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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in “圣山网论坛”

吳義雲:倪柝聲思想的特點和貢獻

转载自福音与当代中国 http://gospelchina.cn/article-detail/248.html 從人類和基督教的歷史來看,基督福音基本上是以一種“逆地球自轉方向”的方式被廣傳。從教會一開始建立時的猶太-巴勒斯坦地區,傳至中東,然後沿着北非,東歐,西歐,英國,美國,最後越過太平洋而到了中國。因此基督新教并非專屬西方的洋教,而是屬于全人類的天啓宗教。并且在其發展所至,随着年代的變遷,其勢力和影響力也此消彼長。同時,在基督新教發展的軌迹中,一面将文明帶給接受之地,一面又在當地産生神學家促其發展。 自景教入華以來,中國産生的神學家并不多,而能夠同時影響中西方的則更少,倪柝聲是少有的一個。不過,有學者認爲,與其說倪柝聲是神學家,倒不如稱其爲思想家。 因爲他留下了海量的著作,這些著作内容豐富全面,涵蓋基督信仰的各個思想主題,這些著述與其稱之爲“神學遺産”,不如稱之爲“思想遺産”更爲恰當。 其實,他更是一個兼收并蓄的牧者,他的思想和理論主要來自于聖經和對歷史上優秀著作的吸收,也相當程度上在于他自己的創造性直覺和牧會經驗。 以過學界對倪柝聲的思想和地方教會 有不同角度的研究,但缺少完整係統的梳理,筆者通過比較和分析倪柝聲的著述及地方教會的教牧模式,總結并挖掘出倪柝聲思想的特點和貢獻,本文也是拙著《倪柝聲思想和地方教會研究》第二部分結論的概要。 一、倪柝聲的影響…

孙宪忠:民法典编纂经验的几点思考

   一、民法典编纂最基本的经验是讲科学讲体系    今天我想和各位交流的题目揭示了我谈的主题。也许各位要问,现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已经完成,为什么还要讨论其编纂的经验?我想答案有两个。一个答案是在《民法典》编纂完成,也就是2020年5月28日它刚在全国人大通过,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举办了关于《民法典》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上总书记对《民法典》的编纂经验非常肯定。2021年11月,在一个公开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借鉴《民法典》编纂的法典化的立法经验,适时再推出几个法典。总书记没具体说推出什么法典,但是现在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已经开始研究做这个事情。另外一个答案是,有一些法学研究的班子已经在着手做学者建议稿性质的法典编纂工作。我了解的情况是,呼声比较大的是环境和生态方面的法典。它的名字还没确定好,是叫“环境法典”还是叫“生态与环境保护法典”,现在还没确定。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过去讲环境保护法,基本上理论和制度上比较成型了。但现在我国确立了生态文明的理念,过去大家熟悉的环境保护法,已经无法容纳生态恢复的制度内容。所以这部法典其体系和内容怎么确定,现在并没有一致的清晰的方案。另外呼声比较高的法典,就是行政法方面的法典,或者叫“行政法通则”。行政法方面的立法编纂成为统一的法典,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行政法的范围实在太广了,涉及军事、财政、民政、土地等自然资源、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公安等等,相关的法律系统庞大,编纂成像《民法典》这样统一法典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围绕行政法,编纂提炼出一个通则性的东西倒是有可能的,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再者,我国也有可能编一部“教育法典”。《教育法》刚刚修改之后大家觉得很不解渴,因为教育既涉及民生,老百姓对教育很关心;教育也涉及国家发展的长久大计。从幼儿园、中小学一直到大学,教育中产生的问题非常多,所以现在制定的法律已经比较多,将其编纂成为法典是有可能的。除了这三部法典呼声比较高之外,还有人主张编“土地法典”和“建筑法典”。    不论是总书记、立法机关还是学术界,都说要借鉴《民法典》编纂的经验再编几部法典,那么《民法典》自己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应当有一些可供研究参考的总结。事实上,《民法典》编纂完成后,已经有人写了这一方面的稿子,我觉得这些稿子都比较侧重于立法政治背景方面的经验总结,这当然很好但是并不足够。因为,政治指导思想方面的经验,距离立法科学方面的考量,还有一定的距离,甚至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社科院的课题组,一直高举的旗帜是“体系化、科学化”,强调立法要尊重立法科学逻辑,法律制度要讲究体系化规则。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别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应有遵循。本次《民法典》编纂工程开启很多年以前,我本人就多次撰文,探讨《民法典》编纂应该遵守的体系化科学化逻辑,讨论此前数次法典编纂未能成功的基本教训之一,就是没有遵从体系化科学化的要求;现实法律实践中,碎片化的立法和司法,任意性或者随意性的法律思维、法学观点,就是我们通过本次《民法典》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个现实问题的清晰认识,我本人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之后,坚持一再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议案,并且在法典编纂的全过程中一直坚持要依据体系化逻辑,解决碎片化立法和司法问题,要依据科学化思维解决任意性或者随意性思维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坚持数年一再提出立法建议,促成相关问题解决的原因。    我们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体系性,基本的依据是我国《立法法》中的三大原则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坚持,是符合总书记的要求的,也是符合《立法法》的规定的。   …

