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鲁越 燕山樵夫之歌 2023-05-05 15:52 发表于北京
胜利者的历史观与“五四”精神的重构
文/ 荣剑 胜利者的时间开始了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自1946年6月国共爆发全面内战以来，中共在军事和经济实力明显落后于国民党的情势下，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一胜利开创了一个历史奇迹。在费正清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中共似乎是得到“天命”意外的襄助而使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接管了中国，而且人民立刻就接受他们为新的统治者。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更是由衷地迎接“解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随着胡适去台湾，而是自愿选择留下来，在中共的领导下一起建设“新中国”。鲁迅的精神传人胡风激情澎湃地撰写长诗《时间开始了》，说出了时代的心声：“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进军！”
在毛领导的新的革命进军中，中共为一个长期陷于战乱、贫困和四分五裂的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它以严明的纪律和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借助于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力量，荡涤着国民党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虽然未经任何公意授权，但似乎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戴与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新的国家统治者。随后的国家治理便开始经历了费正清所形容的“阵阵狂热的豪情奔放和仇恨怒火的喷发、有组织的努力和自我牺牲、极度的恐怖和劳累、长期的失望、热情的自我锻炼以及新的希望和自豪”， 由此塑造出毛以及中共政权的不同政治形象：作为二战以来最激励人心的胜利者，以及继苏联之后又一个庞大的红色国家。
毛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已经鲜明地昭示了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的城市工作方针，即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之后，“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在毛的政治判断中，如何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实质是如何管理人，重点是如何管理知识分子，这是与“不拿枪的敌人”进行各种斗争的主要方面。中共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了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问题，但对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整肃工作还远远没有展开。民主党派的主体亦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未融为一体。所以，毛为中共城市斗争制定的策略是：“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因此，中共在建政之后，并没有随着“联合政府”的成立而放松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而是持续不断地进行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文化斗争”和“思想斗争”，力求将他们迅速地改造为党可以利用和信赖的力量。 “五四”的纪念史学
中共建政元年适逢五四运动三十周年，这个时间的“耦合”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效应，那就是中共通过隆重纪念五四运动来为中国知识分子确定未来的思想航向，或者说，驯服知识分子的庞大思想改造工程首先是从驯服“五四”开始的。“五四”作为中国左翼思想运动的最大一块精神遗产，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被重新定位和重新解释。1949年6月，创办于延安的“新华书店”编辑出版了《“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作者包括诸如陈伯达、吴玉章、邓颖超、范文澜、田家英、何干之这些中共理论权威，更多的是来自于国统区的知识界名人，他们是黄炎培、茅盾、胡风、沈志远、夏康农、陈学昭、张东荪、周建人、千家驹、胡愈之、叶圣陶、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臧克家、潘菽等36位“五四”亲历者。纪念专辑以《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作为开篇，既是代表中共为五四运动的性质定下基调，同时也是为中国知识分子规划政治前途。陈伯达写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一文，作为纪念专辑的领衔文章，是对毛的五四叙事的权威诠释，他重述了毛关于五四运动的基本看法：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起初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后来则是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基于对五四运动的这些基本判断，毛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就在于“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认为这是唯一的标准。 陈伯达根据毛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进一步阐释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知识分子在投身于为人民服务之前首先“必须去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并继续在实际工作中获得教育”，他为此要求知识分子：
“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类自然科学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去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
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这本由陈伯达领衔的纪念专辑的理论意义，在她看来，1949年作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关键时期”，是共产党的胜利已明显出现在地平线上，知识分子都被动员起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是为了检验他们是否拥护即将在整个中国大陆实行的新社会秩序，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未来的“希望”和“前进的道路”，历史就成了激发乐观主义精神而不是解释过去的工具，必须保证“五四”的光荣是属于胜利者。 正如她引述范文澜文章中的结论：“‘五四’运动的光荣、伟大、划时代是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均因为动摇、消极、悲观以及与敌人妥协，“变为可耻的反动知识分子。” 因此，舒衡哲认为，中共主导的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更像是一次检验忠诚的活动，“五四”的参加者们都怀着程度不同的恐惧心理来面对这次考验，一方面受邀分享中共所承诺的光辉的未来，另一方面则被迫抛弃“五四”传统，以便沿着光明的新道路前进。
