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国家力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宗教、“信仰中国”、“信仰板块”、国家利益、中国外交 〔提要)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巫需面对的战略问题。中国在宗教信仰领域更加有所作为的关键，即在于正视一个逐渐浮现的、与“文化中国”和“中华经济圈”并存的“信仰中国”。它包含了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中国国家力对“信仰中国”的积极叙述、塑造与展示，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也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产生积极意义。 诚如国际关系学者杰克·斯奈德(JaekSnyder)所言，自“9·11”事件以来，“宗教已然成为国际政治讨论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实际上，宗教从所谓“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与其说是长期作为“宗教无用论之重灾区”的国际关系学界的重新发现，毋宁说是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及其深远影响的迟到确认。兼具跨国与文化特性的宗教，不仅在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地区冲突同中扮演着或隐或显的重要角色，亦与同属跨国性力量的互联网、跨界民族、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运动等紧密结合而更具全球影响力。全球宗教复兴以及宗教政治化的趋势，是宗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种国内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并且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各种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竞相争夺的资源。某种结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并且兼具广泛参与性、主体多元性和软硬实力的地缘宗教(geo-religion)，正在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其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与潜在意义。 与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无神论中国”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中国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新兴“宗教大国”，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成为全球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广泛而频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格局。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商品提供者。仅以《圣经》出版为例，2010年11月8日，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举行“八千万圣经印刷庆典”。该“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圣经印刷企业”从1985年下线第一本圣经到目前已形成年产1500万至2000万册圣经的产能，目前不仅已经印刷了8种民族语言、50多种不同规格版本的5500万册圣经以满足国内2300万信徒和其他民众的需要，而且为世界上70多个国家印刷了70多种语言的2600多万册圣经。与之相比，中国传统宗教在价值观层面的国际影响力就更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道德经》的外文译本几近500种，涉及30多种文字，“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的宗教大国地位及其国际效应。 然而，与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准超级大国”地位相比，我国在文化和观念领域却仍属“发展中国家”序列，在实际国际影响力上呈现出明显的“软硬失衡”态势。国际上对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兴趣，亦大多基于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及其背后强大的政府执行力，而非中国的文化和观念软实力。事实上，中国国内宗教信仰的复兴与国际上根深蒂固的“无神论中国”印象之间的认知差距，恰恰反衬出了中国宗教在海外投射力上的限度，以及中国在建构与展示较“无神论中国”更为真实的“信仰中国”以及宗教自由政策方面的能力不足。与此种“内外有别”一体两面的情况是，佛教、道教以及各种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在港台、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所拥有的较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却并未实质性地增进作为发源地和根据地的中国之国家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着断裂与脱节。基于种种原因，尽管“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成果显著，部分国家尤其是海外华人社会及其广大宗教信众仍然对中国的宗教生态与政教格局存在疑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这些地区和社区对中国的好感度与向心力。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及其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上的隔阂，已然成为制约中国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现实瓶颈。