高等研究院专题:李威:高等研究院的现代价值与“中国化”研究

《教育探索》2016年9月刊 “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自拉丁语UNIVER⁃SITAS,本意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者共同体”。然而自20世纪初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学术资本主义的流行,大学与社会、市场、政府的关系开始紧密起来,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在这种世俗化扩张的过程中,大学的“象牙塔”特质逐渐褪色,这使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特别是致力于人文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丧失了传统的思维领地。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的不断扩充,大学内部的系科也更加细化,这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和创新十分不利。因此,在大学之外,需要创建一种隔离外界干扰、不涉及利益纷争、专门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高等研究院正是应运而生的新型组织。 一、高等研究院的历史回溯 1930年,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美国新泽西州创办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此后世界各国模仿创办此类机构的活动一直在延续。目前,全球已经建立了上百所高等研究院,它已成为推动人类科学和人文发展的核心“发动机”。 1.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是全球第一所高等研究院,其全称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并非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分。其下设数学学院、自然科学院、历史研究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每个研究学院都有一个小规模的终身研究员团体,每年也会有一些访问学者作为补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院理念是致力于“纯粹的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赞助商的压力,这吸引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一批世界级大师。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杰出人才的加盟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研究圣地,不少著名学者包括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杨振宁、陈省身、丘成桐等,都在这里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

李威:高等研究院的现代价值与“中国化”研究

《教育探索》2016年9月刊 “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自拉丁语UNIVER⁃SITAS,本意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者共同体”。然而自20世纪初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学术资本主义的流行,大学与社会、市场、政府的关系开始紧密起来,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在这种世俗化扩张的过程中,大学的“象牙塔”特质逐渐褪色,这使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特别是致力于人文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丧失了传统的思维领地。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的不断扩充,大学内部的系科也更加细化,这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和创新十分不利。因此,在大学之外,需要创建一种隔离外界干扰、不涉及利益纷争、专门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高等研究院正是应运而生的新型组织。 一、高等研究院的历史回溯 1930年,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美国新泽西州创办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此后世界各国模仿创办此类机构的活动一直在延续。目前,全球已经建立了上百所高等研究院,它已成为推动人类科学和人文发展的核心“发动机”。 1.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是全球第一所高等研究院,其全称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并非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分。其下设数学学院、自然科学院、历史研究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每个研究学院都有一个小规模的终身研究员团体,每年也会有一些访问学者作为补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院理念是致力于“纯粹的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赞助商的压力,这吸引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一批世界级大师。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杰出人才的加盟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研究圣地,不少著名学者包括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杨振宁、陈省身、丘成桐等,都在这里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

李威:高等研究院的现代价值与“中国化”研究

《教育探索》2016年9月刊 “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自拉丁语UNIVER⁃SITAS,本意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者共同体”。然而自20世纪初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学术资本主义的流行,大学与社会、市场、政府的关系开始紧密起来,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在这种世俗化扩张的过程中,大学的“象牙塔”特质逐渐褪色,这使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特别是致力于人文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丧失了传统的思维领地。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的不断扩充,大学内部的系科也更加细化,这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和创新十分不利。因此,在大学之外,需要创建一种隔离外界干扰、不涉及利益纷争、专门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高等研究院正是应运而生的新型组织。 一、高等研究院的历史回溯 1930年,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美国新泽西州创办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此后世界各国模仿创办此类机构的活动一直在延续。目前,全球已经建立了上百所高等研究院,它已成为推动人类科学和人文发展的核心“发动机”。 1.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是全球第一所高等研究院,其全称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并非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分。其下设数学学院、自然科学院、历史研究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每个研究学院都有一个小规模的终身研究员团体,每年也会有一些访问学者作为补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院理念是致力于“纯粹的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赞助商的压力,这吸引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一批世界级大师。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杰出人才的加盟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研究圣地,不少著名学者包括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杨振宁、陈省身、丘成桐等,都在这里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