以舒衡哲的方式来看待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可能是过于消极了，中共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对于愿意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并非如明清王朝更替之际汉族士人有那种亡国亡天下的痛感，相反，他们真心诚意地迎接解放和迎接新中国的心情应该是真实的和普遍的。黄炎培作为同盟会会员，在国民党治下曾承诺终生绝不为官，但在“解放”之后却欣然从政，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因为他深信毛会兑现其在1945年延安“窑洞对”中的那个承诺：走出一条民主的新路。 他在纪念文章中把五四运动视为是“人民革命的信炮”，如同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信炮”，他力图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用新民主主义来领导人民革命，何以会成功？何以成功得这样迅速，彻底？他们用怎样的方法来领导人民的？革命成功后，人民所得到的是什么？” 这类问题对于已经超然于政治的俞平伯来说也同样存在，这位红楼梦的著名研究者也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自称从五四运动以来的30年里从未写过纪念“五四”的文章，但到了1949年他觉得应该写出一些文字以表达对“五四”新的感受，因为“大时代的确已经到了”，他将“五四”形容为一张可以兑现的支票：“好比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开了一张支票，当时看来很像空头支票，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给兑了现，像我在北京约略住了半辈子不曾移动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来，自然很像奇迹。” 俞平伯对“五四”的新感受尽管没有像范文澜那样充满着革命激情，也没有像黄炎培那样保留着固有的问题意识，他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相信：“光明在前，咱们从今不怕再迷失路途了。”
“五四”领导权之争
毛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写下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五四”的论述，在十年之后成为中共改造知识分子的纲领性文件，这不能不佩服毛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深谋远虑。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所引发的社会和思想震荡以及对其进行话语建构，不仅一直为中共所重视，同样也成为国民党进行思想动员的一种方式，“五四”迅速被党派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五四”作为思想运动被普遍视为是政治运动的先导。孙中山在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对五四运动作出正面评价，认为“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中，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 胡适后来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也引用了孙中山上述文字，认为孙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评判“很公允”，强调“五四”的贡献就在于引发了“思想的变化”，变化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五四运动直接发动者也是“五四运动”这个概念的提出者——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所阐述的三个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 作为孙中山政治接班人的蒋介石，基于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在领导国民政府时期，是尽力切断作为爱国运动的“五四”和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之间的联系，他一直试图把五四运动的意义缩小在学生爱国示威的范围内。
国民党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五四精神的诠释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科学、民主、爱国。罗家伦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蔡元培提倡正确的人生观的影响和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是五四运动产生的三个重要因素，它们决定了“五四精神”的构成以及现实意义，贯穿于从反帝到抗日的历史进程——“‘五四’的精神始终是抗日的”。 另一位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傅斯年，坦承“五四”之后“从来不曾谈过‘五四’”，但他在1943年意识到国共之间围绕着“五四”话语的争夺使得中国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所以，他破例来谈“五四的精神”，强调继续坚持“科学与民主”的重要性，呼吁人们警惕两种人——“一是布尔希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是纳粹主义”，正在摧毁从石器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世界文化积累。 按照周策纵的理解，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阐释似乎是最不武断的，他们对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中肯的思考，肯定了这些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抓住了五四运动早期的本质之一，即个人解放。 但自由主义者更多地是在教育改革和思想启蒙上关注五四运动的社会影响，忽视了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建构，从而把五四运动的政治解释空间完全让给了中共的理论家们。
中共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两年成立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与国民党争夺“五四”的领导权。在周策纵看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这个问题，与共产党关于五四运动的阐释密切相关。 事实上，在毛于1939年首次评价五四运动之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已经试图将五四运动纳入在中国革命与阶级斗争序列之中。陈独秀在1920年4月22日的一次演讲中，将“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视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精神”，向社会各界提倡这两种精神以推动社会进步。 1924年，陈独秀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他把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视为“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 认为五四运动的优点，一是反抗帝国主义之压迫，二是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瞿秋白最早评价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11月21日，他认为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从前中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只有“五四”引进“德谟克拉西”到了中国，“革新的时机真到了”。 在1920至1921年写的《饿乡纪程》中，瞿秋白特别强调了五四运动对他个人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在中共成立之后，瞿秋白作为共产主义者也像陈独秀一样，将五四运动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1927年，中共在“五大”宣言中把五四运动确立为“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指示全党：“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1932年，瞿秋白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因此，“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五四是过去的了。文化革命的领导已经落到了新的阶级的手里。”
