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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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文化中论及过去备受推崇的神学家时，往往会有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英雄传记”式地给他们扣上光环，在光晕中看待信仰先贤，把他们的错误、过犯和罪恶一笔勾销，仅仅留下他们的见解和成就，最好能让今天最挑剔和最有批判性的的历史学家在他们面前都无话可说。
第二种是“抵制文化”（cancel-culture）带来的冲动。如果有一位先贤当时的行为或者观点被当代文化证明有错或者有问题，就把这个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完全忽视他们著作中任何可能有帮助或有益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的罪错和过犯导致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美德和良善都不值一提，他们被“抵制”了。
这两种倾向对教会都没有好益处，两者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圣经中关于人类罪性的教导，也没有考虑到罪与善交织的复杂性，更没有考虑到成圣的渐进性，两种倾向都需要得到纠正。问题是，在一个从简单地胡编乱造到迅速地急于抵制历史人物的世界里，我们最终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神学家——要么“抵制”他们，把他们的贡献降到最低，要么不加批判地拥护他们的贡献，把他们的罪错降到最低。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因为过去的神学家的罪错而轻视他们，也可以有更多思考。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种类的罪、这些罪会如何影响这位神学家的观点，以及我们仍然可以用智慧去分辨并从有缺陷的前辈那里得到一些宝藏。
卡尔·巴特带来的难题
几年前，当我在阅读关于大多数教父如何对待神学书籍时，不经意翻开了克里斯蒂安·悌茨（Christiane Tietz）关于卡尔·巴特的 这本传记 ，那次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经历。
巴特堪称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家，只有约瑟夫·拉辛格（教宗本笃十六世）可以与之媲美。然而，随着巴特生活中不为人知的方面被曝光，我们现在知道他与秘书夏洛特·冯·克施鲍姆（Charlotte von Kirschbaum）之间存在婚外情，而且他甚至围绕着这一不正当关系安排自己的生活，对他的妻子奈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更糟糕的是，他为停留在这种不忠的关系中提出了扭曲和奇怪的神学理由。
萨缪尔·巴克森最近 捅破了这个难题，问道 ：“他是一个犯奸淫的人、一个对婚姻不忠的丈夫，这是一个耻辱，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是神给教会的恩赐。”这样的论述能有什么意义呢？巴克森读过并同意教父们关于美德在神学家生活中所扮演作用的观点，即专横和婚姻生活中的不忠必然对一个人的神学思考产生负面影响。拿先斯的贵格利指出，个人的敬虔对神学思考至关重要，只有清心的人才能面对上帝圣洁的灿烂光芒。神学不是一个抽象的、纯粹的头脑活动。甚至巴特也在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一现实，他在信中表明想知道他和克施鲍姆犯罪的经历会如何影响他的神学思考。
神学家与圣洁
我们是否应该要求过去的神学家们都在道德上保持纯全？我们是否可以从那些生活经常与圣经所说忠信相差甚远的神学家们身上学到点什么？
如果我们不是仅仅轻视过去神学家们的问题，而是看得更深，我们就可以同意教父们的观点，那些试图探究上帝奥秘的人们必须坚持“不断提高心灵纯全”这一标准。同时，我们还可以思想人物的一生如何塑造了他的神学，以及神学研究如何总是以某种方式受到研究者之罪的影响。
答案不是把个人圣洁这一议题束之高阁，那是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或科学家研究他们学科的方法。我们的品格在我们如何进行神学研究、解释圣经或进行应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带来的影响颇为深远。教父们是对的：我们需要关注持续存在的罪如何影响一个人思考上帝的方式，这样是明智的。
现在，许多基督徒不愿意去思考一个人的神学如何受到他的罪之影响，因为这引起了关于过去的神学家（特别是那些与各种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有牵连之人）各种不舒服的问题。这看起来是在回避抵制文化，但其实恰好采取了他们的思路。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容易滑向启蒙运动的模式——将学术研究和个人敬虔分开，而不是听听教父们的意见。
这是错误的做法。不，我不主张抵制重要神学家，甚至不主张抵制巴特。相反，我们应该更仔细、更具批判性地思考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们所犯的罪如何对他们的神学推理和结论产生负面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大卫·斯坦梅茨（David Steinmetz）所说：“对历史的研究给了教会面对其过去的自由：可以的时候，采用过去的智慧；应当的时候，指出当时的小信和罪恶。”
神学家的三种罪错类型
为此，我们应该对不同类型的罪错进行区分。一些基督徒反对这种想法，他们认为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因为任何罪——无论大小——都使我们与神隔绝。
但基督教传统一直认为有些罪“本身更严重，情节更重大，所以在神眼中比别的罪更可憎”，正如《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所说（问题151）：
谁犯罪：如果犯罪者的年龄已经相当成熟、经验更丰富、承受更多恩典，在职业、恩赐、地位、职分都尊贵，为人师表，是别人效法的榜样，这罪就更严重。
要理问答中还提到了违背自然律的罪，违背良心的罪，以及故意和冒失地违背誓言的罪等等不同的情况。
根据要理问答提供的线索，我们看到过去的神学家们所犯罪错的不同分类。
