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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时报专栏作家 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1年10月19日 09时16分46秒 【基督时报】 不过，比起这些家庭教会老一代的领袖来说，象河南、温州、安徽等地的教会大团队在对外的交往上可能就要开放得多，他们不仅在关系上与海外保持联系，而且在事工上也有紧密的合作。象方城团契（河南）、温州区会团队、中华福音团契（河南唐河）、颍上团队（安徽阜阳）、利辛团队（安徽毫州）、徐州淮海福音团契等团队更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就已与海外福音机构建立事工的合作关系，这些团队的领袖象张荣亮、冯建国、申义平、徐永泽、缪志彤等人早在80年代初就与海外福音机构有了事工的配搭。一些海外人士如包德宁、赵天恩、王一平等牧者都曾与这些家庭教会团队的领袖有过亲密的交往。就家庭教会大团队之对外交往的频率来说，无疑河南家庭教会团队是最为频繁的，原因有多方面，笔者认为有二点是不可忽略的，其一是他们在80、90年代所开展的“舍命式”的宣教计划比较容易引起海外的关注，因此海外一些重要福音机构便纷纷对他们提供援助，其二是河南家庭教会较沿海地区来说经济物资和福音资源方面更为缺乏，这就使得他们对海外福音机构的依赖性更大，这也迫使他们与海外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而象温州教会与海外的交往则又体现了另外的缘由，由于温州本地天然资源贫瘠，因此温州人多年来就孕育出一种向外拓展的本能意识，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影响了温州教会的事工特点，那便是希望以海外资源来激励自身的发展。不过，温州教会较河南教会来说，在对外交往上又体现了不同的特点，如果说河南教会对外交往单单是为了吸引资源来壮大队伍，那么温州教会的对外交往则是为了复制复兴模式来为己所用，用两个词来描述两个地方教会的对外交往模式，那便是：河南是“汲取”海外福音的资源，温州是“模仿”海外复兴的模式。 接着再来看看近十多年迅速兴起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相对于老一代传道人和大团队教会领袖来说，城市新兴家庭教会领袖对外交往的情况则富有另外一番特点，首先他们当然是会积极与海外保持联系，基于他们自身多为知识分子背景以及身处都市，因此在对外交往上较传统家庭教会来说应该是更为便利，不过，比起老一代传道人和大团队教会牧者来说，他们与海外教会的交往更体现了如下的特点：强调自身的独立性，注重交往的平等性，看重体制的创新性。而且在与海外的交往中，他们往往会顾忌整个中国教会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在乎国际教会如何整全地看待中国教会，换句话说他们对外的交往不在于寻求资源，而在于如何拓宽国际的生存空间，这较以往传统家庭教会已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野。如果说河南教会和温州教会的对外交往之特点是汲取资源和模仿模式，那么以北京为主的城市新兴教会便是在寻求国际生存空间。 为了能更详细体现中国家庭教会不同时期领袖的特色，笔者如下以一个表格来说明一下： 老一代领袖…

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一）——王文锋弟兄谈“我眼中的中国教会” 基督时报蒙作者赐稿 作者：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1年06月24日 09时15分17秒 编者按：两周前，中国神学论坛创办人王文锋弟兄寄来他的文章“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洋洋洒洒的一万字，讲述着这位出生于四代基督徒世家、生长于温州、 事奉于北京的牧者的中国教会情怀。 文章刊出以后，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基于对网友的回应，也基于对中国教会的深思，王弟兄便于一周前起意要写一本书，题目也类似。为了能够给自己寻找一种动力驱使他一口气把这本书写完，经过考虑后，他决定通过基督时报边写边连载。基于他亲朋好友来自中国不同的教会背景，因此他试图从一个客观的视角来分享有关中国教会的发展和走势，希望主内肢体一起为他祝福和代祷。 基督时报网站也对上帝在文锋弟兄心中所动的善工感恩，并盼望透过每日连载的方式促进更多人为中国教会代祷，愿中国教会成为上帝的荣耀的器皿！…

二、中国教会的现状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基督教在这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基督教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的情况如何。这跟一般人谈起几十年来同样有过迅猛发展的韩国教会不同，人们谈到韩国基督教可以知道有多少座教堂，有多少所神学院，有多少位宣教士。但是中国基督教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无法明确地、清楚地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到底有多少个聚会点。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基督教局面究竟如何？乡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状况如何？