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教会教牧同工队伍的现状对中国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日前，在福音证主协会最新一期的《展望中华》的专题中，详细的介绍了内地教牧同工的多方面情况，包括同工结构、学位现象、家庭婚姻、医疗保障，以及所存在的四个巨大发差。 首先，证主介绍说，随著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地教会教牧同工队伍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教牧同工从老龄化到年轻化、神学教育从简单化到专业化、信仰从基础化到系统化、事工从单一化到多样化……可谓生机中有危机，希望中有挑战”。 同工结构方面，是“老、中、青结合，三代一起服侍”，即六七十岁、四五十岁和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三代结合服事，其中中青年传道人在教会担负管理、牧养和教导的重任。 神学毕业生“大雁东南飞”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来自北方相对较落后地区的神学生毕业后倾向选择到经济发达、政策宽松、待遇较好的东南沿海的教会服事。 学位现象方面，内地教会教牧同工队伍近年来不断出现高学历人才令人高兴。但一种倾向也值得注意，即为学位而学习，不是为提高水平而进修；为了仕途而镀金，不是为了事奉而装备，由此便出现了学位与素养不等、文凭与水平不符的怪现象。 婚姻家庭方面，情况复杂多样。比如有同工婚姻不幸福，配偶不信主，婚姻出现危机，离婚事件也有发生，也有大龄青年结婚难问题，夫妻不和难以倾诉、暗藏诸多矛盾与问题等等。 医疗保障方面，内地教会还没有为教牧同工建立健全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教牧同工也没有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长期过度劳累的服事也让不少同工积劳成疾、甚至病倒在事奉岗位上。 进修装备方面，三自教会的传道人神学院毕业之后，因为事奉的繁忙以及培训机会少的原因，很难有进修和提高水平的机会。家庭教会一些地区的传道人会有半公开或不公开状态的不同形式的培训以及讲座和课程等等。 同工关系方面，“教牧同工之间的排挤、打压、攻击现象在内地教会也常见，传统上的那种传（递）、帮（助）、带（领）类型的同工关系现在已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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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和教会的壮大给中国内地教会的牧者也带来了众多挑战，福音证主协会最新一期的《展望中华》中《新时代的牧者》一文中介绍了这些挑战。 证主指出教会中成长起来越来越多年轻、爱主、忠心的传道人，不过“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和问题、压力和挑战也日益严峻”，内地教会需要和期待更多“牧者的牧者”和在职培训等。同时，这篇文章还指出了中国内地教会对海外教会的两点期待。 该文分享说，内地教会的牧者面对着五个主要的挑战，分别是： 世俗化挑战：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权利、金钱和名利试探都会对牧者产生影响，这需要“同工团队的提醒和守望，好能抗衡世俗化的挑战”。 管理教会的挑战：攀比之风、花费更多钱令信徒经济负担加重等，都在呼唤着新时代的牧者实在需要神赐下智慧来管理教会的发展计划和事务。 心志挑战：乡村教会严重缺乏牧者，内地教会实在很需要有心志扎乌基层，全心牧养、教导农村信徒的牧者。 灵修挑战：事奉繁忙令很多牧者无法有时间保证最基本的灵修生活诸如读经、祷告、默想，影响个人和事奉。牧者实在需要更重视灵修时间的安排。 牧养挑战：很多牧者没有受过牧养方面的专业训练，加上牧者太少和太忙，所以常常以崇拜代替牧养，以讲道代替辅导，令信徒很难感受到关怀，也使得「牧者心肠」渐渐变为「领导心态」。 面对这些挑战和发展，内地教会近年来涌现出很多高学历、默默事奉、不辞劳苦的教牧同工，在神学处境化和本色化方面得到加强，神学院等也越来越添加很多专业性的课程，但内地教会仍旧亟需“牧者的牧者”和在职培训或轮训等。…
婚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内地的社会焦点之一，其中离婚情况最为严重，特别是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离婚率也偏高，并且每年有攀升的趋势。而专家指，造成此现象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婚姻观的扭曲。 在此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内地信徒的婚姻状况如何？如何透过婚姻辅导以及属灵资源支持等来帮助建立以基督化为中心的家庭？福音证主协会下属的神州情事工本月对此作介绍，并将此作为代祷题目，呼吁弟兄姐妹一同为此守望。 神州情介绍说，在中国内地，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教会与社会接触更为频繁，一方面打开了传道的门，福音传播更容易；另一方面，社会上偏差的观念和不良的风气更容易进入教会，影响信徒，其中对婚姻观的影响最大。 信徒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婚姻现况： 嫁给不信者—— 内地教会女多男少，不少姊妹到了适婚年龄仍未有结婚对象。有些姊妹只能继续守独身，承受家庭和社会压力；有些姊妹则碍于家人的压力而被逼嫁给未信者，婚后面对更大的困境。面对不信的丈夫及夫家，信仰受到极大的考验，甚至因为坚持信仰而被丈夫“逼迫”；有些姊妹因此“回到世界去”——迁就丈夫而失去跟随主的心。 姊妹婚后才信主—— 姐妹要面对不信主的丈夫，压力颇大。曾有一名未信主的丈夫跑到妻子的教会大吵大闹，要妻子不要经常往教会跑，而应留在家中。这令不少姊妹深感为难！也有一部分姊妹成为传道同工，但丈夫不信主，两人的价值观南辕北辙，造成不少矛盾，使姊妹的身心灵疲惫。 夫妇分隔两地——…