第一， 故意犯罪。
我们从巴特开始，他属于那种明知却故意停留在罪中的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又译蒂利希）也属于这类——他的婚外情甚至在他的圈子里颇负盛名。这些都是最恶劣的罪的例子，当一个神学家习惯性犯罪时，似乎对悔改或离开罪不感兴趣。
第二，不自知的罪。
这一分类包括了许多牧师和神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罪、邪恶和不公正同流合污。他们的罪虽然应当责备，但却是不自知的。马丁·路德的反犹主义观点和著作就属于这一类，还有爱德华兹为奴隶制的辩护和参与（尽管他谴责奴隶贸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爱德华兹和路德都会敦促我们不要消除或减少他们的道德责任。他们坚持认为，即便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属灵盲区），他们仍然要为自己的盲区负责，这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心不愿看到这些真理。
第三，在罪中挣扎。
第三类人包括那些生活中不断与罪争战的神学家，但人们会普遍认为他们是在努力抵挡罪。他们会在教会中承认自己的罪，并寻求脱离这罪，即便他们有时没有取得进展。我们不应该轻看任何形式的罪，因为它总会对我们和周围人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但在这一类情况下，神学家的愿望是拒绝罪并从罪中离开。阅读一些清教徒作家的忏悔录，或者再往前，翻开安瑟伦或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你会看到在这个堕落世界的泥沼中，他们在努力追求圣洁。是的，罪依然存在，但这样的神学家们寻求在基督里长进。
更复杂的问题
我承认我提供的分类有几个局限性。首先，我们倾向于把一个人“冻结”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可能会远离罪，也可能走向罪。一个季节里的故意悖逆可能会变成另一个季节里的与罪争战，悔改的萌芽会冲破贫瘠的土地。另一方面，不自知的罪可能会变得刚硬转为故意的悖逆，特别是当有人与权贵合流、成为不公的同谋时。
其次，即便我们同意故意犯罪也许是最严重、最恶劣的一类罪，但可责备却不自知的神学家带来的影响也同样具有破坏性，有时甚至更严重（想想二战及战前纳粹如何使用路德的著作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或那些爱德华兹之后继续鼓吹奴隶制的美国神学家们）。不过，第三类人可能描述了大多数神学家——那些内心不够圣洁，却又与罪在争战的人，这与神和神的话语一致。
第三，我们认为“立即令其失去资格”的罪往往不是取决于圣经，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解读圣经，因为我们的文化和时代同样限制了我们。（想想为什么 一些非洲基督徒认为纹身是比通奸更严重的罪 ！）。圣经中的许多人物——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约拿——都让我们看到了恶劣的罪行，也让我们看到了荣耀的救赎。
有时，一些牧师和神学家虽然不完美，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神学却是可以完美结合、前后一致的。古代教会经常称他们为“圣徒”，即使在一个没有封圣的传统中，当一个人生活的美丽和荣耀与他们的认信和神学相一致时，我们也会认可。一般来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些在个人和公共领域都以敬虔为标志的人，他们的神学思想更值得信赖。
提出更深入的问题
把神学家们当作英雄或混蛋都是错误的，给过去的神学家涂上焦油插上羽毛或不加批判地拥抱他们都不明智。但是犯罪的先贤仍然可以教我们一些东西。
社交媒体上的冲动是把每个人都放在快速和易于识别的分类盒里，这样我们就能立即知道谁是英雄，谁是混蛋。但现实生活充满荣耀又充满复杂性。一些我们可能称之为“混蛋”的人可能有英雄的美德特征，而那些我们可能称之为“英雄”的人则有混蛋的罪恶条纹。
相反，往深处看需要我们在过去神学家的神学观中仔细盘算罪所带来的扭曲。欧司·卡麦尔（Onsi Kamel）建议我们“看看具体的思想位置和特定的罪，然后特别调查思想是如何被罪明显影响的。然后对思想的这些层面进行吸收、警告或仔细对待。”
因此，我们应该研究：
路德恶毒的反犹主义如何影响了他对旧约的态度？他对犹太人的看法是否影响了他对律法和福音的明确区分，或他对社会的两国论立场？
爱德华兹的蓄奴如何影响他对仁慈和正义的理解？它如何改变他对圣经的理解或他对上帝的看法？它如何塑造他对社会秩序的观点或他的人论？爱德华兹的儿子成为热心的废奴主义者这一事实是否使这些问题变得复杂？
巴特的婚外情如何影响了他对罪和恩典的看法？他的故意犯罪和把神学当作头脑学术的做法是否削弱了他对神审判的理解？它们是否在他的一些半普救主义思考中起了作用？
成圣往往是不平衡的，如果这篇文章使问题复杂化，激起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我可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关于过去神学家的讨论，而不是更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求更加复杂而不是简单化的答案。真理并不因挖黑料或写一本将过去神学家的罪孽最小化的高尚传记而得到成全，只看到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生活中的罪而不看成圣的迹象也不利于认识真理。
我们最好承认人的复杂性，认识到即使是最受尊敬的神学家也可能怀有影响其神学视野的罪或盲区，然后重新致力于寻求圣洁，否则我们就无法看到我们渴望研究和敬拜的上帝。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 Should We Cancel Karl Barth, Martin Luther, and Jonathan Edwards?
Trevin Wax （特雷文·瓦克斯）是北美宣教委员会（North American Mission Board）研究和资源开发部的副总裁，也是锡达维尔大学的客席教授。特雷文曾是罗马尼亚的宣教士，是福音联盟的定期专栏作家，并为《华盛顿邮报》、宗教新闻社、《世界》和《今日基督教》撰稿。他曾担任《福音计划》（ The Gospel Project ）系列丛书的总编辑，并在惠顿学院教授宣教和教牧事奉课程。瓦克斯著有多本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