中共早期领导人以革命话语对“五四”的规训尽管早已超出了自由主义话语对五四精神的阐释，但并没有完全背离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即他们至少承认了这是一场以科学、民主、爱国为导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但是，到了毛主政中共时期，他对五四运动的重新定位则有了新的理论突破，不仅完全颠覆了五四运动的“资产阶级”的启蒙性质，将其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列的开端，而且首次将共产主义者确立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毛在1939年发表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中，还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到了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则以“五四”为界标，将五四运动之前的革命视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文化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将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视为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文化是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旧革命及其文化的区别就在于：“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对于五四运动时期还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事实，毛的解释是：此时“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统一战线中占据着支配性位置，并决定着五四运动从最初的学生运动迅速转向了有工人和市民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按照周策纵的概括，思想史提供了关于五四运动的三种不同解释模式：来自于自由主义的观点，将五四运动视为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改革或者一场启蒙运动；来自于保守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批判，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一场大灾难；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阐释，将五四运动视为由列宁影响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 这个分类大致是成立的，但作者显然没有准确地估计到中共建构革命的五四叙事的真实意图所在，他还是基本肯定了毛关于五四运动的与众不同的见解具有孙中山及国民党领导人所不具有的理论高度：“毛泽东根据得自于五四运动的经验，充分意识到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农民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学生和教师在这个层面上堪称中国革命的伟大源泉。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召集新式知识分子深入工农，以便组织和鼓动他们，这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更早的时候，孙中山曾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后来国民党领导人却忽略了这一点。” 实际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从未如周策纵所言在中共革命进程中占据过领导地位，相反，毛一直要求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他对“五四精神”的重构就是旨在从根本上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让知识分子自觉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重构“五四”的目的论 如果说毛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提出的关于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纲领性意见，因应于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后来国共内战的限制性条件，还无法转化为一个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程；那么，到了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以往基于五四精神重构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方案就具备了全面实施的制度条件，胜利者的历史观不仅成了历史编纂与历史书写的唯一尺度，而且也成为改造知识分子的最高准则。结合这个政治背景来重新阅读《“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共决心加快改造知识分子步伐的坚定性和迫切性。因为管理一个庞大的落后的国家和应对新的内外挑战，一方面亟需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提供的科学、知识和学术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更需要知识分子贡献他们对新的统治者的忠诚与臣服。所以，这本纪念专辑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既象征着党内外知识分子集体在毛所奠定的中共五四叙事基础上的思想统一，也象征着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自我忏悔和自我革命时代的到来。范文澜的表态是有代表性的：“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经过改造，却改造得很不够，愿意和我的同伴们共同努力，永远前进。我们要在革命建设工作的实际行动中证明我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胜利者创造了历史，意味着以往的历史将由胜利者来重新书写。从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到三十周年，毛领导的中共领导集团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彻底战胜了国民党，在全国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同时也奠定了历史重新书写的基础。以往新旧王朝更替所奉行的“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历史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彻底颠覆，“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的史学原则被改造为“欲立其国必先立其史”，从重述历史到重构历史，成为中共建构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举措。毛把五四运动确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把共产主义者确立为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把鲁迅确立为五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确立为五四运动的方向，这是对五四运动史的根本性改写。
