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Enter" to skip to content

Posts published in “圣山网论坛”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

   由於近年来考古工作所获致的新材料开始能使我们逐渐了解到文明,城市生活和社会的国家形态是如何在中国开始产生的,我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中国古史研究在社会科学一般法则上的重要意义.中国提供了将根据西方历史研究所拟定出来的若干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说加以测试的重要资料,而我们已发现若干有关文明起源的重要假说是通不过这个测试的.同时,中国又提供足够的资料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文明如何在中国开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面这两点–即在文明起源上若干西方的一般法则不适用於中国,同时在这方面中国提供它自己的一般规律–当然是彼此相关的.对中国,马雅和苏米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1】显示出来,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态.    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徵,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用牟复礼(F.W.Mote)氏的话来说,「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属於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2】杜维明氏进一步指出,这个有机物性的程序「呈示三个基本的主题:连续性,整体性和动力性.存在的所有形式从一个石子到天,都是一个连续体的组成部分……既然在这连续体之外一无所有,存在的链子便从不破断.在宇宙之中任何一对物事之间永远可以找到连锁关系」.【3】中国古代的这种世界观【4】–有人称为「联系性的宇宙观」–显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会中广泛出现的人类世界观【5】的基层.这种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存在的特殊重要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明在它的基础之上与在它的界限之内建立起来这件事实.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    当我们向东穿过太平洋而找到许多在同一个宇宙观基层的上面和范围之内建造起来的新大陆的文明时,上面这件事实的重要意义便看得更为清楚.在1972年一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萨满教和迷魂药的文章中,拉巴尔(Weston Labarre)氏主张说美洲印第安人多半保持有他们的祖先在进入新大陆时自他们在亚洲的老家所带来的一个远古旧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基层的若干特徵,尤其包括对进入迷昏状态的强调【6】.顺著同一个方向而以中美洲的研究为根据,佛尔斯脱(Peter…

张光直: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商文明》绪论

   商是中国的“三代”——夏、商、周中的第二个朝代,这“三代”标志着中国史前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开始。但是商朝是谁?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讲,商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商是商族用来称呼他们祖先的都城的地名,(1)商以后的周人则把住在绕以城墙的都城里行使权力的王朝统治者称为商。(2)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了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这个名词开始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然后被推而广之用来称呼商国人民和其他与商同时的国家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也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以上的许多词汇和概念使用起来是很难界定的,而且目前还很难搞明白。起初,我们只需要说清楚我们所描述的是哪一个民族和它的历史就足够了。本书中我们将研究商这一时代——传统上被定为公元前1766—前1122年(这一年代是有问题的,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民。我们将首先关注商王朝统治区内的人民;然而我们也接触商王朝统治区外的某些与商有相似或几乎相同文明的人民。    商是一个有文字的文明,但是随着王朝的灭亡,王室的档案即使有些在王都毁灭时幸存下来,也逐渐散失了。到了差不多600年后孔夫子的时代,据说这位大师感叹道:   …

季卫东:法治建设如何回应现实需求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是党中央明确的基本思路。社会实践不断向前推进,法治建设须紧跟作出回应,任何社会都不应忽视法治的价值。    不过,如何落实法治,尤其是如何将法治的理念贯彻到治理的方方面面,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还会面临不少困难。    就此,财新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季卫东,解读法治建设如何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需求。    中国法治建设下一步   …

