的,是要精心設計、精心施工才能搞出來的。
   文采過多當然也不好,但是一點文采不要,恐怕也不是好事。不講文采的民族必然走向庸俗和墮落。
   (七)思想領袖少思想
   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時期發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口號,什麼 “ 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 ” ,什麼 “ 試看將來的環球 , 必是赤旗的世界 ” ,什麼 “ 打倒舊文化 ” ,什麼 “ 勞工神聖 ” ,等等,沒有什麼思想,沒有多少理論深度。他們對世界歷史、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根本沒有做認真思考,僅僅從外國人那裏引進一些時髦的口號,就企圖指導中國的社會發展。
   袁偉時說得好: “ 新文化邉拥念I袖大都是人文學者,既對現代政治理論缺乏全面系統的瞭解,亦缺駕馭實際政治鬥爭的經驗 。因此,在他們的 ‘ 共同意見 ’ 中,把 ‘ 民眾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