教会和牧者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没有人在介绍中国教会，也不是说没有人在研究中国教会，而是说大家介绍和研究的切入点、对象乃至方法都不同。比如说与中国体制内教会保持亲密关系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介绍中国教会时，他就会描述中国教会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宽松政策，取得越来越多的发展空间；而一些与中国体制外教会保持密切来往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描述中国教会时，他们则认为中国教会正在经受越来越大的逼迫，因为他们单单从家庭教会的处境来描述中国的政教关系局面。 究竟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情况能更反应事实呢？答案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待，如果你从基督教两会的角度来看，的确中国教会相对于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前来说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即教会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宽松，教会的待遇正变得越来优厚；而如果你从家庭教会的角度来看，则中国教会的生存空间的确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究竟当下中国教会处在怎么样的处境，以下笔者将从几个角度来阐述一下自己的所闻所见： 1、 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各自情况 谈及中国教会，给世界各国人最大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尤其是有关这两类教会的区别，比如三自教会是公开登记的，是政府支持的教会；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的地下教会，是与政府宗教政策对立的教会。 没错，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迄今为止双方之间仍然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甚至连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试图希望在其中做调节和缓和工作的人都会被双方所质疑、所排斥，乃至口诛笔伐。比如象葛培理（Billy Graham）次子葛纳德（Ned…

4、海外的研究机构 有关当下中国教会的研究信息之所以广受海内外教会关注，不仅在于中国教会本身之发展状况颇受关注，同时也在于当下中国教会信息超乎异常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政教关系的不正常状况，同时也在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长期对峙给研究机构所带来之研究进路的困惑。正因为这种客观的因素，便使得很多的研究机构都不易轻易做出学术的结论，因此就中国建国后的教会发展状况来讲，尤其是自改革开发后的局面来说，学术研究的空缺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空缺现象国内比海外更严重，因为国内的学者置身在政治氛围之内，更不便于“单刀直入”地进行教会史的研究。 至于海外的研究机构来说，尽管他们涉及中国教会的研究时也会有种种的顾虑，但是总的来说要比国内的研究机构方便的多， 不过，具体的情况要视该机构的事工定位和学术进路，比如说看该机构究竟是与中国哪些背景教会保持更亲密的关系（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以及这些研究机构之学术项目侧重点，如果说研究的重点在神学和文化层面可能顾虑会少一些，而如果要涉及政教关系以及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处境方面，那么研究的顾虑就会多一些。 就目前海外研究中国基督教机构的研究进路来讲，基本上是以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基督教在华的历史以及神学与汉学的思想交流为多，真正涉及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以及教会建制问题的为数不多。首先笔者大体罗列一下目前海外涉及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一些重要学术团体：中国福音会、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加拿大卑诗大学（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就学术定位来讲，如上几大基督教研究机构里，中国福音会的研究进路是以关怀教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宣教事业为主，而浸会大学、中文大学、中原大学、卑诗大学、天普大学等则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导向，而建道神学院和中国神学研究院则介于二者之间。 而在涉及研究的侧重点方面，中国福音会和建道神学院侧重于当代中国教会发展历程的研究，其中尤其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以及重大的教义和人物考究，而中国神学研究院及其它大学院校则偏向于神学、文化、社会及建国前宣教历史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在这么多机构里，真正涉及当代中国教会层面研究的机构只是极少数，而涉及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关系等敏感话题的更是少数。以下笔者重点分析一下几大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 a 、 中国福音会…