国际社会在对于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解读中，宗教信仰状况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参数，而国内以物质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主导的发展或崛起战略讨论对这一点也未给予充分的认识与估计。实际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以“富强”(分别对应了经济与军事实力)为依归的国家发展目标，由于缺乏在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观照，无论就对内还是对外而言，都已呈现出其明显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为世界所提供的主要还是宗教商品，虽有宗教经济的繁荣景况，却尚不具备文化和神学附加值。可以说，中国在国际宗教经济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正好对应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低端处境，而这与中国博大精深的宗教传统也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在为全球宗教复兴提供充足物质条件的同时，却并未得到与此种贡献相称的国际认可。而国际社会在广泛消费中国制造的信仰商品的同时，也并未真正意识到信仰商品背后一个正在逐渐显现的“信仰中国”。 在国际政治领域，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手法(如所谓“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以及政治(主权)问题的“宗教化”和“国际化”运作(如西藏问题)，不仅形成对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挑战，也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度偏见”。面对此种局面，我们与其在宗教问题上不断面临外交的被动卷人，不如正视和顺应全球宗教复兴与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大趋势，积极寻回我国外交中的宗教因素。如何把宗教从中国国际战略中的“负资产”转变为“软权力”，在国际宗教舞台上化被动为主动，已日益成为我国需面对的一项迫切的战略选择。 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亦是全面“走出去”以及国家利益全球化的展开过程。就前者而言，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传统文化支撑的可持续的经济走出去战略，同样也很难设想缺乏宗教背景和价值观基础的传统文化。同时，现代政治的大众参与特性决定了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全方位外交的顺利开展，在注重目标国家和地区政治上层和社会精英的同时，亦无法忽视基层群众或草根的巨大力量。宗教作为超越阶层、种族、性别、文化的精神力量，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能为中国开展公共以及民间外交提供有力的依托，从而克服中国外交工作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上下脱节”(重精英轻草根，重官方轻民间)状况。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中，宗教交流比经贸等交往更为深刻、更具基础性和长期性。我们需要并且有可能在传统民族国家与领土疆域的范畴之外，以诸如“伊斯兰世界”、“藏传佛教世界”、“天主教世界”等跨国性信仰单位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2010年以来新疆“向西开放”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即已包含着对未来拓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长远思考。中国若掌握藏传佛教的话语权，将不仅有助于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世界上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地区的影响力。随着拉丁美洲在中国国家对外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在看到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左翼拉美之余，也确实应充分认识到还存在着一个天主教和五旬节派的拉丁美洲。要正确了解目前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或“金砖国家”如巴西、俄国和印度，我们就不能不了解作为这些国家价值观基础且发展十分迅速的天主教、东正教和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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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时报专栏作家 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2年01月30日 10时57分20秒 【基督时报】续：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十六） 3、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互动情况 客观来讲，无论是从信众群体数量角度来讲，还是从社会群体反应角度来看，这几十年来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的互动情况是非常薄弱的，也就是说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里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换句话说，中国教会在社会公共领域根本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当然这期间有众多的原因，其中既有环境处境引起的外部原因，亦有理念问题带来的内部因素。外部环境指的是中国政府宗教政策对于宗教团体的限制以及民族主义文化保守群体对基督教发展的警惕。但是无疑教会自身在神学传承和信仰教理上对参与公共空间活动的的薄弱意识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具体来讲指的是中国教会由于有浓厚基要派信仰的背景，因此对于社会层面的文化使命缺乏热情。