应星:“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

   韦伯在他1917年的著名演讲中,开篇就谈到了科学作为“天职”(Beruf)在物质意义上的含义——科学作为一种职业。这种区分与他两年后在“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的一个区分是一致的:“为”政治生存(live“for”politics)与“靠”政治生存(live“from”politics)。不过,在政治领域的这种区分并不特别明显,就像政治家所追求的权力的神圣精神(Holy Spirit)或荣誉(Glory)与政客所追求的虚荣(vanity)有时只有一步之遥一般。(1)而在科学领域,这种区分比较明显,因为学者生涯体现出更强的自律性而非他律性。学者外在的职位、荣誉与内在的价值时常是错位的,按照韦伯的话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两者的相合不过是一种运气而已。(2)所以,韦伯在对作为职业的科学做了简略的讨论后,很快就将重点转向讨论学者生活的内在条件。我们也因此容易忽略韦伯这些简略讨论的意义。其实,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述自有其重要的意义。职业化是现代学者与古代学者的重要差别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所谓的“安身立命”,必先有外在的安身,而后才有内在的立命。安身环境对大多数学者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只为自己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是寥寥无几的。年轻学者往往在刚开始走上学术道路时满腔热情,一旦受挫则易生怨艾甚至无法承受。他们之所以缺乏承受力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学术处境缺乏清醒的认识。韦伯在演讲开篇这部分的讨论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他在演讲后面所谈到的科学最重要的一个功用:清明。(3)尽管清明并不能帮助年轻人征服运气,却能使他们面对不利的处境时更加从容平和。    那么,韦伯是如何引导年轻人来认识德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呢?他主要是通过对比德国与美国的学术体系,强调了德国学术体系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他早在1894年就曾专门比较过美国的大学和德国的大学,那时他强调的重点是美国大学的竞争性对具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德国大学的冲击。(4)而在1917年的演讲中,韦伯将此洞察进一步发展成一个核心概念:“经营”。他认为德国的大学正在趋向美国化。而所谓“美国化”的含义是指:其一,手工工匠式的科学研究正在转向大规模人力及资金投入、合作与产出的大工厂般的科学研究;其二,“身份制支配”(5)的大学自治体制正在转向官僚化的大学体制;其三,本着个人爱好的研究正在转向严格专业化的研究;其四,年轻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上的时间张力、在教学评价上的民主化与学术研究的贵族化之间的张力更加强化。这几点使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围绕专业而经营的职业。相对韦伯早期的思想,他在1917年对德国教育体系的转型的态度更加复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所表达的是对“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的深切忧虑(6);而在现在这篇演讲中,韦伯所强调的是“科学已经踏入了一个前所未知的专业化阶段”,“一个人只有在严格的专业化情况下,他才能确实体会到,自己在科学领域里获得了某种真正完善的成就”(7)。在1894年的文章中,韦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大学“活跃的股票市场模式的那种危险性”,他将高度官僚化的所谓“阿尔特霍夫体制”直斥为“对德国未来的学者有直接的带有腐蚀性质的影响力”(8);而在现在这篇演讲中,他承认“和所有资本主义的经营,同时也是官僚化经营中的情形一样,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9)。不过,有一个思想是贯穿韦伯一生的:即在日益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里,在大学必须正视官僚化、产业化的冲击时,如何捍卫学术的自由和学者的尊严。正如上山安敏所指出的,在韦伯的大学论中,“‘大学的官僚制’是一根纵线,而‘学术自由’是一根横线,这两根线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他要我们理解管理体制与思想自由会在非常紧张的关系中‘同居’”(10)。德国教育体系的转型给年轻学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应该对这种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在官僚化、市场化的高压下怀揣着学术自由的梦想挣扎前行,既不让厄运瞬间击倒,也不为顺境沾沾自喜。    “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11),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简略地追溯一下韦伯演讲百年以来中国学术处境的丕变。    韦伯演讲发表的1917年,正值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时刻。如果说韦伯所述的德国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差别或多或少具有学术古今之变的意味的话,那么,对当时的中国学术处境来说,在古今之变以外,还有一个更为特别、影响也更为深远的因素:中西之别。虽然说18世纪江南考证学派的兴起已经揭开了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职业化的序幕(12),但是,中国传统学术真正的巨变还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这个巨变是在晚清经世自强之风席卷、西学东渐之潮涌来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学术的旨趣开始从“通人之学”转向专门之学,学术分科开始从“四部”(经、史、子、集)之学转向“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之学。(13)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从改革到骤然废止,新式学堂从初试到遍立,一个新的教育场域在世纪之交逐渐兴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士绅阶层脱胎而出。(14)到民国初年,有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学术巨变第一阶段的终结。第一件事是王国维1911年发表《〈国学丛刊〉序》:“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15)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思潮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调和论开始走向以科学为鹄的的中西会通论。第二件事是1912年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在1903年张之洞的“八科分学”和王国维的分科方案基础上最后形成了“七科之学”方案,并取消了经学。(16)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分科在制度上的最后确立。然而,作为知识分子主要寄身地的大学此时还处于新旧的过渡时期,在大学作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还缺乏明晰的标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视为中国学术巨变第二阶段的开始,因为是蔡元培把追求高深学术确立为大学的宗旨。北京大学在他治下以全新的人才吸纳机制、学术创新体制和学术自治精神奠定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学术社会”的基础。(17)…