史华慈曾认为“中共方面五四的解释者，自然试图按照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来说明这场运动，但是他们并未能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社会经济性质的证据”。 舒衡哲在他关于“五四”的研究中阐述了一个“寓言化”的概念， 即那些“五四”的参与者不断地通过详述过去的经历和理想，为“五四”注入特定的意义，以便激励那些没有经历过当初的学生斗争的当代青年，并向垄断历史解释的政客们提出挑战。中共建构的“五四”的官方形象，亦是“寓言化”的产物，它同样需要得到“五四”参与者的回忆、认罪和纪念的支持，以确定他们的认同并未脱离革命意识形态的轨道。但是，在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规制下，所有在官方媒体上发表出来的关于“五四”的回忆，均是经过了人为的剪裁、筛选或组合，这是被重构的历史，亦是寓言化的历史。事实上，毛在建构中共的“五四史观”时，从来不相信什么客观的历史，如同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一样，他也只相信枪杆子里“出”历史。
胡风，在《“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作者序列中排在陈伯达、吴玉章、黄炎培、范文澜、茅盾之后，名列第六，这是中共对他作为鲁迅精神传人和国统区左翼正确路线代表的一个认可。他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多次引用鲁迅的名字来证明“毛泽东思想”从“相对的优势”奔向了“压倒的胜利”，用充满诗意的语言热情展望了青年们幸福的未来：“因为伟大的革命思想从封锁、歪曲、侮蔑、压杀等等里面高升了起来，普照在这人民的土地上面，能够毫无阻碍地去正视它、接受它、吸收它、帮助自己愉快地解除过去污重的负担，把住方向投身到人民底战列里面。” 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信念，胡风在几个月之后创作出四千多行的宏大诗篇《时间开始了》，尽情地歌颂毛泽东。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歌颂的这个“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塞维克”正在思考和起草整肃知识分子的新的文件。1950年6月23日，毛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向知识界人士提出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1951年11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52年1月5日，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4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胡风在学习这些中共文件时，他是否对“时间开始了”又有了新的体会？他是否已有预感：全面改造知识分子的时代开始了？
本文注释：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342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7页。 同上书，第1427-1428页。 参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第696-700页。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同上书，第566页。 陈伯达：《“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五四”运动卅周年纪念专辑》，新华书店，1949年，第20-21页。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丘为君校，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 范文澜：《急起直追参加革命建设工作》，《“五四”运动卅周年纪念专辑》，第33页。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进行了一次关于如何走出“周期率”的著名对话。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对黄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八十年来：黄炎培回忆录（片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31-132页。 黄炎培：《人民革命的信炮——“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卅周年纪念专辑》，第30页。 俞平伯：《回顾与前瞻》，同上书，第176页。 同上书，第177页。 孙中山：《关于五四运动》，《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29页。 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第六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第1769页，1763页。参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张晓京编：《罗家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65-66页。 参阅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94页。 张晓京编：《罗家伦卷》，第412页。 傅斯年：《“五四”偶谈》，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卷》,2015年，第414-415页。 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第344页。 参阅同上书，356页。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文集》第三卷，第169页。 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陈铁健编：《瞿秋白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瞿秋白：《饿乡纪程》，同上书，第25页。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同上书，第358-364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7页。 参阅同上书，第699-700页。 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第340-348页。 同上书，第359页。 范文澜：《急起直追参加革命建设工作》，《“五四”运动卅周年纪念专辑》，第35页。 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参阅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88页。 胡风：《从源头到洪流——纪念“五四”三十年》，《“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第50-51页。 参阅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50-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