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当下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在互动之中的状况以及更好地展望未来的前景，笔者以下将从历史背景、目前处境以及未来展望几块对该话题进行分析和描述。…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 添加时间:2011-12-19 15:07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四十五） 钟扬教授主讲“中国基督徒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初探” 2011年12月14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四十五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致远讲席教授、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钟扬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孙国东、林曦、杨晓畅等参加了本次讲座。现场座无虚席，许多校内外的老师和同学也闻讯赶来，聆听这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钟扬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简要介绍了钟扬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评论嘉宾范丽珠教授和刘清平教授。 钟扬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中国基督徒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初探”的精彩演讲。他首先介绍了此项研究的缘起。据皮欧（Pew）全球态度调查项目显示，超过56%的中国公众生活中有某种信仰，而据钟教授的研究，中国基督徒的数量正迅速增长，目前可能已达到七千到八千万。他指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religiosity）（包括信仰、归属、行为）往往会影响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某些政治观;以美国为例，有宗教信仰的人受其教义的影响倾向于保守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当然不同的宗教对人的社会政治观会有不同的影响，他列举了基督教在南韩、波兰、中国所造成的社会事件和文化冲突，强调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指出此项研究的主旨，即探讨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基础，首先梳理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之后根据笔者对英国伯明翰地区基督宗教各主要宗派十余家基层教会进行的实地调研，着重分析以神学倾向为标准所划分的各派教会的教牧人员对英国宗教世俗化的表现、程度和成因、教会面对世俗化的冲击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英国各派基督教会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之立场观点的分歧和冲突，对保守派教会在世俗化的冲击下显示出更强的吸引力这一现象作出简要说明，并认为各派教会的外在宗教实践形式与其内在神学思想倾向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张力，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教牧人员在面对世俗化的冲击时所表现出的踌躇和骑墙心理。 关键词：英国 基督宗教 世俗化 基层教会 个案研究 一、关于英国基督宗教的世俗化 世俗化是当今欧美、尤其是西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在英国，世俗化得到了较为典型的诠释。世俗化在英国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18世纪至20世纪中期属于世俗化的量变积累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则达到了质变的突破。基督宗教无论是作为有形的以教会为代表的组织机构，还是作为无形的大众文化价值体系似乎都处于江河日下的境地。 （一）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
据北京高校学者在《国学与西学：国际期刊》2011年12月刊上发布的《国学热、意义的匮乏与大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取向：一项基于北京市的调查与分析》研究论文显示，北京的大学生中具有基督教信仰（含天主教）的人数比例占总数的3.9%。“人生中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仰，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基督徒这样的人生，基督徒可以这样去想，基督徒可以自由的去活，基督徒可以爱人如己、乐于助人、不计较个人得 失地去看待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说。 这一学术论文是基于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丁博士课题组在2011年的调查研究。该研究以北京市行政范围内所有教育部直属、其他部委所属或北京市所属55所高等院校629561学生为总体，以PPS抽样方法对包括北大、清华、人大、民族大学等13所学校的20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分析得出的结果。 由于大学教育在“智力至上”和“社会生存功利性”价值观的指导下，忽略了对大学生的精神塑造和信仰塑造，虽然大学生长期接受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比较脱离社会现实，但是随着大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扩大，汲取知识的视野拓展，他们必然会萌发对人生价值的进一步思考和追求。 虽然中国有很多种宗教，唯有基督教中的圣经解释了“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一直困扰大学生的四个问题。 因此，一间小小的民居或者写字楼，摆上几排椅子的家庭教会和大学生团契成了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基地。 赵晓博士博客表示：基督教在大学生校园的传播和发展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大学生基督徒也在迅速的增长中。这一事实表明基督教正在部分大学生中凸显其核心功能