3、中国的民间媒体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资讯占主导的时代，大部分的信息了解都是通过各种媒介载体来获取，比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如需了解更多中国教会的资讯信息，自然也离不开各种媒介载体，不过因为客观政策的因素，教会比起其他领域而言，媒体的存在平台要薄弱得多，自建国以来中国也未曾有过专门的基督教报纸、广播、电视台，很显然这种状况与中国多达数千万的基督徒群体是极不相符的。不过，随着新媒体（互联网、移动网络）等载体平台的发展，很多的状况正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基督教机构和教会都无法在政策上获得审批，因此有关中国基督教媒体的存在形式目前大体还是以民间为主，甚至基本上是以个人形式的为多。 谈及媒体这一方面，首先得大体阐述一下有关媒体的范畴，就媒体的类别来说，大概可以分为有七类，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户外媒体、互联网、移动网络等，日后可能还有三网融合媒体（三网融合又称IPTV，即融合电信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于一身的媒介载体）。就这七大媒体的类型来说，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属于传统主流媒体，而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则属于新媒体，进入2000年之后，新媒体的地位和影响便渐渐超过了旧媒体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几十年来中国与世界一样经历了媒体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不过因着客观环境的限制，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却始终没有进入大众媒体的传播平台，在传统四大传播媒体中除了杂志这一“星星之火”外几乎处于完全被禁止的状态。而杂志这一领域也只是寥寥数刊在那里孤独地持守，就杂志的具体情况来讲，2000年前也就基督教两会的几分刊物在发行，如1980年复刊的全国性杂志《天风》，90年代创立分别属于湖北和河北基督教两会的《甘露》、《天友》，在家庭教会这一边来看据说2000年之前还没有出现一份有代表性的杂志，家庭教会的这种沉默基本来说是源于两种情况，其一是家庭教会因为长期受到打压因此习惯于低调行事，其二是早期家庭教会相对三自教会来说更缺乏文字事工推动者。 打破基督教报刊杂志由两会独步天下的局面乃是2000年后的事，这种僵局的打破跟当时网络媒体的兴起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互联网媒体注重民间和个人的特点唤起了众多基督徒对媒体传播的关注和兴趣。因此2000年后中国教会报刊杂志的第一波风潮乃是一种民间形式的行动，而且这种风潮尤其来自家庭教会。有关这一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几本具有久远影响的报刊杂志，比如2002年创刊的北京家庭教会刊物《爱筵》，这要算是中国家庭教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比较有代表的早期刊物，《爱筵》平凡中的持守、朴实中的守望曾给众多家庭教会的信众和牧者带来久远的勉励和祝福。之后分别于2006年1月创刊于温州的家庭教会刊物《麦种》更是以团队化、专业化的定位进一步推动了大陆民间基督教媒体的进展。就2006年来说，还值得一提的是于当年9月创刊于北京的《教会》杂志，此份同样来自家庭教会的刊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信息内容所具有的思想性和严谨性。此外2007年由北京.守.望.教会创刊的《杏花》则更是另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它标志着一些城市新兴教会可以独立承担包括原创、编辑、排版等一系列刊物运作过程。当然十几年来有关中国教会民间报刊杂志还可以罗列很多种，其中不乏精美的设计、广泛的宣传和大量的印刷，不过，就背后事工团队的成熟度、报刊定位的合理性、文章信息的原创性等方面来说，似乎都没有以上几本报刊杂志所具有的代表性。他们的出现不仅仅给海内外教会提供了了解中国教会的良好渠道，而且也带动了其他教会群体对基督教媒体的重视，同时更显示了中国教会在文字事工方面的潜在资源。 不过，纵观这十多年来中国教会民间媒体平台的发展状况，无疑互联网媒体更具有代表性。事实上，中国教会媒体平台单一性（由两会掌控）的打破就是因为网络媒体兴起的缘故。而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媒体所带来的风潮不仅使得信息的存在方式变得多样化，而且使得信息的交流方式也变得多元化。如同互联网对社会产生的冲击一样，教会也在当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和冲击。