改变字体大小 #160; #160; #160;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soc/soc_20090429_brotherliu.jpg刘爱新老师。本月8日，福建仰恩大学由两位校领导出面，口头解聘了该校经济学院教师刘爱新。由于校方做法被指“粗暴”未按照《劳动合同法》办理且理由涉及基督教信仰。网友在网上热议此事件根源是否出于校方对基督徒看法带有色眼镜及压制？ 校领导的调查是根据去年11月刘爱新老师被学生举报其个人博客中富含基督教信仰的博文。此次“口头”解聘的数日后，刘爱新老师在博客上阐述学校给出的解聘“正当理由”为：“ 第一，我在学校成立教师团契，没有经过学校批准，没有按社团管理有关规定向学校提出申请并备案。我还参加了很多宗教活动，违反了宪法和教育法中有关教育和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和规定。学校方面把基督教团契理解为社会团体或社团。 第二，我在博客和QQ空间上发表了很多不恰当的文章，和我的工作及职业身份相背离。 第三，我的政治观点不恰当，因为我在空间的签名有‘政治：建设人道的社会民主主义！’ 这句话；同时还有‘人生：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永远不回头！’这句话，表明我的信仰很坚固。我不再适合在教育机构任职。”…
李提摩太路线提上中国宣教日程 丰收神学院曼德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 28：18 中国宣教史有“戴德生路线”和“李提摩太路线”的说法，但实际上在宣教课程中讲戴德生的篇幅远远大于李提摩太。前者是一个教会中人人皆知的人物，而后者却在教会中鲜为人知，倒是社会上的人，不时提到李提摩太的名字。其实正如与李提摩太同一时代、在中国温州宣教28年的来华英国宣教士苏慧廉指出的、近代所有来华外国宣教士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提摩太。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更说：“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 李提摩太显然是宣教士中的异类，他更侧重通过文化事工来实现福音使命、更侧重上层精英、更侧重在政治、传媒、教育、科技、慈善等领域为福音的广传做预工，并最终达到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的效果—-这种“李提摩太路线”对中国当下的社会、教会尤其是宣教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及福音传播已经不象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光景。教会已经由农村教会为主体变为以城市教会为主体；基督徒已经由农民等弱势群体为主体变为以社会中坚阶层（如专业人士、企业家、知识分子、医生、律师等）为主体；教会对社会的立场也逐渐从封闭拒斥走向影响社会的积极立场。（如这次四川救灾就是中国教会第一次在全社会的亮相、另如企业文化界的基督徒企业家的“羊文化”运动就是在重建中国经济伦理）。众多教会也认识到法律上的维权、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文化上的拓展、媒体上的占据，是教会与福音能够加快传播速度的有效途径。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背景，李提摩太路线应该提上中国教会宣教的日程，而更多地认识李提摩太显然非常必要。 目前汉语界出版的李提摩太传记并不多，苏慧廉所著的《李提摩太在中国》一书，是比较权威的李提摩太传记。本文中的大部分资料与事实均出于该书。李提摩太（1845-1919），出生于英国南韦尔斯省。他在攻读神学时立志到中国传道。1869年他受聘为英国浸礼会宣教士，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之后，他游行布道于东三省、华北地区,在社会底层宣教。生硬地隔离两条路线也是不对的，因为两条路线经常交融，如李提摩太刚到中国，实际上还是采用“戴德生路线”的方法。他长达数年通过游走或者骑马、骑驴游行布道、医疗、发放福音书籍等来传福音。 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旱灾,这场灾难大大改变了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当时山东、山西饿殍遍野、尸骨成堆、人吃人是常事;甚至有几批灾民要求李提摩太带他们造反。李提摩太出于基督徒的爱心和宣教的考虑随即把大量精力放在赈灾工作上。给灾民发粮、发钱、也协助政府救灾，并将《劝世真言》张贴街头，劝人悔改归向真神。救灾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传福音的最好渠道。四川地震我去了三次，第一次给灾民发放物资时说一声“耶稣爱你”，等2月后我第二次去,他们就主动地跟我握手，说：“弟兄、感谢主”，原来他们已经信主了。 不仅如此，通过救灾，李提摩太打开了一条向社会精英宣教的路线。李提摩太积极向地方政府建言，进献救灾良策；他也常与官绅合作发放赈灾物资,在合作中积极影响官绅。李提摩太在救灾中多方募集资金，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李提摩太从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主动会见李提摩太。正是与李鸿章的会见，使李提摩太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于是决定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官员和学者。…