基督时报专栏作家 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1年10月19日 09时16分46秒 【基督时报】 不过，比起这些家庭教会老一代的领袖来说，象河南、温州、安徽等地的教会大团队在对外的交往上可能就要开放得多，他们不仅在关系上与海外保持联系，而且在事工上也有紧密的合作。象方城团契（河南）、温州区会团队、中华福音团契（河南唐河）、颍上团队（安徽阜阳）、利辛团队（安徽毫州）、徐州淮海福音团契等团队更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就已与海外福音机构建立事工的合作关系，这些团队的领袖象张荣亮、冯建国、申义平、徐永泽、缪志彤等人早在80年代初就与海外福音机构有了事工的配搭。一些海外人士如包德宁、赵天恩、王一平等牧者都曾与这些家庭教会团队的领袖有过亲密的交往。就家庭教会大团队之对外交往的频率来说，无疑河南家庭教会团队是最为频繁的，原因有多方面，笔者认为有二点是不可忽略的，其一是他们在80、90年代所开展的“舍命式”的宣教计划比较容易引起海外的关注，因此海外一些重要福音机构便纷纷对他们提供援助，其二是河南家庭教会较沿海地区来说经济物资和福音资源方面更为缺乏，这就使得他们对海外福音机构的依赖性更大，这也迫使他们与海外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而象温州教会与海外的交往则又体现了另外的缘由，由于温州本地天然资源贫瘠，因此温州人多年来就孕育出一种向外拓展的本能意识，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影响了温州教会的事工特点，那便是希望以海外资源来激励自身的发展。不过，温州教会较河南教会来说，在对外交往上又体现了不同的特点，如果说河南教会对外交往单单是为了吸引资源来壮大队伍，那么温州教会的对外交往则是为了复制复兴模式来为己所用，用两个词来描述两个地方教会的对外交往模式，那便是：河南是“汲取”海外福音的资源，温州是“模仿”海外复兴的模式。 接着再来看看近十多年迅速兴起的城市新兴家庭教会。相对于老一代传道人和大团队教会领袖来说，城市新兴家庭教会领袖对外交往的情况则富有另外一番特点，首先他们当然是会积极与海外保持联系，基于他们自身多为知识分子背景以及身处都市，因此在对外交往上较传统家庭教会来说应该是更为便利，不过，比起老一代传道人和大团队教会牧者来说，他们与海外教会的交往更体现了如下的特点：强调自身的独立性，注重交往的平等性，看重体制的创新性。而且在与海外的交往中，他们往往会顾忌整个中国教会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在乎国际教会如何整全地看待中国教会，换句话说他们对外的交往不在于寻求资源，而在于如何拓宽国际的生存空间，这较以往传统家庭教会已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野。如果说河南教会和温州教会的对外交往之特点是汲取资源和模仿模式，那么以北京为主的城市新兴教会便是在寻求国际生存空间。 为了能更详细体现中国家庭教会不同时期领袖的特色，笔者如下以一个表格来说明一下： 老一代领袖…
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一）——王文锋弟兄谈“我眼中的中国教会” 基督时报蒙作者赐稿 作者：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1年06月24日 09时15分17秒 编者按：两周前，中国神学论坛创办人王文锋弟兄寄来他的文章“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洋洋洒洒的一万字，讲述着这位出生于四代基督徒世家、生长于温州、 事奉于北京的牧者的中国教会情怀。 文章刊出以后，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基于对网友的回应，也基于对中国教会的深思，王弟兄便于一周前起意要写一本书，题目也类似。为了能够给自己寻找一种动力驱使他一口气把这本书写完，经过考虑后，他决定通过基督时报边写边连载。基于他亲朋好友来自中国不同的教会背景，因此他试图从一个客观的视角来分享有关中国教会的发展和走势，希望主内肢体一起为他祝福和代祷。 基督时报网站也对上帝在文锋弟兄心中所动的善工感恩，并盼望透过每日连载的方式促进更多人为中国教会代祷，愿中国教会成为上帝的荣耀的器皿！…
二、中国教会的现状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基督教在这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基督教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的情况如何。这跟一般人谈起几十年来同样有过迅猛发展的韩国教会不同，人们谈到韩国基督教可以知道有多少座教堂，有多少所神学院，有多少位宣教士。但是中国基督教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无法明确地、清楚地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到底有多少个聚会点。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基督教局面究竟如何？乡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状况如何？教会和牧者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没有人在介绍中国教会，也不是说没有人在研究中国教会，而是说大家介绍和研究的切入点、对象乃至方法都不同。比如说与中国体制内教会保持亲密关系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介绍中国教会时，他就会描述中国教会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宽松政策，取得越来越多的发展空间；而一些与中国体制外教会保持密切来往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描述中国教会时，他们则认为中国教会正在经受越来越大的逼迫，因为他们单单从家庭教会的处境来描述中国的政教关系局面。 究竟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情况能更反应事实呢？