如果说中国教会在传统四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无法得到与社会同步的好处的话，那互联网媒体的带来总算是满足了这一要求。 有意思的是，就互联网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来看，基本上也凸显两种特点，其一是以个人的推动为主导，其二是以家庭教会的个人网站占多数。前者的情况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亦跟互联网事工透明性之特征有关，在三自会这边来讲，要设立一个事工网站必须要经过层层程序的审批，而在家庭教会这边来讲教会也不便通过网站的事工来透露教会内部的事务。后者的情况则跟互联网事工本身所具有的特色有关，比如互联网管理者在后台操作方面可以隐藏自己家庭教会的背景，而且互联网事工的即时性和灵活性也大大方便了参与者的委身，还有，尽管三自教会这边以个人名义推动网站事工的例子也不少，但总的来说要少于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信徒在个人事工的开拓方面比起三自教会信徒来讲要自由的多。 就互联网媒体的存在方式来讲，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比如资讯类、资源类、论坛类、博客类，这其中前三类特指群体性的网站，最后一类是属于个人性的博客日记。就这十来年中国教会的群体性网站来讲，基本上都是以资源类和论坛类发展为主，原因有以下的情况，首先是因为资讯类网站的要求非常高，它要求网站团队有丰富的信息量、快速的信息更新能力以及专业的技术队伍。再者，对于中国教会目前的信仰处境来讲，信息公开化和事工透明化的趋势还未形成，因此这便给网站记者们的采访带来不便。而有关这两点，资源类和论坛类的网站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不过，以上的情况也带来很大的遗憾，因为资讯类的网站毕竟是了解教会动态的直接信息，因此绝对不应该短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2006年9月和2008年12月一家名为北京福音时代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创建了针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资讯网站：福音时报和基督时报。随着几年的发展，尽管过程也经历一波三折，不过究竟还是走过来了。目前就中国基督教民间互联网资讯网站来讲，他们应该是走在最前面了。 不过，谈及中国基督教民间互联网的其它平台来讲，还是有很多故事要讲的，以下主要论述有关资源类和论坛类的网络媒体。一位名为默歌的网友曾把中国基督教网络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8年；第二阶段1999年至2002年；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其中第一阶段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网络社区和论坛的方式出现，其生存方式是作为某一公众网的一个社区出现。比如于1996年设立被誉为中国基督徒第一个社区的南开大学BBS圣经版，以及于1998年设立于“西嗣胡同”的“圣保罗教堂”信仰论坛。总的来说，第一阶段的互联网媒体大体是以社区或论坛方式存在，而且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跟贴信息基本上都是以介绍福音和辩护真理的内容为主。谈到第一阶段的网络状况时，有一个机构必须要提，那便是1994年于北美成立的网络基督使团（开始名为华人基督徒资源中心CCRC-…

“中国现在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字架的变革，已迎来福音传播的黄金季节；倘若十字架变革成功，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达到30%的基督徒成长异象，那时中国将成为新兴的基督化国家。” 这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赵晓博士日前在洛杉矶演讲“伟大的复兴在召唤：十字架变革在中国”中催人振奋的话语。身为虔诚基督徒的赵晓博士的分享给在座的华人信徒极大鼓励，现场反映热烈。此次演讲特会由南加州华人全福会主办。 随着中国的崛起，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很多人只关注中国经济层面上的变革，并期待中国广泛开展社会甚至是政治上的变革。但在赵晓博士看来，中国当前的变革本质上就是十字架的变革，而经济以及将来要进行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只是外在的表现而已。 赵晓博士引用中国汉唐受文化变革影响而崛起的历史规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文化大融合与大变革是中国崛起的幕后推动力量。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文化变革和融合。第一个是汉朝时期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融合，这支撑了汉朝的崛起；第二个是唐朝时期的儒道文化又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从而产生儒释道文化，那次文化大变革推动了唐朝的崛起。 赵晓博士把当今中国进行的十字架变革看成是第三次的文化大变革与大融合，并用“史无前例”来加以形容。