2009年04月17日 #160;21:13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4-17/1652146.shtml #160; 中新社北京四月十七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十七日在北京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宗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加强基层宗教工作、加强支持爱国宗教团体建设的力量。 此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十七日在北京结业。贾庆林出席结业式并强调，全面贯彻中共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扎实做好宗教工作，全力维护中国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贾庆林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切实加强中共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美国华府消息 2009年7月30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彰1972年为主殉道的中国宣道士倪柝声（Watchman Nee），肯定中国基督教界这位伟大先驱的浩瀚属灵成就。倪柝声虽已为主殉道三十多年，但他的为人和事工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上百万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国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几百处，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 据估计，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倪柝声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许多西方教会领袖以倪柝声对全球属灵文化的贡献为荣。议员们希望有朝一日，倪柝声的著作能在中国自由地出版发行。 （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彰中国宣教士倪柝声全文如下） 美国国会记录 Vol. 155…
http://www.zijin.net/blog/user1/304/archives/2005/4063.shtml 作者：周国洪 一、小屋 · 小路 这是我姨奶的小屋。（下图） http://www.zijin.net/blog/uploadfile/2005105115247181.jpg 我的姨奶――我妻子的外婆的妹妹，是苏北农民。今年７８岁了。 ２００３年“十一”，我买车后的第一个长假，开车带着外婆回她老家，去看姨奶。 姨奶老两口，膝下无子女，住了一辈子草房。２００１年，在他们大约７４岁的时候，住进了这间瓦房。 瓦房长约８米，宽约４米。…
/ 改变字体大小 http://www.gospelherald.cn/files/soc/soc_20090801_china_duotai.jpg #187; 自“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男女人口比例失衡，有可能造成未来的社会问题。（图：网络图片）中国国家卫生部门30日发表全国堕胎个案报告，中国每年的新生儿数字是2千万，而每年的堕胎数字却高达1,300万，此数字为世界之冠，亦显示中国人对维护生命的价值观令人忧心。 据中国官方新闻媒体《中国日报》报导，中国最新录得1,300万的堕胎个案数字比起2003年的900万相比，明显激增。其中每1,000名年龄由15岁至44岁之间的中国妇女，就有24个堕胎，虽然这比起全球最高比例的俄国53.7个少一半，但其增幅之显著是值得关注的。 《中国日报》指出，该数字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上报的堕胎手术和通过药物进行的流产，因此实际的堕胎数字还要更高。据悉，很多乡村未登记的诊所也为妇女动堕胎手术。另外，中国每年售出大约1千万的事后避孕丸，该药丸可在怀孕初期引发流产。 而专门研究中国家庭计划政策的伦敦学院大学国际健康及发展中心(Centre for…
http://bbs.hangzhou.com.cn/thread-5371678-1-1.html 文章首先谈到中国基督徒的数字。作者引述一位曾是共产党官员的基督徒的话说，现在中国有1亿3000万基督徒，虽然官方数字是210万（160万新教徒，50万天主教徒）。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基督教团体则估计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在7000万到1亿3000万不等。作者说，如果这样，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就可以说超过了7400共产党员这个数字，中国因此也可能世界上是活跃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文章说，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时候，受洗的民众只有不到1%，而且主要是天主教徒，而今人数最多、最活跃的是新教的”家庭教会”。文章接着介绍了上海一个典型的家庭教会：人数不超过25人，因为这是法定不需要申请的聚会人数上限；地点在普通居民楼；参加的主要是城市专业人士；没有教堂的长凳，只有沙发和折叠椅；使用的传道资料多从互联网下载。 中国的未来 文章说，家庭教会在中国法律地位模糊，处于半公开、半合法状态，只要聚会人数不多，影响不大，政府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新教教会尤其宽容，而对何梵蒂冈有关系的地下天主教会则更为严厉。文章接着提到，基督教早期教会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迫害，采取的也是小规模聚会的形式，但众多小型教会又加快了信仰的传播。作者说，今天的中国当局面临的是同样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控制聚会规模可以保证不出现威胁党的领导的力量，但结果是教会数量迅速增加。文章说，这种家庭教会的好处是没有教堂、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因此也没有财政负担，但问题是管理质量也难以保证，同时也缺乏富有经验的传道人，经常是”信教两年的基督徒在指导信教一年的”。文章还指出，当前中国基督教和欧洲不同的是，在欧洲基督教意味着传统和仪式，而在中国，和基督教相伴的是现代、科技、商业。一位家庭教会牧师就说，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基督徒，也是中国第一代商人”。文章最后说，不能不得出结论，基督教未来会在中国产生政治影响。文章引述一位教徒的话说：”要想知道中国的未来，就必须掌握中国基督教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