答案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待，如果你从基督教两会的角度来看，的确中国教会相对于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前来说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即教会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宽松，教会的待遇正变得越来优厚；而如果你从家庭教会的角度来看，则中国教会的生存空间的确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究竟当下中国教会处在怎么样的处境，以下笔者将从几个角度来阐述一下自己的所闻所见： 1、 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各自情况 谈及中国教会，给世界各国人最大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尤其是有关这两类教会的区别，比如三自教会是公开登记的，是政府支持的教会；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的地下教会，是与政府宗教政策对立的教会。 没错，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迄今为止双方之间仍然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甚至连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试图希望在其中做调节和缓和工作的人都会被双方所质疑、所排斥，乃至口诛笔伐。比如象葛培理（Billy Graham）次子葛纳德（Ned…
4、海外的研究机构 有关当下中国教会的研究信息之所以广受海内外教会关注，不仅在于中国教会本身之发展状况颇受关注，同时也在于当下中国教会信息超乎异常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政教关系的不正常状况，同时也在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长期对峙给研究机构所带来之研究进路的困惑。正因为这种客观的因素，便使得很多的研究机构都不易轻易做出学术的结论，因此就中国建国后的教会发展状况来讲，尤其是自改革开发后的局面来说，学术研究的空缺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空缺现象国内比海外更严重，因为国内的学者置身在政治氛围之内，更不便于“单刀直入”地进行教会史的研究。 至于海外的研究机构来说，尽管他们涉及中国教会的研究时也会有种种的顾虑，但是总的来说要比国内的研究机构方便的多， 不过，具体的情况要视该机构的事工定位和学术进路，比如说看该机构究竟是与中国哪些背景教会保持更亲密的关系（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以及这些研究机构之学术项目侧重点，如果说研究的重点在神学和文化层面可能顾虑会少一些，而如果要涉及政教关系以及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处境方面，那么研究的顾虑就会多一些。 就目前海外研究中国基督教机构的研究进路来讲，基本上是以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基督教在华的历史以及神学与汉学的思想交流为多，真正涉及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以及教会建制问题的为数不多。首先笔者大体罗列一下目前海外涉及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一些重要学术团体：中国福音会、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加拿大卑诗大学（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就学术定位来讲，如上几大基督教研究机构里，中国福音会的研究进路是以关怀教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宣教事业为主，而浸会大学、中文大学、中原大学、卑诗大学、天普大学等则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导向，而建道神学院和中国神学研究院则介于二者之间。 而在涉及研究的侧重点方面，中国福音会和建道神学院侧重于当代中国教会发展历程的研究，其中尤其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以及重大的教义和人物考究，而中国神学研究院及其它大学院校则偏向于神学、文化、社会及建国前宣教历史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在这么多机构里，真正涉及当代中国教会层面研究的机构只是极少数，而涉及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关系等敏感话题的更是少数。以下笔者重点分析一下几大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 a 、 中国福音会…
3、中国的民间媒体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资讯占主导的时代，大部分的信息了解都是通过各种媒介载体来获取，比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如需了解更多中国教会的资讯信息，自然也离不开各种媒介载体，不过因为客观政策的因素，教会比起其他领域而言，媒体的存在平台要薄弱得多，自建国以来中国也未曾有过专门的基督教报纸、广播、电视台，很显然这种状况与中国多达数千万的基督徒群体是极不相符的。不过，随着新媒体（互联网、移动网络）等载体平台的发展，很多的状况正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基督教机构和教会都无法在政策上获得审批，因此有关中国基督教媒体的存在形式目前大体还是以民间为主，甚至基本上是以个人形式的为多。 谈及媒体这一方面，首先得大体阐述一下有关媒体的范畴，就媒体的类别来说，大概可以分为有七类，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户外媒体、互联网、移动网络等，日后可能还有三网融合媒体（三网融合又称IPTV，即融合电信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于一身的媒介载体）。就这七大媒体的类型来说，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属于传统主流媒体，而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则属于新媒体，进入2000年之后，新媒体的地位和影响便渐渐超过了旧媒体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几十年来中国与世界一样经历了媒体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不过因着客观环境的限制，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却始终没有进入大众媒体的传播平台，在传统四大传播媒体中除了杂志这一“星星之火”外几乎处于完全被禁止的状态。