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霍布斯鲍姆指出的：“一个全盘工业化的工业经济体意味着开弓没有回头箭，至少工业化将持续往前推进。”一个国家，面对全盘工业化的进程，推进有力，就持续领先；推进无力，便迅速落伍。不列颠新帝国首尝工业革命的甜头，但也势必首尝落后于工业革命步伐的苦果。
这一跌落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漫长，是因为英国逐渐跌落的过程，耗时达到一个世纪。但跌落的世界霸主、新型帝国不列颠，不再重蹈古典帝国的覆辙：帝国的衰败，不再是一场国家衰亡之旅，而是国家毫不逊色地位列发达国家行列，仅只失去世界霸主的叱咤风云地位而已。这也是现代新帝国不同于古代帝国的一大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帝国兴衰“怪事”，就是因为新型帝国的国家运行逻辑几乎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国。结合前述，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首先，国家由盛到衰的发展，不再是一个从狂风暴雨的军事征服到国内衰退、被征服或毁灭的过程。不列颠新帝国的发展，首先是长期蓄积内功的结果，其次才是对外战争与征服的产物。借助的帝国拓展动力，不仅有军事的、政治的，更有经济的、社会的因素。新帝国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从这个国家的切近日常生活的创新和工业化转制上体现出来。诚如霍氏指出的，英国工业革命锻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的世界机制。这是诸社会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此前，各个社会要素很少如此交错地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勃然兴起的新帝国，即使遭遇一时的国内困难，或者碰上国家挑战，也不会催生一场国家迅疾毁灭的悲剧。“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代帝国定势宣告终结。
其次，国家由盛到衰的演变，不再是一场基于无序性的骑马民族的飘风骤雨征战，也不再是一场基于稳定性要求的农业民族的韧性德性较量。而是不断创新的工业机制是否持续复制和连绵发酵的过程。只要一个国家建立起了这种机制，这种机制就会像不列颠新帝国那样，成为一种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制。即便这个国家不再领袖群伦，成为世界霸主，但它的绵绵内力和对外关系，仍然可以保证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而不至于完全被挤出这一队伍。
再次，国家由盛到衰的变迁，不再是有一种社会要素引导的畸形兴衰过程，也不再是政治与经济要素不平衡导致动乱，而一旦达成平衡则让社会陷入死寂般的宁静。不列颠新帝国创制的工业革命机制，乃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创新机制。人们处在这样的机制中，总是会产生种种遏制和逆转它的冲动，农业乌托邦总是引导这些人，要么试图回到已经不知所以的传统，要么迈进美轮美奂的理想境界。但结果总是差强人意，甚至造成巨大灾难。新式帝国总是促使人们相信，基于现实的进步主义，才有望引领人们迈向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5)
最后，国家由盛到衰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国家独秀始终的过程。不列颠新帝国的崛起，确实是独秀于林。但工业化的进程，不会因为不列颠新帝国不再独领风骚，就失去了工业化的国家载体。工业化是一个向全球范围推进的人类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不列颠新帝国将工业化的诱人景象示范全球，凡是接受工业化逻辑的国家，尾随而来，努力效仿，力求超越。结果英国成为一个各国谋求发展的典范。典范本身的典范性未必能够长期保持，但模仿者本身却可能成为这一发展范式的新典型。这是一个一个工业国家接力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推动不同国家进入富裕与文明生活的扩展型发展模式。
但不能否认的是，仅就不列颠新帝国一个国家来看，它的由盛到衰，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尤其是令英国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何以单元化的工业强国由盛到衰，并且无法阻挡呢？是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不能”延续发展奇迹吗？对此质疑，霍布斯鲍姆断然指出，不是英国人“不能”延续工业革命的奇迹，而是英国人“不想”延续这样的奇迹。他设定，资本主义这样的工业化经济类型，不是人们计划出来的，而是从众多追逐私利的个体决定中兴起的。因此，一种趋同的社会心态与行为模式，会决定这种经济形式的前途与命运。“关于英国工业活力的丧失，最常见也很可能最好的经济学解释是，问题终究缘于‘工业强国的发动时间早且过程长’，它以多种方式彰显了私有企业机制的不足。率先工业化所寄身的那些特殊条件自然不可能维持下去，它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无论当时多么的先进和有效，不可能始终独领风骚，它所创造的生产和市场方式也未必一直最适于支持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然而，从过时的旧方式转向新方式既昂贵也困难。”因此，英国人宁愿守住成本相对低廉并且已经赚取大钱的工业机制，不愿冒险进行工业结构的再创新。加之英国从来没有遭遇德国以及日本那样摧毁性的打击，摆在面前的困难不足以让他们改弦更张。因此，英国不落伍谁落伍呢？一个惰性十足的英国便呈现在世人面前。“英国正在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性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依靠对手的进步而过日子。”作为创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奇迹的英国，让人无比兴叹；而衰颓的英国，吃国家福利、享世界进步好处的英国，也让人无比感叹。工业社会的逻辑就是这么显出它的冷酷无情。随着“二战”的爆发，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终于宣告终结。此后的英国，无论是凸显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还是张扬撒切尔主义的市场化改革，都无法再将英国推向世界霸主地位。一切改革的核心，似乎都在如何维持住英国的既有地位。停滞的“英国病”就此成为一个聚集英才去努力解释的大问题。
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丛生的帝国，这些帝国试图重建类似于不列颠新帝国那样的殖民体系，不过种种尝试均归于失败。现代世界确认的是继不列颠新帝国而起的美帝国那种旨在建立无形帝国体系的政治进路。因此，当“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殖民地崩溃事件发生以后，殖民地与前宗主国的现代行动逻辑高度一致起来，帝国逻辑势必让位给多元世界逻辑。这便是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大局势。
由于霍布斯鲍姆将《工业与帝国》的论述主题聚焦于经济中心论题，因此他不愿意凸显不列颠新帝国崛起的政治动力、文化精神、宗教伦理、历史背景。他明确要求对英国崛起和衰落的经济事件进行经济解释。因此他努力勾画一条不列颠新帝国从工业革命领先国家何以堕入跟随发展的经济轨迹。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列颠新帝国崛起的工业动力，实在是与英国的宗教、文化、传统与社会诸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性事件。工业衰退的帝国挽歌，其实深埋在不列颠文化深层土壤之中。(6)当霍氏将经济之外的种种因素作为绝对辅助性的解释要素时，可能有损于他对自己立论的解释力。不过要承认，如果人们不追求大而全的泛泛解释，霍氏这本旨在面向公众的、着眼以经济事件解释经济问题的著作，确实是值得认真阅读的一部著作。
本文编选自《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