渠敬东:“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

   一 引子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整整一百年前,韦伯在他“科学作为天职”(1)的演讲里,有这样一句话。今天,很多从事科学职业的年轻人,不管读没读过这篇经典的文献,只要是看到了这句话,想必心里都会翻起瓶子,涌出好多滋味来。在全世界都要统统接轨的时代,在学术标准化的时代,那些四处奔波求职的博士或博士后,那些在tenure track中等待审判的年轻教员,那些白天讲课、晚上写论文的“青椒”,那些没日没夜出诊看病,又要做实验、写报告的医学院里的小大夫……无论他(她)们来自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日本,或者是遍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什么地方,都深陷这场赌局中,精打细算,疲于奔命,每一步都要走得精确,每一刻都要勤勉努力,但前途依然捉摸不定,仍有很大的可能被他们的科学职业丢弃掉。    韦伯一百年前说到此话的时候,已是心绪难平,而今天人们再听到此话的时候,更感觉到切了皮肉般的疼痛。学术生活的这场赌博究竟由何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科学这项职业说起来如此高尚,是那么与众不同,人们却为何又偏将自己的“才华”交付给“运气”,将理想散落给现实去摆弄呢?很显然,一百年前,韦伯就已经洞见到,科学这项职业早已不是一个人仅靠志向或才华、苹果掉在地上的灵感、对死亡的冥想,或者是对于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探求所能确定的了。科学已经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实,连带着现实世界上的各种体制机制、自由资本和国家意志、人们世俗化了的精神及其独特的政治安排,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作为锻造科学职业的车间,影响着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的灵魂归向。…

李猛:专家没有精神?——韦伯论官僚时代的科学与文明

   一、韦伯的“伟大”    自韦伯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奉献了这么多的理智、耐心以及几近狂热的献身精神。无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误,他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1)    犯了错误,但仍然伟大!即使许多人不赞同前者,但很少有人否认后者。生前与身后,韦伯固然吸引了诸多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同样也不乏批评者乃至敌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巨大的分歧从未减损人们的敬畏。哪怕在最严厉的批评中,我们也能察觉到一种近乎道德义务的敬重,而这往往只有当我们面对一项超越个人命运的事业时才会产生。无论是否赞同韦伯,我们都必须严肃对待这位巨人,哪怕我们以为已经射中了他最脆弱的部位,当他轰然倒地时,庞大的身躯仍然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尊严和力量。    韦伯的伟大毋庸置疑,却不容易理解。韦伯的伟大,不是通常属于历史胜利者的辉煌,而更像一种失败的伟大。对于现代社会的困境,韦伯的作品呈现了大量冷峻而敏锐的观察,这些历史社会研究往往始于对昔日英雄时代精神的追溯,继之以对在这一精神荫庇下形成的制度的客观分析,然后就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只剩下尾随者的卑微与放纵者的逃避,一度生机勃勃的制度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空壳。韦伯的社会分析充满了无情的诊断,却找不到廉价的安慰。不过,与许多学者对现代危机漫不经心的无所谓态度不同,韦伯的全部工作都是要表明,他献身的科学,注定在面对这一危机时无能为力,这一无力,就是所谓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这一科学支配的理性化社会的生活之道。知识就是力量,但面对生活最根本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因为它通过退却甚至放弃获得了它全部的力量。文明对科学抱有的无限希望,与科学给文明带来的巨大失望甚至绝望,是我们文明的根本特征。在一个科学已经大获全胜的时代,在文明的自我反省中,令人惊奇的是,科学更像潘多拉打开的礼物,而不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火。韦伯对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具体历史分析,特别是他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都旨在探究科学无所不在的力量与原则上的无能为力这一现代性悖谬的社会学性质及其历史机缘。无论将韦伯思想的主题规定为“理性化”还是“世界的除魔”,其核心意图都是揭示科学在我们时代的使命与根本的局限。(2)韦伯的伟大,必须通过他探索的失败来理解。   …

《游子吟》(里程)

前言 近年来,一批又一批中国学生、学者赴美求学、深造,有机会接触基督教。他们聪慧、勤奋,富于进取。不少人开始翻阅《圣经》,步入教堂。然而,“神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童女生子”,“死人复活”… 象一盆盆冷水劈头盖脑浇来。他们或满心疑狐,或面露轻讽。唯物主义、科学至上和世俗骄傲横卧在神与人之间。他们虽仍偶尔参加教会一些活动,寻求的心门却渐渐关闭了。 我理解他们的挣扎,因为我曾经历过。同时,我坚信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理性没有根本冲突。1992年起,我在教会开办慕道班,按《圣经》的观点,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探讨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并到其他教会参与布道事工,使不少人得到帮助。为和更多人分享,在众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多次敦促下,才将大纲、资料整理出来,成为此书。书中的信息首先不是为了劝说别人,而是为要说服自己。 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这两本书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神创造大自然,科学家研究大自然,《圣经》和科学决不会彼此相悖。基督教信仰是植根于耶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真理,经得起质疑和推敲。有幸来到神面前的诚实人,都会相信耶稣,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不企望借着这本小册子,把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无神思想体系一下子扭转过来。拆除藩篱,使人能够谦卑地走近神、亲自面对神,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两年多的写作过程并非坦途,但常得到神奇妙的引领。感谢各教会的弟兄姊妹用恒切的祷告托住我,感谢我的家人的全力支持。这本书从策划到付印,始终得到《海外校园》杂志社苏文峰牧师、苏郑期英师母和同工们的直接帮助。没有他们的鼓励、参与和忍耐,本书现在是无法和读者见面的。 旅美逾十载,仍梦思萦绕着故土。人生近半百,始回到天父怀抱。我以双重游子的身份,将此书献给神,献给海外学人和国内同胞。愿更多灵魂被拯救,盼望祖国繁荣昌盛。愿神使用这本书,得到祂当得的荣耀。 里 程…