而杂志这一领域也只是寥寥数刊在那里孤独地持守，就杂志的具体情况来讲，2000年前也就基督教两会的几分刊物在发行，如1980年复刊的全国性杂志《天风》，90年代创立分别属于湖北和河北基督教两会的《甘露》、《天友》，在家庭教会这一边来看据说2000年之前还没有出现一份有代表性的杂志，家庭教会的这种沉默基本来说是源于两种情况，其一是家庭教会因为长期受到打压因此习惯于低调行事，其二是早期家庭教会相对三自教会来说更缺乏文字事工推动者。 打破基督教报刊杂志由两会独步天下的局面乃是2000年后的事，这种僵局的打破跟当时网络媒体的兴起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互联网媒体注重民间和个人的特点唤起了众多基督徒对媒体传播的关注和兴趣。因此2000年后中国教会报刊杂志的第一波风潮乃是一种民间形式的行动，而且这种风潮尤其来自家庭教会。有关这一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几本具有久远影响的报刊杂志，比如2002年创刊的北京家庭教会刊物《爱筵》，这要算是中国家庭教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比较有代表的早期刊物，《爱筵》平凡中的持守、朴实中的守望曾给众多家庭教会的信众和牧者带来久远的勉励和祝福。之后分别于2006年1月创刊于温州的家庭教会刊物《麦种》更是以团队化、专业化的定位进一步推动了大陆民间基督教媒体的进展。就2006年来说，还值得一提的是于当年9月创刊于北京的《教会》杂志，此份同样来自家庭教会的刊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信息内容所具有的思想性和严谨性。此外2007年由北京.守.望.教会创刊的《杏花》则更是另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它标志着一些城市新兴教会可以独立承担包括原创、编辑、排版等一系列刊物运作过程。当然十几年来有关中国教会民间报刊杂志还可以罗列很多种，其中不乏精美的设计、广泛的宣传和大量的印刷，不过，就背后事工团队的成熟度、报刊定位的合理性、文章信息的原创性等方面来说，似乎都没有以上几本报刊杂志所具有的代表性。他们的出现不仅仅给海内外教会提供了了解中国教会的良好渠道，而且也带动了其他教会群体对基督教媒体的重视，同时更显示了中国教会在文字事工方面的潜在资源。 不过，纵观这十多年来中国教会民间媒体平台的发展状况，无疑互联网媒体更具有代表性。事实上，中国教会媒体平台单一性（由两会掌控）的打破就是因为网络媒体兴起的缘故。而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媒体所带来的风潮不仅使得信息的存在方式变得多样化，而且使得信息的交流方式也变得多元化。如同互联网对社会产生的冲击一样，教会也在当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和冲击。如果说中国教会在传统四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无法得到与社会同步的好处的话，那互联网媒体的带来总算是满足了这一要求。 有意思的是，就互联网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来看，基本上也凸显两种特点，其一是以个人的推动为主导，其二是以家庭教会的个人网站占多数。前者的情况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亦跟互联网事工透明性之特征有关，在三自会这边来讲，要设立一个事工网站必须要经过层层程序的审批，而在家庭教会这边来讲教会也不便通过网站的事工来透露教会内部的事务。后者的情况则跟互联网事工本身所具有的特色有关，比如互联网管理者在后台操作方面可以隐藏自己家庭教会的背景，而且互联网事工的即时性和灵活性也大大方便了参与者的委身，还有，尽管三自教会这边以个人名义推动网站事工的例子也不少，但总的来说要少于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信徒在个人事工的开拓方面比起三自教会信徒来讲要自由的多。 就互联网媒体的存在方式来讲，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比如资讯类、资源类、论坛类、博客类，这其中前三类特指群体性的网站，最后一类是属于个人性的博客日记。就这十来年中国教会的群体性网站来讲，基本上都是以资源类和论坛类发展为主，原因有以下的情况，首先是因为资讯类网站的要求非常高，它要求网站团队有丰富的信息量、快速的信息更新能力以及专业的技术队伍。再者，对于中国教会目前的信仰处境来讲，信息公开化和事工透明化的趋势还未形成，因此这便给网站记者们的采访带来不便。而有关这两点，资源类和论坛类的网站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不过，以上的情况也带来很大的遗憾，因为资讯类的网站毕竟是了解教会动态的直接信息，因此绝对不应该短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2006年9月和2008年12月一家名为北京福音时代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创建了针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资讯网站：福音时报和基督时报。随着几年的发展，尽管过程也经历一波三折，不过究竟还是走过来了。目前就中国基督教民间互联网资讯网站来讲，他们应该是走在最前面了。 不过，谈及中国基督教民间互联网的其它平台来讲，还是有很多故事要讲的，以下主要论述有关资源类和论坛类的网络媒体。一位名为默歌的网友曾把中国基督教网络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8年；第二阶段1999年至2002年；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其中第一阶段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网络社区和论坛的方式出现，其生存方式是作为某一公众网的一个社区出现。比如于1996年设立被誉为中国基督徒第一个社区的南开大学BBS圣经版，以及于1998年设立于“西嗣胡同”的“圣保罗教堂”信仰论坛。总的来说，第一阶段的互联网媒体大体是以社区或论坛方式存在，而且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跟贴信息基本上都是以介绍福音和辩护真理的内容为主。谈到第一阶段的网络状况时，有一个机构必须要提，那便是1994年于北美成立的网络基督使团（开始名为华人基督徒资源中心C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