任剑涛:工业革命与不列颠新帝国的兴衰

这就是霍布斯鲍姆指出的:“一个全盘工业化的工业经济体意味着开弓没有回头箭,至少工业化将持续往前推进。”一个国家,面对全盘工业化的进程,推进有力,就持续领先;推进无力,便迅速落伍。不列颠新帝国首尝工业革命的甜头,但也势必首尝落后于工业革命步伐的苦果。    这一跌落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漫长,是因为英国逐渐跌落的过程,耗时达到一个世纪。但跌落的世界霸主、新型帝国不列颠,不再重蹈古典帝国的覆辙:帝国的衰败,不再是一场国家衰亡之旅,而是国家毫不逊色地位列发达国家行列,仅只失去世界霸主的叱咤风云地位而已。这也是现代新帝国不同于古代帝国的一大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帝国兴衰“怪事”,就是因为新型帝国的国家运行逻辑几乎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国。结合前述,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首先,国家由盛到衰的发展,不再是一个从狂风暴雨的军事征服到国内衰退、被征服或毁灭的过程。不列颠新帝国的发展,首先是长期蓄积内功的结果,其次才是对外战争与征服的产物。借助的帝国拓展动力,不仅有军事的、政治的,更有经济的、社会的因素。新帝国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从这个国家的切近日常生活的创新和工业化转制上体现出来。诚如霍氏指出的,英国工业革命锻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的世界机制。这是诸社会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此前,各个社会要素很少如此交错地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勃然兴起的新帝国,即使遭遇一时的国内困难,或者碰上国家挑战,也不会催生一场国家迅疾毁灭的悲剧。“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代帝国定势宣告终结。    其次,国家由盛到衰的演变,不再是一场基于无序性的骑马民族的飘风骤雨征战,也不再是一场基于稳定性要求的农业民族的韧性德性较量。而是不断创新的工业机制是否持续复制和连绵发酵的过程。只要一个国家建立起了这种机制,这种机制就会像不列颠新帝国那样,成为一种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制。即便这个国家不再领袖群伦,成为世界霸主,但它的绵绵内力和对外关系,仍然可以保证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而不至于完全被挤出这一队伍。    再次,国家由盛到衰的变迁,不再是有一种社会要素引导的畸形兴衰过程,也不再是政治与经济要素不平衡导致动乱,而一旦达成平衡则让社会陷入死寂般的宁静。不列颠新帝国创制的工业革命机制,乃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创新机制。人们处在这样的机制中,总是会产生种种遏制和逆转它的冲动,农业乌托邦总是引导这些人,要么试图回到已经不知所以的传统,要么迈进美轮美奂的理想境界。但结果总是差强人意,甚至造成巨大灾难。新式帝国总是促使人们相信,基于现实的进步主义,才有望引领人们迈向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5)    最后,国家由盛到衰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国家独秀始终的过程。不列颠新帝国的崛起,确实是独秀于林。但工业化的进程,不会因为不列颠新帝国不再独领风骚,就失去了工业化的国家载体。工业化是一个向全球范围推进的人类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不列颠新帝国将工业化的诱人景象示范全球,凡是接受工业化逻辑的国家,尾随而来,努力效仿,力求超越。结果英国成为一个各国谋求发展的典范。典范本身的典范性未必能够长期保持,但模仿者本身却可能成为这一发展范式的新典型。这是一个一个工业国家接力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推动不同国家进入富裕与文明生活的扩展型发展模式。…

瞿旭彤:边缘与中心——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瞿旭彤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2023-03-17 18:00 发表于北京 本辑学刊出版于2022年秋季 瞿旭彤,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形而上学、宗教哲学、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德国哲学(海德格尔、尼采)、德国现当代基督教思想(巴特)、中国基督教思想史,著有Barth und Goethe.…