葛晓音:《唐诗鉴赏》前言

   唐代之所以可称为诗歌的高峰,不但因为产生了李白、杜甫等足以雄视百代的大家,令后人难以超越,还在于众多各有专精独诣的名家也留下了大量经典作品;更有无数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乃至不以诗歌为专长的各色人物,也或多或少有名篇传世,古今传诵,历久不衰。    唐诗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在中国三千年诗歌发展的历史中,唐诗正处于古典诗歌发展的抛物线的中点,各种诗歌形式已臻于成熟而尚有变化的馀地,各种题材也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因而作品往往具有恰到好处的天然魅力。    唐诗的魅力首先在于充满新鲜的感受和旺盛的活力。尽管先秦汉魏六朝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各类基本题材,但是随着大唐帝国的兴起,以及社会生活中新事物的不断发现,唐人又为许多传统的题材拓展出各种新的视角,即使是与古人同样的生活情境也能唤起唐人更为丰富敏锐的感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钟嵘《诗品序》),虽然是前代诗歌创作产生灵感的共同契机,但唐人又因海日江春、落花归雁、夕阳霜钟、寒雨黄叶触发了关于自然规律的思考;在杨柳、春草、明月、流水中融入了无处不在的离情别绪。“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同上),也是汉魏六朝诗中感荡心灵的主要内容。唐人则在贬谪去官的遭遇中发现了岭南、巴蜀、湘中、桂海各地秀丽奇险的山水,在林泉别业或郡斋官舍中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沧洲。宫人失宠的不幸不但使士人们联想到迁客逐臣类似的命运,更将思君的痛苦寄托在寒鸦的日色、长夜的宫漏、冷宫的秋月乃至满地的梨花上。从汉唐以来将士戍边不归、思妇泪尽深闺的历史悲剧中,诗人们望见了“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和阳关,也看到了葡萄美酒夜光杯中映照的沙场白骨,听到了戍楼上回荡的羌笛和秋风吹来的捣衣声。总之,面对永恒不变的大自然和代代相传的人类生活,唐人总能获得各种新鲜的启示,从而不断地给唐诗增添新的典型意象和表现元素。    在传统的题材以外,唐诗还开辟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诗境。尤其是唐代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成为滋养诗歌的沃土,许多在时光中难以留痕的视觉和听觉艺术借助诗人的生花妙笔得以传世。南北的统一,各民族的融合,西域、印度、波斯的文化传入中原,促使各种艺术高度发展。唐代诗人都有丰富深厚的艺术修养,对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艺术,具有细腻的感受和很高的鉴赏力,体现在诗歌创作中,或描摹琴瑟琵琶、觱篥箜篌的不同凡响;或形容丹青妙手的巧夺天工;或表现剑器、柘枝舞姿的刚健婀娜;或渲染月夜清歌的曼妙凄绝,都能充分运用比喻、通感、夸张、想象、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段,摹写传神,酣畅淋漓,极尽抑扬顿挫、变化万端之能事,令人读之惊心动魄,回肠荡气。这些诗再现了唐代艺术家们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也造就了一个个美不胜收的艺术妙境。   …

荣福直观

转自百度百科 在希腊精神灵魂的哲学背景下,荣福直观beatific vision 就是指那完全被净化但仍保有理性的灵魂,直接面见三位一体的天主。在这种思想中,人的终极高峰就是灵魂可以进入那绝对存有者的灿烂光辉中,这是荣福直观的狭义面。广义而言,荣福直观即是那些达到圆满成全境界的人,直接与三位一体的天主相遇。在非基督宗教的概念中则很少提到荣福直观,而多强调与他们所信的神在一起生活。 旧约曾提到在此世直接地看到天主,如雅各伯「我面对面见了神」(创卅二31)以及「我见了你的面」(创卅三10);梅瑟和七十位长老「看见了以色列的天主」(出廿四10~11;户十二8;申卅四10),但这里所指看见天主的说法仅是表示对天主临在的特别体验,充满了恩宠,所以并非真的见了天主,尤其圣经中也说过「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因为人看见,就不能活了」(出卅三20;民六22~23;十三22;依六5)。在这些思想中,以色列的信仰中的天主观,愈来愈被净化,也更具深度化,超越化,人也愈发现不能在生前面见天主。 中文名荣福直观外文名beatific vision 目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