因为前两次中国文化变革都没有十字架，而这一次传统中华优秀文化和基督信仰的交融将产生博大精深的“新中华文化”，其本质就是十字架的变革，它是推动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 不仅如此，赵晓博士还认为第三次文化大变革与大融合将比前两次对中国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更加造福广大中国的百姓。用他的话来讲，“唯有经历十字架的变革，中国人才能够站得直、走上正路，得着荣耀。” 接下来，赵晓博士分享了中国十字架变革的最新趋势和前景。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为中国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提供机遇，中国提前10至20年登上大国政治的舞台。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同时，赵晓博士清楚看到神更加快转化中国、使用中国的步伐。…

一、概要 一项涉及两百多个国家的综合性人口学研究显示，当今世界各年龄段的基督徒有21.8亿。2010年，世界总人口估计69亿，基督徒占到近三分之一。基督徒在地域上的分布也十分广泛——分布如此之宽广，以至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大洲或者区域可以单独地成为毫无异议的全球基督教中心。 在一个世纪前，情况可不是这样。根据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历史统计2，1910年，全世界基督徒约三分之二生活在欧洲，而欧洲成为基督徒主要生活地已有一千年历史。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大约只有四分之一（25%）生活在欧洲。多数(37%)——超过三分之一——现在生活在美洲。约四分之一基督徒（24%）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亚太地区的基督徒大约占八分之一（13%）。 1910年基督徒地区分布 http://www.pacilution.com/uploadfile/201211153946313.jpg 2010年基督徒地区分布 http://www.pacilution.com/uploadfile/201211154017969.jpg 1910年的数据来自皮尤论坛对于“全球基督徒研究中心”数据的分析；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总和可能不会恰好等于百分之百。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全世界基督徒总数几乎翻了四倍，从1910年的6亿增长到2010年的20亿。但是，世界总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从1910年的约18亿增长到2010年的69亿。现在，基督徒在世界总人口中的份量（32%）和一个世纪之前的份量（35%）相差无几。…

近日，美国最佳基督徒职场研究所（Best Christian Workplaces Institute, BCWI）公布2012年美国最佳的基督徒公司名单，在67家得到认证的机构当中，有22家机构获选。这22家机构中有6家是新上榜的，而其余的16家则是再接再厉入选的。 BCWI 的主席Al Lopus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些获选的机构在与员工互动方面竖立了很高的标准，而且成为了激励每一位员工的榜样。“他指出虽然经济危机同样对美国的基督徒机构、公司带来沉重压力，但这些机构的领袖们都认识到培养健康的组织文化对于实现组织异象非常重要。…

全球最大的基督教会在哪里？很多基督徒会脱口而出“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不过，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香柏领导力机构创办人赵晓博士则认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会在中国。 赵晓博士日前在南加州华人全福会举办的专题讲座上，分享中国正经历十字架的变革，中国一些局部地区已被福音转化，教会极度的复兴，有的地级市基督徒人口达半成。他表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会的头衔早已易主中国。 由赵镛基牧师创立的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有80万会众，坐拥全球基督教会头把交椅。但赵晓博士经过认真的调查发现，世界最大的教会其实在中国。 赵晓博士透露那所教会在中国拥有10万间堂会，平均每所分堂的信徒人数逾50人，会众总和超过500万人，远远大过纯福音教会。不仅如此，那所中国教会注重差传，已向海外派遣100多名宣教士。 虽然中国基督徒数量增长显著，但缺质量、少能量，而且在很多福音事工上还需不断改进。为此，赵晓博士鼓励中国教会应该多向邻国南韩的基督教会学习。 赵晓博士实地走访韩国多所著名的基督教会，被韩国教会火热的祷告劲头、献身宣教的热情深深触动。他说，很多韩国教会凌晨4、5点钟就开晨祷会，有一次他早上5点出席祷告会，竟发现教堂早已人满为患，很难找到空位。 赵晓博士还说很多韩国教会在创立第一年就开始海外宣教的工作。韩国教会就是用海外宣教来刺激本土教会的成长。最著名的例子是韩国大地教会，大地教会的异象是成为宣教的教会，其使命是每3个家庭至少有一个家庭去海外宣教，未来目标差派二千名宣教士。 最后，赵晓博士强调经历十字架变革的中国将更有利于国泰民安、构建和谐社会，亦为神的国度带领丰丰富富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